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虚拟变量法的我国交通能源消费量预测

交通能源消费系统往往会因内外部影响因素的突变而发生结构性变动，虚拟变量法是经济计量中用于处理结构性变动的一种有效方法。本文根据虚拟变量法的原理，利用我国交通能源消费的历史数据，建立了我国未来交通能源消费系统的预测模型。该模型验证了我国交通能源消费系统中结构性变动的存在，并应用所建立的模型对2010年前，我国交通能源消费量的高、中、低三种情景进行了预测。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产业、空间、人口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分解

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构建城镇化进程中产业、空间与人口的交互发展对能源消费的融合传导机制, 并基于向量形式的Kaya拓展模型与“多项连乘和加总”的LMDI改进形式,对中国1998—2015年间的能耗总量变化进行因素分解。研究显示：城镇化对生产端能耗的拉动效应远大于生活端;传统能源驱动型产业的转型升级 与技术进步缓解了能源压力;近些年除消费支出以外的其他经济单元,因粗放型“三高”发展模式的改善,较居民 消费具有能耗比较优势;居民消费效应仍是间接能耗提升的主导因素,城乡居民消费行为趋同对生活能耗波动的正向贡献日趋增强,并随着人口规模的扩张成为能源可持续发展的掣肘;摊大饼式空间低密度蔓延加剧了能源 消费,仅人口集聚的规模效应对生活能耗波动具有负向贡献。进一步指出在新型城镇化能源约束强化的情境下,虽然产业层面的结构调整与技术进步对能耗的削减效应仍存在,但更应关注人口层面的居民消费方式及用能习 惯的改良,释放空间层面的资源配置对降低能耗的新动能,努力实现共享经济以缓解能耗压力,并据此提出几点 建议。     

中国人口发展对家庭生活基本能耗及碳排放的影响分析

人口发展是影响家庭生活基本能耗及碳排放的重要因素,而生活用能作为终端能源消费对总能源的消费结构、供求关系和节能减排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基于STIRPAT模型,运用中国1997-2010年30个省份的动态及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城镇化进程中不同地区人口发展与家庭生活基本能耗及碳排放的关系。结果表明,人均消费水平成为导致家庭生活基本能耗和碳排放升高主要的影响因子,而提高电力使用百分比和城镇化率抑制其增长。老龄化率及家庭规模在城镇化过程中对家庭生活基本能耗及碳排放的影响有着不同的作用。     

区域能源消费的分解框架——基于技术和效率的差异分析

基于PDA分解框架,引入Shephard距离函数和Malmquist指数将能源消费变动分解为若干因素,并将其应用于2007~2013年我国能源消费变动的分析。结果表明:潜在能源强度和潜在资本产出是我国能源消费降低的两个主要因素;在驱动能源消费增长的因素中,潜在人均资本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人口变化,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远比单纯的人口数量增长的作用大得多;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地域特征,技术进步主要在东部地区显示出正向节能作用,而技术效率则对西部地区的能源消费表现出显著的抑制效应。     

中国少数民族人口预测模型的构建与应用

建立了少数民族人口的LESLIE模型,线性拟合方程,分别对我国少数民族未来10年的人口数量进行预测,同时通过曲线拟合、线性拟合对少数民族的老龄化状况、乡村人口城镇化作出了定量分析。所建的LESLIE模型有很好的移植性,理论上来讲可推测很长一段时期内任一年的年龄结构,并可通过调整参量定量分析一部分少数民族人口政策及社会因素对少数民族人口发展的影响,可供有关研究及政策制定部门参考,对少数民族事务管理工作具有重要意义。而所建立的人口老龄化模型及城镇化模型则相对比较简单易操作,适合推测近期内的人口数据。     

基于因果和岭回归的新疆人口结构与CO2排放关系分析

利用新疆1958-2011年CO2排放量和人口数据,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岭回归模型对新疆人口因素变化与CO2排放之间的因果关系和作用力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如下.1)在改革开放前,所有人口指标均与CO2排放呈现双向的因果联系;但改革开放后,农村居民消费与CO2排放失去因果关系.2)人口因素对CO2排放的推动作用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变化较大;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生活方式发生较大变化,家庭户数与消费逐步取代就业结构和人口总量成为CO2排放最主要的推动因素.     

基于技术创新不同投入产出指标的中国能源消费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在技术因素用不同指标表示的情形下,通过对能源消费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均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因素、城市化进程、外商直接投资、能源价格变动、技术创新(进步)以及行之有效的政策制度,是影响地区能源消费强度的重要因素.能源价格的变动对于技术创新有强烈的诱致作用,能源价格的变动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诱致性技术创新对能源消费起作用的.从整体上看,技术创新(进步)对于能源消费弹性的确具有反弹效应,但由于目前中国整体的技术创新(进步)水平还未达到限值的阶段,因此加快技术创新(进步)水平还将是降低能源消费强度的重要手段.     

城镇化进程中居民消费对水资源消耗的影响效应研究

构建向量形式的Kaya扩展模型,运用LMDI方法将用水总量分解为人口规模、人口城镇化、居民消费、消费抑制因子、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6种效应。研究表明:用水总量的增长主要来自于居民消费的贡献,尤其是城镇居民消费引起的间接耗水的增长;人口规模和人口城镇化对用水总量的增长具有持续的正向作用,且人口城镇化的驱动力要强于人口规模;消费抑制因子对用水总量的影响经历了由正到负的过程,与用水总量之间存在反向变动的逻辑关系;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调整对用水总量的增长呈现出持续的抑制效应,但是变动幅度较小,凸显出当前我国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在节水方面的乏力。虽然居民消费极大地推动了用水量的增长,但是由于居民消费在整体国民经济中具有用水强度的比较优势,因此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并不违背水资源的节约目标,同时施以节水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改善等手段,能够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习惯形成与中国城镇居民信息消费行为——基于省级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运用1997～2008年中国26个省(自治区)的城镇居民家庭收支调查数据,在构建省级动态面板数据理论模型的基础上,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对城镇居民的信息消费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城镇居民的信息消费变动呈现出对收入变动的过度敏感性;城镇居民的信息消费表现出了显著的内部习惯形成,即信息消费存在棘轮效应;城镇居民的信息消费行为具有显著的示范效应。     

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薪柴消费影响因素分析

薪柴作为一种传统能源,依然是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的主要生活能源。落后的薪柴采集和消费不仅造成能源浪费,还严重影响着自然保护区的资源生态环境,因此促进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的薪柴消费向高效清洁的商品能源消费转变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基于陕西省洋县和宁陕县朱鹮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农户薪柴消费微观调查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自然保护区周边家庭薪柴消费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表明,0.01的显著水平上,家庭人口数、家庭年龄、养殖业收入对农户薪柴消费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外出务工收入对农户薪柴消费具有显著反向影响;在0.05的显著水平上,个体经营收入对农户薪柴消费具有显著反向影响。因此,通过提高农民的教育水平,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加强自然保护区转移支付等方式,促进自然保护区周边能源消费从薪柴消费向商品能源消费转变,是解决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森林资源破坏的有效途径。     

中国居民能源消费结构变化分析

采用指数因素分解法,从居民最终能源消费方式(产品层次)入手分析了1993年至2007年,影响居民能源消费增长的主要因素.研究认为:居民购买力增强、消费结构向能源密集型产品的转变是导致居民能源消费快速增长的最重要原因;能源消费产品结构升级则促进了能源消费节约;能源价格变化对居民能源消费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对碳排放的影响

近年来,将人口年龄结构作为温室气体排放驱动因素的研究很少,已有的研究也只是将人口年龄做简单分类,由此导致对年龄结构影响碳排放的考察不够深入和具体。本文细化了人口年龄结构,将人口年龄划分为0~14岁、15~29岁、30~44岁、45~59岁和60岁及以上五个组别,并基于扩展的随机STIRPAT模型考察了人口年龄结构对碳排放的影响,以达到更好地解释人口年龄结构对中国碳排放影响机制的目的。研究结果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对碳排放影响显著。不同年龄人口所占比重不同,对碳排放影响不同。其中,30~44岁人口对碳排放的影响最大,15~29岁人口的影响不显著,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对碳排放的影响为负。分析还表明,随着中国老龄化进程的加快,无论从生产还是消费渠道看,未来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都有减缓碳排放加速的可能。本文最后提出了从消费渠道降低碳排放的对策建议。     

基于IPAT-LMDI扩展模型的日本家庭碳排放因素分析及启示

日本是世界上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国家,其少子老龄化人口特征明显,资源相对匮乏,家庭崇尚低碳生活理念。中国已逐渐迈入快速城镇化、人口老龄化社会,人均资源占有量也并不高,因此,日本家庭碳排放的变化规律及相关经验对于中国节能减排对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文以日本2001—2011年数据为样本,基于IPAT-LMDI扩展模型,构建一个包括家庭规模、住宅利用率、经济发展水平、碳排放率、能源消费结构和能源消耗强度的日本家庭碳排放因素分解模型,并就各因素变动对日本户均碳排放的影响程度、日本户均碳排放对因素变动的敏感程度进行双向分析。结果表明,日本户均碳排放波动上升趋势是正向驱动因素和抑制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碳排放率、能源消费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是正向驱动因素,能源消耗强度、家庭规模和住宅利用率是抑制因素;不同时期日本户均碳排放对抑制因素的敏感程度不同,总体来看对家庭规模的敏感程度较高,对经济发展水平的敏感程度较低。日本家庭碳排放的因素分析启示我们,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应转变家庭能源控制视角,优化家庭能源结构,合理控制住宅增速、规模和节能标准,提高家庭低碳生活意识和水平。     

中国能源绿色消费水平的时空演化特征及驱动因素： 基于“社会—技术”系统转型视角

探索基于能源转型相关理论框架构建评价指标，从宏观上量化研究中国能源绿色消费水平的时空特征。以中国30个省份为研究对象，从“社会—技术”系统转型视角构建包含7个维度共20个具体指标的中国能源绿色消费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其2006－2019年相关面板数据，采用熵权TOPSIS法、空间计量模型从时空双维度对其能源绿色消费水平演化特征及驱动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区域能源绿色消费水平呈波动、稳升、速升3阶段的螺旋攀升趋势，具有明显马太效应，呈“东高西低”的集聚发展态势。（2）在影响区域能源绿色消费水平的7类驱动因素中，低碳产业结构、能源新基建、科学技术发展、环境规制、城镇化、城市绿化具有正向空间直接效应，高碳能源消费结构具有负向空间直接效应；科学技术发展、城镇化具有正向空间间接效应，低碳产业结构、能源新基建具有负向空间间接效应，其余因素的空间间接效应不明显。因此，应注意加强区域间科学技术合作、深化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理念，推动中国能源绿色消费水平稳步上升。     

华北地区能源行业产出对气象条件变化的敏感性分析

全球性的气候变化正在成为社会经济的重大影响因素,能源行业的发展也面临着应对气候变化,特别是包括应对极端气候事件在内的影响因素。本文旨在研究气象灾害对华北地区能源行业产出的影响变化情况,将气象因素引入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对1987-2010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动态的分析,研究能源行业产出对气象条件变化的历年敏感性影响,并具体分析气象灾害对能源行业产出的影响方向和程度。研究结果显示:①气象条件变化对华北地区各省市的影响程度和方向不一,但总体而言对能源行业产出存在显著敏感性影响;②就整个华北地区而言,低温冰雪灾害对能源行业的影响程度远大于高温、干旱、洪涝等灾害对能源行业的影响程度;③从历年变化的角度来看,华北地区能源行业产出对气候因素变化的敏感性变化情况,与各省市相关气象灾害的分布和损失情况存在某种一致性。根据敏感性研究结果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家庭规模对中国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影响研究

家庭规模是影响家庭消费的核心要素之一,已有文献仅从消费量角度考察家庭规模对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影响,忽视了家庭规模对能源消费结构和碳排放结构的影响。本文的逻辑是,家庭规模经济既影响消费水平又影响消费结构,不同消费品的碳排放系数不同,因此家庭规模与消费水平、消费结构和碳排放之间具有密切关系。利用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本文研究发现：①不同消费品存在程度不同的规模经济效应;家庭规模越大,人均消费越低;规模经济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具有单调的边际效用递减特征,规模介于2~4人家庭的消费量受规模经济影响最显著;②家庭规模对各类消费品在家庭消费中所占比例的影响不同,因此不同规模家庭具有不同消费结构,从而具有不同的碳排放水平和结构;③家庭规模经济对碳排放的影响具有非单调的边际效用递减特征。基于上述结果,在家庭规模小型化的人口变化趋势下,对于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认识需要充分考量家庭规模因素,实施基于不同规模家庭的差异化消费政策,有利于引导能源合理消费,促进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     

基于技术进步的中国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前后两个30年的比较

本文依据1953年-2009年统计数据,以单位产值能源消耗为指标,将新中国划分为两个阶段（1953年-1977年和1978年-2009年）,比较了两个阶段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显示：从1953年-1977年,随着人均GDP的升高,人均能源呈同步增长;单位产值能耗从6.76t标准煤增长到17.9t标准煤,能源消耗弹性从3.59下降到-0.58,两者呈现反相关性;从1978年-2009年,随着人均GDP的增大,人均能源消耗波动上升;单位产值能源消耗从17.50t标准煤下降到5.05t标准煤,而能源消耗弹性波动较大。本文依据IPAT方程从广义技术角度对其进行了理论分析,结果表明在前30年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耗依赖性较大,对技术依赖性较小;而后30年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耗依赖性减弱,对技术依赖性增强;技术转变与技术进步是引起这种变化的关键因素。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山西省能源消费可持续发展研究

能源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现代社会发展对能源消费依赖程度日益提高。能源消费系统作为复杂系统,与经济、人口、环境等外在因素紧密相连,认识和把握能源消费规律及其变化趋势成为提高能源安全的基本前提和必要条件。本文选取能源大省山西作为研究对象。山西省既是能源生产大省,也是能源消费大省,高耗能的产业结构、初级能源为主的品种构成,导致山西的经济发展是以消耗大量的能源为代价的。论文运用系统工程的思想,对山西省能源消费系统及其相关子系统进行分析,构建系统动力学模型,采用5种不同发展模式分别对模型中节能技术、洗煤率、SO2排放系数等关键因子进行调控,实现对2010年-2020年间GDP增长率、单位GDP能耗和SO2排放总量的中长期预测。对比5种发展模式的预测结果及变化趋势,并结合山西省的实际情况,认为模式5能够较好实现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是相对最优调控方案。该方案给出的政策建议包括:加强现有装备技术改造,进一步关停落后产能,加强资源循环利用,削减污染物前端排放,加快发展太阳能、沼气等新能源等。     

中国工业行业能源消耗强度变动及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利用中国29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在中观层面上对中国工业部门及其内部不同能耗特征的各工业行业的能源消耗强度变动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不仅研究了技术进步及能源价格对工业行业能源消耗强度的影响,还考虑了高耗能产品出口贸易结构、产权结构以及能源替代等因素.实证结果表明,科技经费支出的增加有助于高能耗行业能源效率的提高,这些行业通过加强节能技术的开发和利用将有很大的节能潜力;企业产权结构和出口贸易结构对工业行业的能源消耗强度有显著影响;能源相对价格的提高对工业行业的节能降耗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电力、石油等能源产品占总能源消费比例的增加降低了工业行业特别是高能耗行业的能源消耗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