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地方”视角下中国汽车生产网络的跨域关联与影响因素—— 一汽—大众案例

全球生产网络背景下,生产组织的“全球—地方”跨域关联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为探究中国合资汽车生产网络在“全球—地方”互动情景下跨域网络特征及地理空间表征,论文基于“全球—地方”生产关联与多尺度融合视角,利用整车制造一级供应链数据,分析以一汽—大众为代表的中国合资汽车生产网络的跨域关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全球—地方”多尺度融合为理解跨国公司构建全球生产网络的产业转移足迹提供了良好视角。德国大众公司通过构建全球生产网络嵌入中国汽车制造业体系,生产网络结构表现出典型的“全球—地方”关联特征。② 一汽—大众整车生产本土一级供应商数量的空间分布与中国国土开发的“T”字形战略高度吻合。供应商资本类型/技术掌控呈现出同类型空间集聚的地域组织模式,集聚程度呈现独资≈合资>内资的差异性特征。③ 一汽—大众通过整车厂生产转移和跨区域供应链采购,生产组织形成了以整车厂所在城市为核心、受地理边界制约的跨区域集群网络结构。④ 地理时空约束、区位优势与集聚效应、模块化生产为代表的技术革新、跨国集团的企业战略与外资俱乐部策略,共同影响了一汽—大众汽车生产网络的空间组织结构。论文通过典型案例研究,为理解“全球—地方”多尺度下中国关键性产业生产网络的组织结构提供了理论与现实依据。     

基于冲突—适配视角的土地利用可持续性评价

土地利用可持续性评价是土地系统科学与可持续发展交叉学科研究中一个重要内容,对识别区域土地利用与管理问题,制定可持续土地管理决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土地利用可持续内涵解析出发,提出了一种基于土地系统冲突与适配视角、适用于不同区域与时段的土地利用可持续评价框架,并以2000—2015年长三角地区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① 基于土地系统外部发展施压及土地系统内部支撑角度,可以构建由“资源子系统冲突”“功能子系统冲突”“承载子系统冲突”“资源—功能适配性”“功能—承载适配性”组成的土地系统结构。并基于静力学平衡方程,通过计算结构支撑性与平衡性得到土地利用可持续性;② 长三角地区各项土地冲突适配指标中,土地系统功能冲突改善程度最高,但土地功能与承载适配程度最低。各项冲突适配指标具有显著的城乡、纬度、海陆空间分异特征;③ 长三角地区包含17种土地系统构型,呈现最稳定与最不稳定构型两极分布多、中间构型数量少的特征。长三角地区土地利用可持续性结果范围是0.20~1.58,其中浙江>安徽>长三角地区均值>江苏>上海,浙江诸暨市、安吉县等实施绿色发展战略地区显著高于江苏连云港市、如东县等实施传统经济主导型发展战略地区。本文可以为分析区域土地系统可持续性、设置土地可持续发展规划目标、探索土地系统转型方向提供思路与方法借鉴。     

文化地理学概念、理论的逻辑关系之分析——以“学科树”分析近年中国大陆文化地理学进展

梳理近年中国大陆文化地理学进展,需要说明近年代表性的研究课题或著述与文化地理学学科体系之间的关系。1990-2005年中国大陆文化地理学主要从五个文化地理学主题开展研究。然而这五个主题之间的逻辑关系不十分清晰,也没有说清主要概念和理论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首先搭建文化地理学的“学科树”。地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地方和区域”,文化地理学的目标是从文化的角度分析“地方”的形成机制。本文将这个研究目标作为文化地理学“学科树”的主干,此外建立了“层间关系”和“尺度转换”两个分支,它们是探究地方性的两类方法。本文其次将文化地理学涉及的主要概念和理论分别挂在主干和两个分支上,并努力呈现出主要概念和理论出现的先后顺序,揭示文化地理学的发展进程。本文最后用“学科树”,分析了中国大陆主要文化地理学研究者自己提出的代表性著述。分析的结果是：第一,关于地方形成机制的案例类型多样,多是基于结构主义认识论的分析。第二,关于层间关系的研究已经突破了自然与文化两层关系的分析,延展到文化各层之间的关系。第三,在不同尺度文化区转换的领域研究较薄弱。     

全球文化转变的理论背景与方法论框架——兼论中国文化的跨国实践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变局,全球文化的格局也在经历二战以来最深刻的转变。本文包含三个目的：首先,本文勾勒了全球文化转变的脉络和轮廓。文章首先回顾了有关文化全球化的理论,指出这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结果。同时,本文指出以资本主义现代性、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为基本前提和假设的文化全球化在21世纪、尤其是911事件以来受到了强烈的挑战。其次,本文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提出一个文化跨地方实践的“转译”模型,试图将微观尺度的文化实践与宏观尺度的地缘政治关系和过程,以及中观尺度的区域背景结合起来进行整体性考察。最后,本文结合孔子学院和李子柒网络文化实践等案例,对本文提出的理论语境和方法论工具的有效性和适用性进行证明,并对中国跨国文化实践的挑战和机遇进行了简要的述评和分析。     

遍在景观的特点、类型及成景方式——基于中国“八景”景观

旅游业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行业,旅游资源是旅游业发展的基础,深入挖掘“文化”主题的旅游资源是重要课题。本文基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尺度与尺度转化等地理学理论,使用19478个“八景”景观数据资料,运用归类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从旅游景观组成结构与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特性视角,提出了“遍在景观”概念,并探究了旅游景观结构的新模式。主要结论如下：① “遍在景观”概念体系。本研究界定了“遍在景素”内涵与属性,构建了“景素-遍在景素-遍在景观”概念体系与“景观指数、最丰指数假设”的分析指标,从而在理论体系上有所创新。② 遍在景观形成机制与途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是遍在景观形成的动力来源,要素的区域性是遍在景观价值形成的缘由,要素的整体性是遍在景观形成的基础,尺度转化是遍在景观演变的条件。遍在景观以“借景、择时、选位”三种主要途径组景。③ 遍在景观结构模型与特点。本研究构建并论证了遍在景观“二要素、三要素、四要素”结构模型,推导出了对应的景观指数增量模型,归纳了遍在景观具有近零费用、稀缺性、时间性和人为创造性4个特点。④ 遍在景观组成比例和开发程度。“八景”景观随机抽样和山西省案例研究表明,中国“八景”景观大部分包含遍在景素,自然遍在景素与自然局地景观组成比例最高,为56.28%。遍在景观结构以三要素为主,其中,以择时为主,选位次之。目前国内遍在景观开发利用程度很低,景观指数低于理论值。本研究结论为拓展旅游资源范围提供了一种新视角,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实践意义也很重大。     

鲁西南地区村镇聚落空间分异特征及类型划分——以菏泽市为例

村镇聚落空间格局系统认知与分类研究是乡村地域国土空间有效治理和差异化管控的基础,对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具有支撑作用,鲁西南地区相关研究时代和现实价值凸显。基于菏泽市2018年遥感影像解译数据,综合统计分析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多尺度多维度系统探测村镇聚落空间分异特征,并通过多维特征耦合划分村镇聚落类型。结论如下：① 菏泽市村镇聚落总体表现为点位密度较高、规模普遍偏小、形状普遍规整,国土空间集约整治潜力巨大。② 村镇聚落“三维”（点位、规模、形态）空间格局特征存在尺度差异性。市域尺度“三维”分布特征均存在一定空间异质性,但分异程度不明显;县域尺度“三维”特征空间分异规律多元复杂,表现出以乡镇为单元的局域多样性;乡镇尺度“三维”特征均趋向统一均衡,呈现单中心结构和“同质性”特征。③ 以乡镇为划分单元,基于“三维”特征耦合形成八种村镇聚落类型,并尝试分类提出空间优化和治理建议。     

对就地养老的反思——“人”与“地方”关系视角①

在有关养老的老年学和地理学研究中,“就地养老”是一个广泛使用的概念,并一直被认为是解决老龄人口养老需求的有效政策手段。迄今为止,关于就地养老的研究主要关注了很多能够让老年人健康就地(或在家)养老的物质方面的因素,比如住房条件或家庭照护。有些老年学研究者们认识到,就地养老受到居住环境中实体环境和社会、情感因素的共同影响。但我们认为,在养老体验研究中,要更加深入地审视“人”和“地方”之间的复杂关系。特别是,我们主张就地养老成功的因素是地方具有维持良好关系的潜力。提到“地方(place)”一词的时候,人们过分局限于关注老年人身体上接近的地理空间,或是具有实体边界的地方,例如房子或社区。而我们通过回顾现有文献发现,对许多选择就地养老的人来说,更具有意义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在不同空间尺度上所建立起来的多元的、网络化的社会和非社会关系。基于这个新的视角,可以更好地理解老年人与地方的多层次的联系,以及从不同尺度和不同类型的人与地方的关系来考察就地养老的意义。     

“双循环”新格局与京津冀高质量协同发展——基于价值链分工和要素流动视角

京津冀地区经历了从竞争、合作到迈向高质量协同发展的过程,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京津冀协同发展面临着新挑战和新目标,亟需实现创新驱动经济转型。本文从价值链分工和要素流动等方面入手,系统梳理了京津冀在“外循环”和“国内大循环”中的价值链地位和辐射能力,以及以“京津冀小循环”为表现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现状。结果发现,京津冀在“外循环”中没有形成世界级城市群相对应的技术分工和知识生产能力,处于价值链较低附加值环节;在“国内大循环”中,京津冀占据价值链高附加值环节,并向外输出技术和资本,但吸引和辐射力有限。进一步探究发现,京津冀在“外循环”中相对边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京津冀小循环”尚未打通,创新成果难以在城市群内部转化,从而未能实现“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的城市群定位目标。下一阶段京津冀城市群应以水平知识链、梯度创新链为驱动,构建城市群垂直产业链。具体来说,“内循环”中应着力打造“北京研发—天津高端制造—河北物流服务”协同格局,“外循环”中构建以知识转移和市场突破为核心的“北京创新集聚溢出—河北综合制造—天津研发、航运”分工模式,逐步实现“内循环”反哺“外循环”。     

共生与融合：乡村遗产地“人—地—业”协同发展研究——以听松文化社区为例

经过5000年文化积淀的中国乡村,除早已生成各自独特稳定的人居环境、社会结构、风俗习惯和运行机制外,更蕴藏了人—地和谐的生态智慧、特殊的地方性知识和丰富的地方遗产资源。作为复杂多元的地域综合系统,乡村遗产的现代化过程不仅包括土地、建筑等空间要素的嬗变,更反映了伴随“人”的生计方式与日常生活的地方实践所产生的乡土社会全系统变迁。实现乡村遗产传统与现代的共生、古典与时尚的互融、传承与创新的契合,需要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壁垒、搭建城乡内循环的桥梁,促进以“人、地、业”为核心的资源要素的流动、交互和均衡配置是乡村遗产地实现乡村振兴的核心要义。共生理论是研究乡村各系统内部关系的重要理论,利用该理论可解析乡村遗产地“人—地—业”3个子系统协同发展路径。论文以河北易县听松文化社区为例,基于共生视角阐释了返乡精英带动下人口、土地和产业3个子系统协同动态演化的过程,并提出乡村遗产地共生发展的价值逻辑：① 构建乡村社区共生体;② 促进地域循环共生圈;③ 培育横向产业共生链。以期实现乡村遗产地的人、地、业要素融合与科学重构,为保护和传承乡愁遗产地的文化资源、推动乡村振兴和建设美好乡村提供可能的理论启示与经验借鉴。     

旅游商业化“家空间”的代际权力关系与领域构建——西双版纳傣族园案例

论文以西双版纳傣族园的旅游商业化“家空间”为分析样本,基于亲代和子代双重视角,构建家庭微观领域政治的分析框架,意在揭示代际权力关系和领域构建机制。研究发现,旅游商业化的“家空间”是整合多代家庭、促进代际资源交换和权力平衡的协商空间：① 第一代经营者在旅游经营中积累了经济资源、社会资源,掌握着家庭决策权和家务分工权,通过主导空间设置、强化空间排他性、分配家务劳动等领域行为,实现领域构建;② 第二代经营者通过接受教育和外出务工,提高劳动技能,在家庭经营中凸显人力资源优势,提高了家庭自主权,并通过居住空间区隔化、私人生活独立化、家庭经营自主化等空间“去领域化”和“再领域化”策略,重塑领域格局。该研究为理解适度旅游商业化“家空间”的“权力—空间关系”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也是对领域化理论的补充,并为平衡代际权力关系、促进代际团结、推动乡村旅游小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实践启示。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ITS STATUS QUO AND TREND IN CHINA

I.IntroduchonTl1eacademic,scientificandpolicymaldngcommunitieshavefocusedconsiderableattentionontheconcePtofsustainabledeve1opmentSustainabledevelopmwtisdefinedas'developlnentthatllleetstheneedsofthepresatfwithoLifcon1prol1hsingti1eabilityoffLifuregenerationstomeetthoseofthefLlture'[26]Alnonghun1anneeds,themostessentialforthepresoforthefuturearefoodandfibre,theproduCtsofagnculture.Atthesan1etime,agriculturehascausedwidespreadenvironlllentalchange,whichhasafeedbacktoitssustainability.Itisnot…     

可持续饮食系统的研究进展与理论框架

20世纪以来,伴随农业的工业化和食物链条的“远距化”,典型食物危机事件不断涌现并沿着食物贸易网络蔓延至全球,引发了学界对饮食系统及其可持续性的持久关注。国外地理学界关于饮食系统主要有生产主义、消费主义和关系主义等认识。在梳理已有概念内涵的基础上,将这三类认识归结为不同情境下、特定形式的“身体-食物”关系,进而构建了以饮食原真、饮食安全、饮食健康为内在线索,以去地化和再地化为外在情境的分析框架,并藉此分析饮食系统的演变过程,提炼其可持续逻辑。进一步地,从“身体-食物”与“地方”的关系视角详细阐述了上述三个维度的具体内涵,并归纳了饮食原真与饮食安全、饮食原真与饮食健康以及饮食安全与饮食健康的交叉议题。     

全球大变局、大考验、大合作与地理学大作为——在首届世界地理大会上的主旨讲演

全球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进入21世纪的第三个10年,一场席卷全球的大疫灾及逆全球化浪潮使得全球局势“变上加变”。“大变局”同时也意味着对世界各国是否能坚持“大合作”的“大考验”,即在全球范围内,各个地区各个国家之间,能否抵御单边主义、封闭和对抗的倾向,从而逐步实现“大合作”。地理学能够在问题意识、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上连通自然与社会,贯穿时间与空间,揭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科学机理,捕捉世界各区域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特征,因此可以为全球可持续发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学理支撑。中国地理学研究要“赶上时代”和“引领时代”,关键在于坚持创新,坚持把创新作为中国地理学研究的核心。首届世界地理大会的召开,就是中国地理学家走向世界的新起点。世界地理大会未来要形成机制,定期举办,广泛邀请海内外学者参与,努力将世界地理大会打造成为具有广泛国际影响力的合作交流平台。     

发展地理学的发展与展望

梳理发展研究和现代地理学的思想与学术轨迹,将发展地理学的发展历程划分为学术思想萌芽期（18~19世纪启蒙运动到20世纪60年代末）、学术思想探索期（20世纪70年代初到90年代末）、学科建设期（21世纪初至今）3个阶段,各阶段特征都集中体现其学术领域的“欠发达”“发展中”“落后”国家和地区以及全球发展的研究主题与学科内涵。基于发展认识论、发展方法论和发展价值观,发展地理学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全球发展论、二元性和中心-边缘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等。在元问题的层面,采用在线词云工具提炼出发展地理学主要的研究内容包括发展的发展,殖民、不平等与发展,贫困、生计与发展,商品、贸易与发展,环境与发展等。展望未来,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新型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国别差异与区域差异将成为发展地理学联合攻关和综合创新的重点领域;发展地理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要重视本土化和国际化。     

2000—2014年全球粮食安全格局的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

粮食安全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整体目标的基础,由于“至2015年使饥饿人口比例减半”的千年发展目标并未如期实现,使得2030年零饥饿目标的实现面临更大挑战。鉴于此,亟需从全球粮食安全格局的时空演化中寻找全球粮食安全问题的内在原因。在建立粮食安全评价因子数据集和粮食安全影响因素数据集的基础上,运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法评价2000—2014年172个国家的粮食安全水平;进而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研究全球粮食安全格局的空间模式与变化特征;在此基础上运用多元非线性回归方法分析粮食安全格局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全球粮食安全格局呈现出社会经济发展与粮食安全水平“高—高集聚、低—低集聚”的空间模式,其中高值区主要分布在除东欧以外的欧洲区域、北美洲、大洋洲和东亚部分国家,低值区主要集中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和西亚地区、以及东南亚部分国家;② 在99%的置信水平上,欧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分别是全球粮食安全格局的热点和冷点,在非集聚区,海地和朝鲜等国存在长期粮食不安全问题;③ 全球粮食安全格局总体稳定,但极不安全和不安全组的内部变化明显,粮食安全水平波动最大的国家也是粮食最不安全的国家;④ 年平均气温、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获得洁净用水的人口占比、政治稳定与无暴力程度是全球粮食安全格局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表明,自2000年以来,全球粮食安全状况有所改善,但2013年出现趋势性逆转。受气候变化、居民购买力、健康卫生水平和政治经济稳定性影响,全球粮食安全始终波动不稳,局部区域目前仍面临突出的粮食安全问题。为此,建议制定基于粮食供给、食物获取、食物利用和政治稳定性四大支柱的粮食安全战略,并通过全球乡村振兴策略来推动粮食安全建设,同时逐步引入城市农业等多元化生产方式,使高度城市化区域建立起更富弹性的食物系统。     

全球粮食安全格局的时空演化

Food security is the primary prerequisite for achieving other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MDGs).Given that the MDG of“halving the proportion of hungers by 2015”was not realized as scheduled,it will be more pressing and challenging to reach the goal of zero hunger by 2030.So there is high urgency to find the pattern and mechanism of global food secur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In this paper,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database by using a multi-index evaluation method and radar map area model,the global food security level for 172 countries from 2000 to 2014 were assessed;and then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alysis was conducted to depict the spatial patterns and changing characteristics of global food security;then,multi-nonlinear regression methods were employed to identify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food security patterns.The results show:1)The global food security pattern can be summarized as“high-high aggregation,low-low aggregation”.The most secure countries a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Western Europe,North America,Oceania and parts of East Asia.The least secure countries a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sub-Saharan Africa,South Asia and West Asia,and parts of Southeast Asia.2)Europe and sub-Saharan Africa are hot and cold spots of the global food security pattern respectively,while in non-aggregation areas,Haiti,North Korea,Tajikistan and Afghanistan have long-historical food insecurity problems.3)The pattern of global food security is generally stable,but the internal fluctuations in the extremely insecure groups were significant.The countries with the highest food insecurity are also the countries with the most fluctuated levels of food security.4)The annual average temperature,per capita GDP,proportion of people accessible to clean water,political stability and non-violence levels are the main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global food security pattern.Research shows that the status of global food security has improved since the year 2000,yet there are still many challenges such as unstable global food security and acute regional food security issues.It will be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these differences from a single factor,especially the annual average temperature and annual precipitation.The abnormal performance of the above factors indicates that appropriate natural conditions alone do not absolutely guarantee food security,while the levels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the purchasing power of residents,regional accessibility,as well a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ability have more direct influence.     

土地变化科学中的尺度问题与解决途径

尺度问题是土地变化科学中的关键问题。总结国内外近10年来土地变化研究中尺度问题的进展表明:土地变化研究中的尺度问题多集中于数据处理、格局与过程的表征、驱动力的影响、模型运用、生态环境效应以及土地政策与可持续管理等方面。尺度问题主要产生于地理现象的异质性、地理系统的等级性、响应与反馈的非线性、干扰因素的影响及主观认识的局限等。土地变化中尺度问题研究的一般途径为尺度选择-尺度分析-尺度综合;尺度选择时应该以问题为指向,数据为基础,选择适宜的尺度;尺度分析中需要从更大尺度和更小尺度同时开展分析,找出重要的变化动态,防止信息的遗漏或夸大;尺度综合是认识全球与地方关系的纽带,可将其分为尺度上推和尺度下推,在尺度综合中方法是主导,目标是寻找各尺度之间的"连通性"。模型有助于深刻理解土地利用系统动态,发展嵌套式模型是目前尺度综合研究中的重要内容。     

Sustainability,corporate growers,regionalisation and Pacific‐Asia links in the Tasmanian and Hawkes Bay apple industrie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differing modes of insertion of the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apple industries into world apple markets, part of the evolving global fresh fruit complex. It is argued that the mix and behaviours of key actors in the global apple industry are realigning market links and production systems. Industry actors in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are confronting issues of quality and sustainability as a result of pressures from consumers, regulatory measures in traditional and emerging markets, and new technologies of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Governments are laying the foundations of national, regional and industry sustainability policies. An examination of the detailed structure and adjustments of the apple industry in Hawkes Bay and Tasmania reveals considerable differences in local responses, institutions and degree of restructuring of markets. The preferences and quality control requirements of export markets ar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to the extent that cultural dimensions appear to be altering the commodification process.     

基于空间模型的全球粮食安全评价

This paper presents a scenario-based assessment of global future food security. To do that,the socio-economic and climate change scenarios were defined for the future and were linked to an integrated modeling framework. The crop yields simulated by the GIS-based Environmental Policy Integrated Climate (EPIC) model and crop areas simulated by the crop choice decision model were combined to calculate the total food production and per capita food availability,which was used to represent the status of food availability and stability. The per capita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simulated by IFPSIM model was used to reflect the situation of food accessibility and affordability. Based on these two indicators,the future food security status was assessed at a global scale over a period of approximately 20 years,starting from the year 2000. The results show that certain regions such as South Asia and most African countries will likely remain hotspots of food insecurity in the future as both the per capita food availability and the capacity of being able to import food will decrease between 2000 and 2020. Low food production associated with poverty is the determining factor to starvation in these regions,and more efforts are needed to combat hunger in terms of future actions. Other regions such as China,most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and most South American countries where there is an increase in per capita food availability or an increase in the capacity to import food between 2000 and 2020 might be able to improve their food security situation.     

Scenario-based assessment of future food security

This paper presents a scenario-based assessment of global future food security. To do that, the socio-economic and climate change scenarios were defined for the future and were linked to an integrated modeling framework. The crop yields simulated by the GIS-based Environmental Policy Integrated Climate (EPIC) model and crop areas simulated by the crop choice decision model were combined to calculate the total food production and per capita food availability, which was used to represent the status of food availability and stability. The per capita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simulated by IFPSIM model was used to reflect the situation of food accessibility and affordability. Based on these two indicators, the future food security status was assessed at a global scale over a period of approximately 20 years, starting from the year 2000. The results show that certain regions such as South Asia and most African countries will likely remain hotspots of food insecurity in the future as both the per capita food availability and the capacity of being able to import food will decrease between 2000 and 2020. Low food production associated with poverty is the determining factor to starvation in these regions, and more efforts are needed to combat hunger in terms of future actions. Other regions such as China, most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and most South American countries where there is an increase in per capita food availability or an increase in the capacity to import food between 2000 and 2020 might be able to improve their food security situ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