用“情”化解离婚纠纷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家务纠纷难断,离婚纠纷尤其如此。一般的民事纠纷,调解起来就是“法”“理”“情”三个字,家事纠纷特别是离婚纠纷则更重视“情”的方面。     

企业诉讼：“国”贵“民”轻？

当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在同一诉讼中“狭路相逢”之时,代表传统意义的“公与私”的两股力量发生矛盾和冲突也就成为必然,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目睹二者纠纷之诉讼现状当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进入同一诉讼过程之后,人们一般都会认为民营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是处于劣势的。但是,实际上这种劣势地位并不是绝对的,“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各自均具有一定的优势”,大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马江涛认为:“国有企业的优势表现在,国有企业     

打开“心锁”的“金钥匙”——记河北省“十大巾帼卫士”获得者徐广华

今年的“三八”妇女节对于她来说,意义重大。她被河北省妇女联合会、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司法厅授予“十大巾帼卫士”和“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她就是河北省承德市双滦区大庙镇司法所所长、人民调解委员会副主任徐广华。她自2002年担任大庙镇司法所所长以来,扎根基层,心系百姓,用巧解千家难、善调万户纷的“金钥匙”,打开一个个心结“锈锁”,使得一个个矛盾纠纷化干戈为玉帛,为当地播撒了和谐稳定的种子,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     

中国式现代化民事“诉非融合”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构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民事诉讼程序和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均已迈入数字化发展模式，但二者的公共服务功能供给不足，与当前基层社会治理需求不匹配，亟待从民事“诉非融合”协同创新和底层逻辑重构的双重维度寻求解决之道。在数字化协同创新方面，需进一步完善民事诉讼程序和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的衔接与融合，强化人工智能技术在多元化纠纷解决程序中的应用；在底层逻辑重构方面，应全方位融合民事诉讼程序与非诉讼程序，进行“一体化”制度融合，进而全面完善预防性法律制度，提升民事“诉非融合”型“诉源治理”水平和能力，有效防范和控制社会风险，破解基层社会治理矛盾纠纷妥善化解难题，促进中国式现代化民事“诉非融合”社会治理体系完善和社会治理效能整体提升。     

人民调解员“八忌”

矛盾纠纷的表现形式五花八门．纠纷当事人性格特点更是丰富多样．各有不同。“公平、公正”而无偏袒的调处结果。才能令双方当事人心悦诚服地接受．才会让双方当事人在协议签定后不会有“反复”或“变卦”等情形出现。因此，笔者认为，在调解矛盾纠纷时．人民调解员在调解丁作中必须要注意以下“八忌”．     

论“凶宅”交易纠纷与物之瑕疵担保责任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二手房交易也日益增长。许多“凶宅”交易纠纷也随之产生。但目前我国法律对这类纠纷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导致法院的判决各不相同。本文创新性地探讨了“凶宅”交易纠纷条件下，适用物之瑕疵担保责任时卖方实际可行的责任承担方式，旨在为同类案件的司法实践提出建设性意见。     

中国“国内软实力”建设的法治之途

如果我们将约瑟夫·奈的“软实力”浓缩地理解为一种国际舞台上的国家之间的“吸引力”，那么“国内软实力”则应当是一国政府或者执政党对于本国公民的吸引力，以保证自己能够长期执政。既然如此，那么加强我们“国内软实力”的建设，就要以人为本，化解社会矛盾与冲突，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加强我国“国内软实力”建设离不开法治作为支撑。一方面要提高制度建设的水平，充分发挥制度所具有的预防纠纷、减少冲突的功能，进一步提高法律制度应对社会矛盾和冲突的能力；另一方面，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城乡二元结构的差异要求法官在化解矛盾、解决纠纷的时候要注意采用恰当的立场。     

台上爱“民”如“子”台下爱“钱”如“命”

“口口声声为人民，一心一意谋权利”，这是张廷登的“两面人生”在他成为阶下囚后的完整呈现。     

从“独唱”到“合唱”“一体化”预防化解纠纷机制在济南法院的生动实践

杨胜海是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五里沟办事处的副主任，同时他还是槐荫区法院的一名“司法联络员”，居民们称他“社区法官”。他经常协助“法官工作室”收集居民反映的各种法律问题，然后在法官的指导下调处各种纠纷。     

“五心”“五善”化矛盾

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邹坞司法所针对该镇的实际情况，在人民调解工作上做文章、求突破，化解矛盾纠纷，总结出了“五心”调解法和“五善”调解法。     

“以决定否定判决”背后是权力失控

7月17日，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波罗镇山东煤矿和波罗镇樊河村发生了群体性械斗事件，此事被当地称为“7·17事件”，根源是矿权纠纷，导火索是一起久拖不决的“民告官”案。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陕西省国土资源厅违法行政。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国土资源厅竟然召开“判决”性质的协调会，以会议决定否定生效的法院判决。纠纷最终导致矛盾激化，事态升级。     

“游戏”视角下的民间规范治理研究

民间“游戏”通过规范实现社群治理,这种治理的正当性在于通过一种集体性的意向实现对社群成员的整合。很多社群的民间“游戏”是长期流传下来的,“游戏”的传统意味着社群成员对其形成了高度认同,这使得基于民间“游戏”的治理具有了可行性。“游戏”规范的治理路径在于通过民间“游戏”的社群环境识别“游戏”的意义,将民间“游戏”的规则与社群秩序的需求融合起来,完善相应的制度保护民间“游戏”,将“游戏”关联的规则融入到纠纷处理上。     

调解民间纠纷重在“五制”贵在“四心”

河北省易县良岗司法所坚持把化解民间矛盾纠纷做为服务群众的民心工程来抓。他们健全“五制”（责任机制、下访机制、排查机制、调处机制、回访机制），运用“四心”（热心、耐心、细心、真心）化解民间矛盾纠纷。基本实现了“矛盾少、秩序好、服务社会、群众满意”的目标。     

涉“外嫁女”征地补偿民事支持起诉案件办理与思考

“外嫁女”征地补偿分配纠纷是中国乡村治理难题之一，检察机关支持“外嫁女”起诉，既是维护妇女儿童等特殊群体合法权益、促进纠纷化解的重要方式，也是参与并推动社会治理的实践探索。检察机关在办理“外嫁女”征地补偿纠纷支持起诉案件时，应围绕“外嫁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核心问题，展开调查核实和分析论证，在尊重“外嫁女”处分权的基础上，以发出支持起诉意见书、参与调解和解等方式对“外嫁女”征地补偿分配权的诉求予以支持。下一步，检察机关应在继续完善民事支持起诉制度，与行政机关协同配合加强村民自治规范监督等方面发力，切实维护特殊群体合法权益，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检察保障。     

医患诉讼“双轨制”

去年7月，就民事权益中最具争议的医患纠纷而言，一部据称可带来“颠覆性变化”的《侵权责任法》实施了。     

中国传统社会构建和谐社会之路径初探——以“情”、“理”、“法”为切入点

近年来，在中国学界，和谐及和谐社会已成为十分凸现的论题。“情理法”不仅是中国传统社会法律研究中的重要论题之一，也是中国传统社会和谐思想的重要体现和中国人建构其所认同的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通过对“情理法”抑或“情”“理”“法”进行语义上的分析和梳理，再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情理法”的相互关系及其功能角度进行考察，不难发现中国传统社会是如何建构和谐社会的，从而启示我们对当下我国学界和谐社会的研究进行反思。这是很有必要的。     

深化“三位一体”大调解体系

调解，是我国传统的化解矛盾纠纷的有效办法。“和为贵”式的调解深深渗透于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族心理中，对促进人际关系和谐、保障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要深化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互配合、相互衔接的“三位一体”大调解工作体系和工作机制，就必须调动社会各个层面的力量，充分发挥调解在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和维护社会稳定中的作用。     

关注小区业主“圈地”现象

近几年，北京城区近郊逐渐兴起“双拼”、独栋、联体跃层别墅购买热。随着业主的陆续入住，这些中高档住宅小区开始不断发生物业管理纠纷。位于城乡结合部、辖区内建有中海安德鲁斯庄园、万科青青家园等数处高档小区的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王四营法庭近期发现，在今年上半年法庭审理的涉及高档住宅小区的物业管理纠纷中，因业主“圈地”扩建房屋、修建花园等形式引发的纠纷就有近十起。审理过程中，法官发现，多数业主在入住小区时并没有“圈地”意图，后来发现个别业主有所动作，才跟风而动。除此以外，在一些小区，个别业主不是在屋外“圈地”，而在房屋内向地基“圈地”，其行为具有一定隐秘性，对于连体别墅群的安全影响巨大，值得关注。     

“小金库”概念浅析

“小金库”概念的界定是开展“小金库”治理工作中最基础的内容。只有解决了概念界定问题，才能准确把握“小金库”的内涵和外延，进而判定“小金库”的“是”与“非”，决定“罚”与“非罚”。     

“雇凶”案性质剖析

当前，随着“严打”斗争的深入开展，一些离奇、“时髦”的社会丑恶现象渐次被揭露出来，一类类、一桩桩地浮出水面。“雇凶”案便是其中之一。所谓“雇凶”案是指一方人员使用金钱或动用其他物质利益买通另一方人员，为其殴打、伤害、杀害他人的案件。从掌握的情况看，这类案件的发案在呈上升趋势。如不予以及时、严厉地打击，将会严重危害广大人民群众的人身安全，影响社会稳定。而要“稳、准、狠”地打击该类违法犯罪，从目前情况看，首要的任务是给该类案件涉案人员的行为性质做一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