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宁市老年人口分布与养老资源错位研究

健康中国战略下,积极应对老龄化、建立健全养老和医疗等相关设施,成为许多城市关注的问题。目前相关研究很少关注西北城市的老龄人口的空间分布及养老资源错位的现象。本研究以西宁市主城区为研究区域,基于2010—2018年西宁市公安局各街镇人口数据和兴趣点（POI）数据,选用老年人口系数、赡养率、增长率和地理集中率四个指标,利用综合老龄化指数（CAI）模型、核密度函数模型和空间错位指数模型对西宁市主城区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布及养老资源（医疗资源、老年设施）空间错位现象进行探索分析,结果表明：（1）9年间西宁市主城区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已步入老年型社会。（2）通过老龄化综合指数可知：主城区外围街镇人口老龄化增长速度大于城区中心的街道,其中小桥街道、朝阳街道、马坊街道与乐家湾镇人口老龄化最为严重,2018年综合老龄化指数增长速度超过中心城区街道,西宁市主城区人口老龄化严重程度已从中心街道向外围街镇扩散。（3）通过空间错位指数计算可得知：城中区的养老资源数量充足但过于集中,城北区的养老资源分布合理但是数量较少,行政区之间的养老资源与老年人口分布存在较大空间错位问题。     

基于生活圈理论的合肥市城市养老服务设施空间配置合理性研究

基于生活圈理论,构建了城市养老服务设施空间配置合理性评价标准,运用GIS空间分析方法,从城市、行政区及街道等不同空间层面对合肥市城市养老服务设施空间分布特征及配置合理性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合肥市城市养老供给以社区养老服务为主要类型,城市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数量和体量在4个行政区间存有较大差异;2）合肥市城市养老服务设施空间分布、配置合理性均由城市中心向外围地区呈圈层式递减,城市新区是养老服务供给的薄弱地段;3）合肥市城市养老服务设施空间配置合理性在街道层面差异更显著,覆盖率相似街道呈现明显的空间聚集特征。     

新时代老龄化与养老资源适配度时空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运用核密度估计、耦合协调模型、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对中国老龄化、养老资源配置、养老资源配置与老龄化适配度的演化格局进行了探讨,并揭示空间适配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中国老龄化程度不断上升,且呈现“东高西低”空间特征;② 中国养老资源配置整体水平提高,空间分布上离散程度上升,各省（区、市）之间的绝对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呈扩大态势;③ 各省（区、市）养老资源与老龄化的空间适配度明显改善,适配度呈现东部沿海向中西部递减的发展格局,空间集聚程度不断提高;④ 养老投资、政策关注度、养老相关志愿者、老年人抚养比均推动本地养老资源与人口老龄化的空间适配,养老相关志愿者、老年人抚养比还具有明显的正向溢出效应,而老年人协会则抑制周边地区养老资源空间适配。     

产业与地形因素影响下的山地城市职住空间关系——以重庆市主城九区为例

选择重庆主城九区作为典型案例,基于百度慧眼识别的就业人口与居住人口数据,通过测算就业－居住偏离度指数分析其人口分布特征与职住空间关系,划分就业主导区、基本匹配区与居住主导区。并基于全国第四次经济普查数据,在对产业进行综合因子分析基础上,定量化识别产业综合因子和地形因子对重庆主城九区职住空间匹配性影响。结果表明：1）重庆市主城区的就业与居住人口空间分布趋势具有一致性特征,整体上呈现“中间高、四周低”的特征;2）重庆市主城区的职住空间基本平衡,街道尺度上职住偏离特征不显著,但城市多组团的中心地区职住空间匹配特征稍有差异,呈现主中心（解放碑）职住平衡度低、4个副中心职住平衡度高的格局;3）空间回归模型表明,综合性服务产业因子和生产性服务产业因子强化了职住分离程度,社会性服务产业因子、制造业因子和地形起伏度降低了职住空间差异。总体上,产业布局与地形地貌是重庆主城区职住空间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二者与政府规划、交通条件和居民生活相互补充、共同作用,塑造了重庆主城现今协调发展的就业－居住空间格局。     

基于公平最大化目标的2020年北京市养老设施布局优化

北京市正快速步入老龄化社会,机构养老作为一种重要的养老模式,对其布局公平性和合理性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科学和现实意义。本文首先预测了自然增长状态下2020年北京市老龄人口的空间分布,然后建立设施布局优化模型,该模型以各需求点到养老设施的可达性差异最小化为目标;并采用粒子群优化算法求解,对北京市养老设施进行以公平最大化为目标的布局优化。研究结果表明,在公平最大化的目标下,首都功能核心区和城市功能拓展区(即中心城区)所提供的机构养老资源不能完全满足本地需求。城市发展新区在满足当地的机构养老需求之外,还将为中心城区提供大量机构养老服务,生态涵养发展区在满足本地需求的基础上还可为其他地区提供少量机构养老服务。该布局导向与《北京市养老设施专项规划》提出的布局建议相一致,且符合中心城区用地紧张、郊区自然环境较舒适的现实情况。研究结果能为养老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建议,所采用的方法也能为其他类型公共服务设施的布局优化提供借鉴。     

大气污染物排放量与颗粒物环境空气质量的空间非协同耦合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针对区域大气污染物排放量与空气质量在时空分布上存在不完全协同、匹配的现象,论文选择SO₂、NO_X、PM_2.5、CO和VOCs作为大气污染物指标,选择气溶胶光学厚度(Aerosol Optical Depth, AOD)表征颗粒物环境空气质量,以武汉市为例,综合应用耦合模型和空间错位指数模型研究2类指标之间的空间非协同耦合规律。主要结论如下：① 武汉市大气污染物排放量与颗粒物空气质量具有不同空间分布特征,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呈现由城市中心城区向远城区递减的趋势,其中SO₂、PM_2.5和VOCs的排放具有明显的中心聚集现象,而NO_X和CO聚集现象不显著,且与道路分布明显相关;AOD分布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性,总体上呈由西北向东南依次递减的趋势。② 武汉市大气污染物排放与颗粒物空气质量的空间非协同耦合规律：越靠近城市中心城区,空间协同耦合现象越显著,空间错位现象越弱;越远离主城区,空间非协同耦合现象越显著,空间错位现象越显著;SO₂排放量与AOD在武汉市远城区的空间错位指数均大于0.7,且耦合度指数小于0.3,呈现较强的非协同耦合特征,NO_X、VOCs、PM_2.5的排放量与AOD在武汉中心城区的空间错位指数均小于0.5,且耦合度指数大于0.5,协同耦合现象较为显著。③ 基于时空非协同耦合分析城市大气环境污染治理建议：针对污染物与AOD空间错位不显著的城市中心城区,以本地减排治理为主;针对污染物与AOD空间错位显著的远城区,应在污染溯源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区域协调综合治理。     

中国大都市区的界定和发展研究——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研究

借鉴都市区概念,采用“六普”城乡统计口径,以区、县为基本单元,利用人口密度、城镇化率等指标界定了128个大都市区。其次,对2000~2010年中国大都市区人口规模结构和空间分布的特征及变动进行了研究。从规模结构上看,以大都市区人口表征的中国城市规模分布符合位序规模法则,且属于较为分散的类型,但斜率q从2000年的0.787提高到2010年的0.891,显示都市区的规模分布趋向集聚,且高等级都市区仍有一定发展空间。从空间分布上看,东部是中国大都市区的主要分布地带,且人口有进一步向该地区集聚的趋势,并形成了三大都市区连绵地区;中部地区都市区数量增加较多,但人口比重有所下降;西部地区大都市区发展最为滞后,都市区极化现象十分突出。最后就中国大都市区的发展提出了建议。     

广州市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及其可达性特征

基于休闲旅游资源POI数据,采用最邻近指数、核密度及栅格分析等方法,探讨广州市不同类型休闲旅游资源的空间特征及其可达性空间格局,并解析可达性空间格局的形成机制。结果表明：1）广州市休闲旅游资源总体上呈现“中心城区密集、边缘区稀疏”的分布特征,随着与市中心距离的增加,空间集聚度不断下降。2）不同类型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特征差异明显,文化类集聚程度最高,康娱类呈单核集聚,自然类呈板块式集聚,专项类最接近随机分布。3）广州市休闲旅游资源可达性空间格局的交通指向性明显,呈现以中心城区为核心,沿交通干线向外渐降,至从化区北部达到最低的特点。4）不同类型休闲旅游资源的可达性空间格局存在差异,整体可达性最高的是康娱类,可达性最低的是专项类。5）广州市休闲旅游资源可达性格局在“资源-交通-人口-行政”体系综合作用下逐渐形成的。     

郑州市主城区汽车服务业集聚及与交通的 空间关联

随着我国汽车产业的发展和民用汽车拥有量的增加,人们对汽车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大。以郑州市主城区为例,基于核密度估计法、局部Getis-Ord G^*指数,采用汽车服务业电子地图兴趣点（POI）大数据对郑州市主城区汽车服务业的空间集聚格局及其与内外交通的空间关系进行分析。研究表明：（1）郑州市主城区汽车服务业空间分布极不均衡,街道之间汽车服务企业数量的空间分布差异明显,且呈不断拉大的趋势;（2）汽车服务业空间集聚特征显著,空间上形成了中心城区双核块状集聚、边缘城区次中心分散发展的多中心、轴带状集聚格局,两大集聚热点片区越来越突出;（3）各细分行业也表现出不同程度的集聚趋势,汽车配件和汽车销售行业的专业化集聚区域逐步收缩,而汽车维修养护和汽车租赁业的专业化区域则大幅度地向城市外围地区拓展;（4）城市内部交通和对外交通便捷性是影响汽车服务业空间布局的重要因素,沿城市道路的轴线分布和沿高速公路出入口邻近分布是汽车服务企业区位选择的主导趋势。     

吉林市城市居住空间结构研究

以城市居住小区为统计单元,研究了吉林市城市居住小区的空间结构和社会结构.通过对吉林市居住小区资料的分析,归纳为5种类型:传统边缘小区、单位住宅小区、混合住宅小区、中低档商品房小区和高档商品房小区.运用密度分析法、圈层距离分析法和景观格局测度法,分析了各类居住小区的空间形态特征,归纳出目前吉林市城市居住空间的3个空间结构层次:中心城区、外围城区和城市边缘区.传统边缘小区主要分布在城市边缘区,在西部和南部边缘有较高的密度;单位住宅小区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区和外围城区,地块破碎度较小;混合住宅小区数量最多,面积最大,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区,外围城区也有较多分布;中低档住宅小区数量很多,分布较均匀;高档商品房小区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区和外围城区交汇处的松花江沿岸,在城市边缘区没有分布.运用叠置分析法分析了吉林市城市居住空间的资源可获性,并将资源可获性划分为5个等级,其中混合住宅小区的资源可获性指数最高,传统边缘小区指数最低.通过对小区居民的调查问卷,分析了各个类别城市居住小区内居民的社会结构特征.发现小区的社会分异现象初显,居住小区内居民同质属性越来越弱,居民生活社区化明显,邻里关系淡化,老龄化特征凸显.     

武汉市多维度城市公园绿地空间公平性分析

以武汉市中心城区为研究区域,居民建筑为研究单元,基于步行、骑行及公共交通3种出行方式,从城市公园绿地数量、质量及可达性3个维度衡量每个建筑单元的公园绿地空间公平性水平。结果表明：① 3种交通方式下建筑单元的公园绿地公平性分布相差较大,但整体呈现由城中心沿江区域向外围辐射递减的分布特征;② 随着居民出行方式的升级,极限出行时间内居民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因此所享有公园绿地公平性水平逐步提升;③ 城市公园绿地资源与人口分布存在空间失配现象,多数公园绿地分布于城市中部,而南北部城郊区域分布较少,西北和西南部多数区域居民享有公园绿地公平性水平整体较差。     

2000-2010年广州市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异及形成机制

分析2010年广州市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布特征,并采用因子生态分析方法、聚类分析方法划分老年人口社会空间地域类型,将两者叠加分析,得出广州市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异可划分为8种类型区并呈圈层和扇形分布的特征。通过与2000年的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异进行比较,归纳出广州市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异的变化具有历史继承性、随城市开发进程而结构趋于复杂化、出现类型更新和类型区范围变化等特征。广州市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异模式主要分为四种：老城区延续发展模式、中心城区更新转变模式、近郊区急剧转变模式、远郊区分异发展模式。最后从城市历史发展传承、城市规划建设引导、住房等制度变迁影响、房地产发展等方面探讨了广州市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异形成机制。     

城市人口与服务业空间协同的多维机制——以福建省为例

采用Hoover系数、空间聚集指数、重心模型、空间耦合指数以及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对1995—2015年福建省城市人口与服务业的空间协同机制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① 城市人口与服务业都有向中心城市集中的特征,服务业的空间集中度高于城市人口。② 城市人口与服务业都有向中心城市周边聚集的趋势,而且服务业的聚集度更强。③ 空间重心轨迹显示两者在东西方向上存在错位,服务业的分布更偏向东部沿海。④ 两者的空间耦合指数呈现持续上升的时序演化特征、由东部沿海向西部内陆逐步升高的空间梯度格局。⑤ 回归模型显示,城镇职工收入、农民收入、建设用地规模和固定资产投资是两者空间协同的重要影响因素。     

重庆市主城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空间格局演化与区位选择

基于重庆市工商企业注册数据,利用核密度分析、多距离空间聚类等空间分析方法,分析了重庆市主城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2002—2017年的空间格局演化特征,并借助Tobit模型探讨其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从现状分布看,距离城市中心4~12 km的城市中间圈层是重庆市主城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分布的主要空间,并呈“双峰”圈层分布特征,空间分布表现为“一主两次”多中心格局,集聚特征显著。2）2002—2017年,企业分布出现郊区化现象的同时大量向距离城市中心6~8 km范围集中,圈层分布由“双峰”结构向“单峰”结构转变,空间格局由单中心分布演变为“一主两次”多中心格局,集聚强度与规模持续提高。3）产业集聚因素对重庆市主城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的区位选择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相关区位条件和市内交通因素的影响,对外交通和空间政策因素在企业区位选择中的作用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中国新型城镇化与城市医疗资源空间适配性研究

为探究中国城市医疗资源配置的演化动向及与新型城镇化发展适配的影响机制,运用标准差椭圆、经济重心、泰尔指数、探索性数据分析、耦合协调度模型及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展开研究,发现：① 医疗资源分布空间异质性明显,医疗资源配置优化和空间再组织使得城市群成为医疗资源区块式聚集形态载体。② 医疗资源空间错配现象逐渐改善,适配呈逐步均衡化,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和次级中心城市外部性带动的适配组团化现象逐渐明显。③ 福利效应、需求驱动及政府引导均推动了医疗资源与新型城镇化的空间适配,而市场导向对邻近区域的影响更强。     

重庆市乡村义务教育资源可得性差异及影响因素

以国家统筹城乡教育发展试验区的重庆市乡村地区为例,采用Densi-Graph城乡识别法进行行政区划内部格网尺度的精准识别,在此基础上探究义务教育资源可得性水平的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基于Densi-Graph城乡识别法的重庆市城乡差异显著,乡村区域面积达79 752 km²,占区域总面积的96.82%。城市部分面积为2 616 km²,占区域总面积的3.18%。2）重庆市义务教育资源可得性水平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与关联特征,并呈现由中心城区向外递减的格局。3）政府重视程度、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交通设施水平、自然地理环境均与义务教育资源可得性水平具有显著相关性。4）交通站点密度与教育投入是影响义务教育资源可得性水平的主导因子,二者与各项因子的交互叠加作用增强效果显著;影响机制上,地形起伏度与坡度是乡村义务教育资源可得性水平的限制条件,社会经济是基础,交通是关键,教育投入是核心。     

City-Suburb Differences in African American Male Labor Market Achievement

This research tests the spatial mismatch hypothesis by comparing the employment probabilities of central city versus suburban African American males in nine metropolitan areas. Treatment effects models are used to control for the effects of both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and residential self-selection on the probability of employment. A positive effect of suburban residential location on employment is found for the residents of Dallas, Los Angeles, New York, and Washington, while no effect is found for the residents of Cleveland, Houston. Jackson, Memphis, and Newark. The general conclusion to be drawn is that the spatial mismatch effect is contingent on the particular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metropolitan area. Preliminary analysis shows that metropolitan areas with a spatial mismatch effect are large in terms of total population and total land area, and have less effici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