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关系的进展、认知与和平前景

中印两国政府希望加强双边关系.本文旨在评估政府的这种热情能否对两国大众、政治参与者以及专家间的相互认知产生积极的影响.通过对民意调查、出版物和官方文件的分析,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两国问的相互认知明显地表现为矛盾心理和不信任情绪.     

中国民间对日认知现状与改善构想

由于中日之间历史问题和现实利益、传统友好和相互需求、国家意识和少数极端民族主义作祟等因素的交织,我国民间的对日本的认识是复杂的.近年来民间对日认知问题逐渐凸显,呈现前所未有的多样化,青年学生对日态度显现出鲜明的群体特点.分析民间对日认知的现状和中方影响因素,提出积极改善民众认知现状的构想,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中国与美国:相互认知与两国关系”研讨会综述

2011年3月31日至4月2日,由中美关系史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中山大学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联合主办,中山大学历史系和亚太学院承办的中国与美国:相互认知与两国关系研讨会在中山大学举行。这也     

中欧主权观分歧及其影响

历史上,主权是欧洲人发明,中国人被迫接受的概念;今天,主权是欧洲人试图埋葬,中国人极力捍卫的原则。中欧在主权概念上存在明显的认知分歧。主权观分歧对于中欧关系的影响总体上是消极的,使中欧之间容易孳生误解和争端,使中欧更难在很多双边问题上达成一致,并使中欧在第三方问题上的多边国际合作复杂化。但主权观分歧并未妨碍中欧建立战略伙伴关系。鉴于强化还是弱化国家主权对于中国和欧洲来说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双方应积极携手管理在主权问题上的认知分歧,通过相互避免、相互保证和相互适应,打破中欧关系中的主权僵局。     

李明博的外交新思维与中韩关系

李明博政府上台伊始，采取了亲近美日、全面追随美国的外交战略，不仅使中韩经贸关系由热转温，而且使两国之间在地区安全问题上的相互协调难以为继。目前，尽管中韩关系被提升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高度，然而由于对这种关系的不同解读与需求，双边关系虽可保持稳定，但并未见实质性突破。此外，中韩政府应高度关注两国民众的情感对立，以阻止相互负面认知的螺旋上升。     

新制度主义与欧盟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制度主义回归到政治学研究中,同时也成为了欧盟研究新学说中的一种。本文从新制度主义的三个流派即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的基本假设出发,着重论述了它们在欧盟研究中的具体运用。本文最后指出,虽然这些不同的流派在某些解释和阐述上存在着相互补充、相互借用的可能,但是由于它们在本体论和认知论方面提供的是相互竞争的诠释,因此,它们在这个层面上彼此之间是难以调和的。     

"复杂性"与中美关系结构的新变化

本文着重考察布什政府上台以来,中美关系的“复杂性”特征在两国关系结构的三个方面的体现和演化。作者认为,近年来中美之间的相互认知模式正经历转型。中美两国对双边关系的全面性和重要性的理解日益接近,但双方在把握中美关系的基本形态和内涵上将继续保持一定的认知差距和不对称。其中,美国通过不断提出新的中国意象/中国观,力图继续主导中美关系的话语权。与此同时,中美两国的利益互动模式面临新一轮重组,双方利益层面上的契合与矛盾又有新发展。     

中美经济网络间谍争端的冲突根源与调适路径

中美经济网络间谍争端的根源在于网络空间发展与经济社会运行深度融合、中美网络战略的结构矛盾,以及两国安全和发展利益的竞争特性。挑起中美经济网络间谍争端是美国寻求绝对安全的国家安全观和网络安全观的体现,也包含平衡中国实力增长的意图。随着对网络安全认知不断加深,相互政策不断碰撞磨合,中美两国管控分歧意愿逐步增强,及至达成各自承诺不从事、不支持经济网络间谍活动的共识。中美关系竞争面的上升,促使网络空间控制权和网络治理话语权的争夺成为常态,因而围绕经济竞争与安全博弈的网络争端仍将不断出现。未来中美能否有效管控分歧,避免引发新的冲突,还在于两个互联网大国网络战略理念的相互塑造和网络空间利益的相互调适,并在网络安全领域展开务实合作。     

俄罗斯与北约:脆弱但可持续的伙伴关系

由于俄罗斯与北约对合作目标的互惠性认知虽有差异但在战略目标上基本一致,同时从绩效来看,双方各有所获。但双方对东欧和前苏联地区地缘战略空间的争夺,特别是俄罗斯用"楔子战略"和2010年新版军事学说对抗北约东扩,同时,双方对各自在未来欧洲安全机制中的角色定位和相互定位也不同,因此,俄罗斯与北约的伙伴关系将是脆弱的,但是可持续的。     

翻译:语言与认知的区别

文学翻译的可能与否,主要取决于译者对异质文学的认知程度,取决于对母语和目标语的相关语言、文化知识的掌握程度、运用本领。本文试图以文学翻译的适合性为基本出发点,论述文学翻译与语言认知和文化认知的密切关系。     

Traduction：différence linguistique et différence cognitive

文学翻译的可能与否，主要取决于译者对异质文学的认知程度，取决于对母语和目标语的相关语言、文化知识的掌握程度、运用本领。本文试图以文学翻译的适合性为基本出发点，论述文学翻译与语言认知和文化认知的密切关系。     

东北亚地区的民族国家认同、地区认同与对外认知

认同会对政治的认识与行为带来重要影响。但从国际关系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本文就构建东北亚共同体为背景,以韩中日三国为主轴,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对东北亚地区民族国家认同的强度和影响力,民族国家认同对地区认同的形成以及东北亚国家的对外认识的影响,超国家的接触对国家、地区认同及对外认识的影响等三个问题得出了结论。并认为,韩中日三国均表现出强烈的国家认同,并对地区共同体的形成产生不良影响;东北亚地区存在的否定相互认知,根源在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     

2011年中欧关系的回顾与展望

2011年,中欧关系在欧洲债务危机中稳定发展。中欧贸易保持良好增长,双方在经贸领域的法律合作加深,但分歧和争端犹存;中欧科技领域的合作继续深化,中欧政治交往呈现多层次和宽领域的特点;中欧公众相互认知的鸿沟有所加大,但社会合作进展平稳,文化交流逐渐走向战略性和常态化;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务实合作得到加强,中欧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深化。总体来看,中欧关系的发展前景良好,但在一些传统领域的分歧仍然存在,并将持续对中欧关系产生负面影响。     

2010年中欧关系的回顾与展望

2010年,由于《里斯本条约》的生效、《欧盟2020》战略的问世,尤其是主权债务危机的困扰,欧盟面临着内部调整和外部扩展的多重挑战。在此压力下,欧盟将对外战略东移,开始重点经营与中国的关系。本文回顾了2010年中欧关系的发展,认为中欧双方在经贸关系、科技合作、政党外交、社会合作、文化交流等领域取得了进展,在其他领域里的合作机制不断推进。然而,由于缺乏相互的深层了解,中欧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认知鸿沟,将对中欧关系的未来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华文学习者华文水平及其与中华文化的认知、认同关系研究

本文运用问卷调查方法,对暨南大学华文学院73名外国留学生进行了调查,旨在了解他们的华文学习水平,他们对中华文化的认知、认同情况,以及华文学习水平与中华文化认知、认同的关系。调查发现,随着华文学习的深入,在春节、中餐、孙中山等文化项目上留学生们对中华文化的认知、认同会显著增加;同时,我们还对留学生们进行了直接访谈,结果发现85.5%的被调查者认为学习华文有助于增加他们对华人、中国、华族和中华文化的认知;70%的被调查者认为学习华文有助于增加他们对华人、中国、华族和中华文化的认同。     

新书架

<正>大国关系:中美分道扬镳,还是殊途同归?王缉思编著中信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本书是王缉思教授领衔撰写的论述中美关系未来前景的政论著作。本书指出,中美两国能否避免对抗,实现稳定的合作与发展,不取决于两国的外交和相互认知,而在于中美各自的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方向。本书认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需要融合内政、外交和第三方力量等诸多因素,全方位地开展工作。本书在客观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性的政策思路,对于加深对中美关系的理解和思考颇有助益。     

认知差异、双向互动与全球性规范建构——以网络安全规范的建构为例

传统研究基于单一理性假定,提出了一种单向互动的规范建构模型,即规范倡导者通过塑造接受者将个体知识确立为共有知识。然而,现实中经常出现不同倡议间相互竞争,以及规范倡议与最终确立的规范存在明显差异的情形。若从异质性出发强调行为体的能动性,则规范建构表现为不同的个体知识相互融合形成共有知识的双向互动过程。行为体的能动性通过两个机制导致多元倡议竞争的出现——行为体对议题的认知差异,以及对议题中规范建构的高度敏感性。在多元倡议竞争过程中,规范建构通过行为体之间双向性的认知调整完成,最终规范作为一种有限度的共识兼顾了各方偏好。在网络安全规范的建构过程中,各国基于自身偏好提出了一系列倡议,继而陷入了长期的倡议竞争。网络安全形势的持续恶化使得既有认知遭遇适当性危机,各方在反思与调整过程中开始形成有限的共识。     

澳大利亚民众对华认知分析——基于“澳大利亚与全球”年度调查报告(2007～2012)的实证研究

国际涉华民调是了解一国民众对中国看法的重要手段,一国民众的对华认知对于该国政府制定对华政策具有重要影响。基于海外民众对中国认知的特点,针对性地改善对象国民众对中国的认知,有助于提升双边关系。本文以澳大利亚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2007～2012年的"澳大利亚与全球"民意分析报告中的涉华部分为分析样本,对澳大利亚民众的中国观进行多角度的描述和分析,并探讨澳民众对华认知的影响因素和提升其对华好感度的建议。总体来看,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中国因素在澳民众全球观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澳民众对中国的认知更趋多元和立体化。澳民众对中国发展心态复杂,借重与防范并重。影响澳民众对中国认知的因素主要有双边关系、意识形态差异以及澳媒体涉华报道等。提升澳民众对华好感度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开展针对性的公共外交。     

东盟国家对“印太经济框架”的认知与反应——基于经济预期与威胁认知的解释

拜登政府推出“印太经济框架”后引发东盟高度关注，但东盟各国的反应却存在明显差异。经济预期和威胁认知是影响东盟国家对“印太经济框架”认知差异的两个重要变量。经济预期直接塑造了国家的经济决策偏好，威胁认知则会影响国家外交政策行为的倾向，两者共同决定了东盟国家加入或拒绝加入“印太经济框架”背后的行为逻辑。具体而言，新加坡、越南、菲律宾对“印太经济框架”持积极的经济预期，且对华威胁认知均比较强烈，因而坚定加入该框架；印尼、泰国都谨慎加入“印太经济框架”,但前者持比较消极的经济预期、对华威胁认知趋强且在一定限度内，而后者则持比较积极的经济预期且对华威胁认知较弱；柬埔寨对“印太经济框架”持消极的经济预期且对华威胁认知很弱，因而拒绝加入该框架。东盟国家对“印太经济框架”的差异化反应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干扰中国与东盟的合作，中国有必要对东盟各国的态度立场加以辨别，诉诸精细化的应对策略。     

乌克兰危机与西方的中俄关系认知及转换前景

乌克兰危机被称为“21世纪以来欧洲发生的最大规模军事冲突”,成为西方研究界再度强烈关注中俄关系“风吹草动”的催化剂。这些研究中,既有以宣扬两国关系脆弱性、结盟、存异为内核,并配合一些政客唱衰、抹黑、离间中俄关系的所谓“主流”认知,也有以强韧性、去等级化、求同为内核,尝试客观理解新型中俄关系内涵的“逆流”洞见。从危与机的辩证法角度看,“主流”与“逆流”之间存在着相互转换的可能性。然而,考虑到乌克兰危机恰逢新旧世界转换的关键时刻,西方关于中俄关系的认知要想从“逆流”转变成新的“主流”,显然将经历曲折复杂的过程,尤其是作为已被固化为西方意识形态组成部分的“主流论调”,还会继续成为“‘逆流’而上”难以跨越的一道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