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建构主义视角下的边界——研究综述与启示

边界是人文地理学研究中的一个关键概念。边界代表着一种空间秩序和空间关系,是解读边境地区社会与文化关系形成过程的一个关键维度。由于边界所界定的空间秩序与国家认同的建构、边境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边民的身份认同等问题息息相关,因此学界对边界的社会功能与文化意义给予了持续关注。近年来,学者们逐渐从社会建构的视角重新诠释边界。边界不是地图上僵化的线,它所界定的空间关系与空间秩序,以及所承载的社会文化意义亦非固定不变的,而是国家与草根群体通过一定的社会与空间实践不断再生产与再建构。国家通过边界的营造刻写意识形态与国家认同,而普通社会群体对边界亦有着复杂的响应、调适与抵抗。在国际形势日趋复杂和变化的大环境中,边界凸显了新的意义和功能,重新认识边界如何打破旧的空间秩序并划定新的秩序,是人文地理学研究中值得关注的问题。本文从边界的内涵、边界的社会文化意义和跨边界实践3个方面出发,阐释建构主义下的边界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意义,并挖掘边界研究对国内研究的借鉴与启示。     

“全球—地方”视角下中国汽车生产网络的跨域关联与影响因素—— 一汽—大众案例

全球生产网络背景下,生产组织的“全球—地方”跨域关联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为探究中国合资汽车生产网络在“全球—地方”互动情景下跨域网络特征及地理空间表征,论文基于“全球—地方”生产关联与多尺度融合视角,利用整车制造一级供应链数据,分析以一汽—大众为代表的中国合资汽车生产网络的跨域关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全球—地方”多尺度融合为理解跨国公司构建全球生产网络的产业转移足迹提供了良好视角。德国大众公司通过构建全球生产网络嵌入中国汽车制造业体系,生产网络结构表现出典型的“全球—地方”关联特征。② 一汽—大众整车生产本土一级供应商数量的空间分布与中国国土开发的“T”字形战略高度吻合。供应商资本类型/技术掌控呈现出同类型空间集聚的地域组织模式,集聚程度呈现独资≈合资>内资的差异性特征。③ 一汽—大众通过整车厂生产转移和跨区域供应链采购,生产组织形成了以整车厂所在城市为核心、受地理边界制约的跨区域集群网络结构。④ 地理时空约束、区位优势与集聚效应、模块化生产为代表的技术革新、跨国集团的企业战略与外资俱乐部策略,共同影响了一汽—大众汽车生产网络的空间组织结构。论文通过典型案例研究,为理解“全球—地方”多尺度下中国关键性产业生产网络的组织结构提供了理论与现实依据。     

外来饮食文化影响下广州本地居民地方身份建构过程的代际差异

伴随着地理学的文化转向以及“身体”“情感”视角的引入,饮食文化的空间问题开始引发人文地理学界的关注。借助身份建构过程模型理论（identity process theory, IPT）,依托对38位广州本地人的深度访谈,阐释外来饮食文化对其身份建构过程的影响及代际差异。研究发现,外来饮食文化的涌入引发了老一辈广州人多重的身份危机感,激发他们投身于地方传统饮食文化复兴实践,以对传统的忠诚和坚守来建构其地方身份。而自幼就被外来及本土饮食文化共同包围的年轻人则善于在不同情境下采纳不同文化态度和策略来建构其地方身份,缓解身份危机。该代际差异折射出饮食文化空间政治结构的轮回,而恰恰是这一空间政治的轮回孕育了地方饮食文化的继替。     

艰难时世中的地理创造——张相文的地学生涯与学术贡献

张相文是中国近代地理学先驱。在时局动荡的清末民初时期,他将家国情怀与学术追求相结合,在不断转换的身份之中谋求地学报国。其地理学家的主要身份与革命家、历史学家、教育家、实业家等多重身份交织在一起。他是“中国地学会”(中国地理学会的前身)的主要创建者和组织者,是中国第一本地理学学术期刊《地学杂志》的主要创办者。他明确提出“秦岭—淮河”南北地理分界线,创编较为完整的地理学教材,积极投身洪水治理、田野考察为主的地理实践,强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地理学的迅速发展。论文通过广泛的资料比对重新归纳提炼了张相文的学术思想、主要活动及其现实意义。包容与专业精神、卓越的组织领导力、积极投身实践与治理、长期的坚守是他能够获得开创性成就的主要原因,也非常值得现今地理学者及团体发展借鉴。     

跨地方饮食文化生产的过程研究──基于符号化的原真性视角

全球化是去地方化,抑或在全新体系中定义新的地方性、凸显地方性,学术界对此一直存在争论。伴随全球化进程,地方性饮食追逐人口流动跨地方扩展,这些跨地方饮食在保持文化原真性和适应本地顾客需求方面挣扎。如何保持原真性,保持何种原真性成为跨地方饮食文化生产的焦点。本文通过对地方性与跨地方、原真性与符号化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基于饮食文化原真性的理论分析,揭示了“原真性的符号化”这一跨地方饮食文化生产的重要过程。与此同时,还阐述了在跨地方饮食文化生产过程中,原真性符号化的必然性及其循环过程,旨在为跨地方饮食文化生产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引,同时也有利于理解地方性文化的跨地方传播、创新与发展。     

共生与融合：乡村遗产地“人—地—业”协同发展研究——以听松文化社区为例

经过5000年文化积淀的中国乡村,除早已生成各自独特稳定的人居环境、社会结构、风俗习惯和运行机制外,更蕴藏了人—地和谐的生态智慧、特殊的地方性知识和丰富的地方遗产资源。作为复杂多元的地域综合系统,乡村遗产的现代化过程不仅包括土地、建筑等空间要素的嬗变,更反映了伴随“人”的生计方式与日常生活的地方实践所产生的乡土社会全系统变迁。实现乡村遗产传统与现代的共生、古典与时尚的互融、传承与创新的契合,需要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壁垒、搭建城乡内循环的桥梁,促进以“人、地、业”为核心的资源要素的流动、交互和均衡配置是乡村遗产地实现乡村振兴的核心要义。共生理论是研究乡村各系统内部关系的重要理论,利用该理论可解析乡村遗产地“人—地—业”3个子系统协同发展路径。论文以河北易县听松文化社区为例,基于共生视角阐释了返乡精英带动下人口、土地和产业3个子系统协同动态演化的过程,并提出乡村遗产地共生发展的价值逻辑：① 构建乡村社区共生体;② 促进地域循环共生圈;③ 培育横向产业共生链。以期实现乡村遗产地的人、地、业要素融合与科学重构,为保护和传承乡愁遗产地的文化资源、推动乡村振兴和建设美好乡村提供可能的理论启示与经验借鉴。     

古镇文化身份脆弱性的社会建构及其意义——多元话语分析模式的尝试

在建构主义研究范式的指导下选择多元话语分析方法,以江南水乡古镇周庄为案例地,对古镇文化身份的脆弱性进行社会建构分析。结果表明不同阶段政府旅游发展政策的改变、开发商的本质、传媒与专家系统的推力、游客凝视及对文化的态度、外来人群及其影响下原住居民的交往方式和价值取向共同建构了古镇文化身份脆弱性的形成过程。最后提出改造物质与生活环境、营建文化共同体、提倡理性交往等古镇文化身份脆弱性的治理对策,以期为文化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文化地理学概念、理论的逻辑关系之分析——以“学科树”分析近年中国大陆文化地理学进展

梳理近年中国大陆文化地理学进展,需要说明近年代表性的研究课题或著述与文化地理学学科体系之间的关系。1990-2005年中国大陆文化地理学主要从五个文化地理学主题开展研究。然而这五个主题之间的逻辑关系不十分清晰,也没有说清主要概念和理论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首先搭建文化地理学的“学科树”。地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地方和区域”,文化地理学的目标是从文化的角度分析“地方”的形成机制。本文将这个研究目标作为文化地理学“学科树”的主干,此外建立了“层间关系”和“尺度转换”两个分支,它们是探究地方性的两类方法。本文其次将文化地理学涉及的主要概念和理论分别挂在主干和两个分支上,并努力呈现出主要概念和理论出现的先后顺序,揭示文化地理学的发展进程。本文最后用“学科树”,分析了中国大陆主要文化地理学研究者自己提出的代表性著述。分析的结果是：第一,关于地方形成机制的案例类型多样,多是基于结构主义认识论的分析。第二,关于层间关系的研究已经突破了自然与文化两层关系的分析,延展到文化各层之间的关系。第三,在不同尺度文化区转换的领域研究较薄弱。     

对就地养老的反思——“人”与“地方”关系视角①

在有关养老的老年学和地理学研究中,“就地养老”是一个广泛使用的概念,并一直被认为是解决老龄人口养老需求的有效政策手段。迄今为止,关于就地养老的研究主要关注了很多能够让老年人健康就地(或在家)养老的物质方面的因素,比如住房条件或家庭照护。有些老年学研究者们认识到,就地养老受到居住环境中实体环境和社会、情感因素的共同影响。但我们认为,在养老体验研究中,要更加深入地审视“人”和“地方”之间的复杂关系。特别是,我们主张就地养老成功的因素是地方具有维持良好关系的潜力。提到“地方(place)”一词的时候,人们过分局限于关注老年人身体上接近的地理空间,或是具有实体边界的地方,例如房子或社区。而我们通过回顾现有文献发现,对许多选择就地养老的人来说,更具有意义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在不同空间尺度上所建立起来的多元的、网络化的社会和非社会关系。基于这个新的视角,可以更好地理解老年人与地方的多层次的联系,以及从不同尺度和不同类型的人与地方的关系来考察就地养老的意义。     

云南典型山地乡村农业扶贫的机制与效应研究——以特色经济作物种植为例

农业扶贫是乡村发展与贫困减缓最为关键且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西南山区孕育着独特的自然生态与社会文化,承载了中国传统人地互动的经典实践,同时也是观测国家发展计划实施后人地关系变迁的关键地方。本文以云南丽江高寒山区的玛咖种植与西双版纳热带山地的普洱茶生产为案例,分析并回溯两种特色农业扶贫计划实施的机制与过程,力图呈现并比较特色产业扶贫带来的乡村发展效应。研究发现：① 农业扶贫项目的选择与确立,需要符合“国家—地方”这一对多元尺度层级的社会文化语境与政治经济管治框架。各类经济作物被引进成为山地乡村的产业扶贫项目,得益于中国地缘政治战略、“内地—边疆”的社会文化分异以及地方多元行动者之间的复杂互动;② 农业扶贫使得山地乡村实现了资本下乡、土地利用有效转型,从而达到不同程度的经济资本积累与文化再造,使所在地方农民经历了从市场竞争的被动接受者到主动的市场主体的身份转型;③ 农业扶贫中“扶贫”与“产业”所表征的政治逻辑与市场逻辑之间并非互相矛盾与掣肘,二者在中国乡村发展语境之下得到了有效、协调的互促与兼容。本文为产业扶贫研究提供了来自地理学的新兴视角与反思,对西南边疆地区立足特色产业提振乡村经济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跨地方饮食品牌重塑理论模型的验证与拓展——以星巴克为例

文章反思了当代消费现实,将品牌原产地文化与在地消费文化作为品牌资产前置因素创建结构方程模型,对已有的跨地方餐饮品牌重塑模型进行了验证和拓展,进一步探讨不同的文化因素对于品牌重塑的影响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品牌资产的持续提升促成了品牌跨地方的重塑过程。原产地形象对品牌知名度、品牌忠诚度和感知质量具有直接、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地消费文化只影响品牌知名度,对感知质量和品牌忠诚度没有直接的影响作用,但是在地消费文化可以通过品牌知名度作用于感知质量,影响品牌忠诚度,而后决定购买意愿。跨地方品牌重塑的案例实践说明当代饮食消费主义的务实性回归。虽然原产地形象的光环效应仍然存在,但是良好的品牌质量感知成为顾客品牌忠诚度和购买意愿的另一重要影响因素。     

文学地理学视野下香港文化认同

通过文本分析和档案分析的方法,立足文学地理学分析框架和研究范式,分析了香港70年代、过渡时期、后殖民时期三部文学界热门且公认具代表性的作品——《我城》《烦恼娃娃的旅程》和《后殖民食物与爱情》,解构了作品中“本土”“国家”和“全球”3个空间维度下再现的地理物象、空间想象、人物活动、地方文化,窥探其内部隐含的文化认同与身份意识问题。结果发现,由于香港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不断变迁等原因,香港的文化和身份意识处于不断重塑的状态。通过文本分析,发现香港文学作品中最早萌芽的是“本土”意识。西西的《我城》被认为是本土意识的发轫之作,其在港英政府和回不去的家这一夹缝中在“城”这一空间尺度上勾勒出浓浓的地方意识。其次,在中国恢复行使香港主权这一背景下,《烦恼娃娃的旅程》这一极具回归题材代表性的作品深刻地刻画了香港人在身份认同尺度升级过程中的迷惘。最后,也斯的《后殖民食物与爱情》通过“食物”为线索讲述了回归后的香港故事,为读者认识后殖民时期多元文化混杂下的香港社会提供了细致的观察。通过对三部文学作品的分析,发现港人经历了由殖民统治时期本土身份意识的觉醒以及对中国文化的归属,到回归过渡阶段身份意识的尺度升级及其不适,再到回归后多元文化的交织和协商,不仅在尺度上实现了由地方到国家再到全球化的身份意识塑造,而且在结构上存在中华文化、西方文化和香港本土文化不断协商与冲突的三重性。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文学地理视角的讨论,发现这样的文化和身份意识不是属于某个群体的特有特征,而是根植于香港社会的每一寸肌肤,不仅反映了小说作者对香港社会的细致观察,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社会本身所面临的文化和身份困扰。     

空间的力量:广场舞的社会文化意义与地方认同效应

广场不仅是健身与娱乐空间,更是具有丰富的社会文化涵义的社会空间。从空间生产与地方认同的视角入手,基于3个广州广场舞社区的案例研究,揭示广场舞对不同群体（本地人和外地人）的不同社会意义以及广场舞对地方与身份认同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对本地人而言,广场舞具有再造社会主义集体生活与关系的功能,广场发挥了类似单位社区的作用;对外地移民而言,广场舞有助于重建因迁移而断裂的社会关系网络,广场具有类似乡村社区的功能;② 类单位社区和类乡村社区的构建,一定程度上增进了居民的身份认同和地方认同;③ 广场舞群体的身份认同和地方认同的强化,进一步为自治性社区能力建设提供了可能性。     

“村改居”后中小城市居民与迁入移民地方认同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村委会改为居委会或社区委员会（即“村改居”）给当地居民生活方式带来诸多变化,特别是迁入移民与本地居民的混合居住对当地居民的地方认同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两类居民在不断互动与融合中重新形成地方认同并成为乡村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文章以灵宝市Y社区为例,运用统计检验、因子分析法、质性研究方法探讨本地居民和迁入移民在地方认同方面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本地居民的地方认同水平高于移民居民,其差异主要体现在功能性的社区参与、情感性的社区意义以及决策性的去留意向方面;2）本地居民更加重视社区参与,移民居民虽然关心社区生活环境,但社区参与行为明显缺乏;本地居民和移民居民的情感认同分异显著,前者形成自我建构联结型情感认同,而后者产生他者凝视依附型的情感认同;去留意向表现出户籍-年龄异质性,本地居民比移民居民的去留意向更为明确,年轻居民搬离社区的意愿更强烈;3）地方认同差异是人地相互作用过程中,社区管理制度、地方自然、文化环境以及居民身份差异形成的结果。     

新型全球化与流动性背景下知识移民研究：议题与展望

通过CiteSpace可视化分析和文献分析,重点评述当前国外地理学对知识移民研究的主要脉络和议题,发现：① 国外对于知识移民研究相对细化,早期主要是教育地理学对于青年知识留学生迁移的系统研究,以及经济地理学对于知识移民及知识转移与全球城市发展关系的系列研究;② 新世纪以来,社会文化地理和人口地理学者开始关注知识移民的跨国和跨地方流动,并对其过程中的身份认同与经济社会文化资本、跨地方关系网络、流动过程和特征等议题进行了探讨;③ 新型全球化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经济崛起的背景下,知识移民与城市创新发展、以及回流移民（包括北南移民）现象越来越得到学者的重视,移民政策和移民-城市关系成为重要关注点。     

中国饮食文化地理研究综述

饮食文化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饮食行为、习惯和环境的时间沉积与空间相互作用的积累,主要包括食物本身的属性,制作过程和仪式,用餐的器具、环境、礼仪和风俗等。作为人类文化的一部分,饮食文化正日益受到国内外学者们的关注。通过对文献的统计、收集与分析,从中国饮食文化的基本概念和性质出发,以人地关系为主线对饮食文化的地理区域分异、地理环境对饮食文化的影响、饮食文化的发展趋势和饮食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等几个方面进行概述,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当前学术界对中国饮食文化的研究成果。     

乡村建筑营造:认同的建构

乡村建筑典型的地域性和多样性,与乡村的身份和地方认同有着紧密的关系。在建筑营造的过程中,往往交织着以精英为代表的权力意志、先锋理念与以草根为代表的自发、匿名行为。深受地域主义、现代-后现代主义、批判地域主义影响的建筑领域,对乡村认同的建构有着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梳理和实证这一脉络,对乡村文化地理有着积极的研究意义。研究认为,地域主义盛行时期,乡村建筑深受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但政治与主流文化的建构仍存在,建筑营造回应为民族性的认同;现代-后现代主义混杂影响时期,村民与城市进入乡村的居民,以追求现代性和个性拼贴的方式建构碎片化的认同;批判地域主义时期,建筑师与村民则以精英设计、公众参与的方式,在建筑营造和协商中重构彼此认可的乡村新认同。     

地方小吃空间扩散格局与模式——基于中国四大知名地方小吃POI数据的研究

以中国四大知名地方小吃门店兴趣点（POI）大数据为主要数据源,基于密度、距离与加权平均中心方法分析地方小吃空间集聚与扩散格局,采用空间自相关、聚类和异常值分析以及热点分析方法研究地方小吃空间集聚关联特征以及空间扩散模式。结果表明：① 地方小吃在不同尺度上的空间扩散格局存在显著差异,东部地区和中西部省会城市是地方小吃的主要集聚地;② 地方小吃的空间集聚表现出自相关特征,邻域扩散、等级扩散和跳跃式扩散等扩散模式相互融合;③ 地方小吃空间扩散的冷热点集聚区分异明显,反映出不同小吃认可群体范围的差异以及中国各地饮食习惯的空间分异;④ 饮食文化扩散与人口迁移扩散具有空间重合性,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人口净流入地区对不同饮食文化的包容性较强。     

非洲裔移民在穗宗教场所地方感特征及其形成机制——基于广州石室圣心大教堂的实证研究

宗教地理是文化地理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但在中国相关实证研究仍不多见。结合半结构问卷调查和访谈,对广州石室圣心大教堂的非洲裔移民宗教场所地方感特征及其形成机理进行探讨。研究发现：非洲裔移民宗教场所地方依恋和地方认同发展快于地方依赖;非裔移民较强的圣地地方依恋同时存在较强的空间可替代性,但又由于区位等因素存在宗教功能之外的非可替代性;圣地地方依赖则因被宗教教义视为功利性而被掩盖。回归分析表明,社交和场所互动时间是指示地方感的最显著指标。随着非粤宗教文化的融合发展,宏观政治环境以及语言文化隔离等外生因素正对宗教地方感的提高产生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