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生态视野中的20世纪中国文学

从精神生态视角关注20世纪中国文学,属于精神史研究的范畴。从隐喻的意义层面,肺结核、疯癫、阳痿分别构成了20世纪不同历史阶段中国社会精神生态的典型病相,通过这些典型病相研究,可以发现20世纪中国社会精神生态的某些特征和侧面:肺结核病在文学作品中的大量出现和写实性病相描写,赋予这种病症一种更为深刻的社会文化思想的本质性内涵,隐现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压抑、黑暗、寒冷的社会精神状态;疯癫是一种精神畸变和异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疯颠”,主要有两类:被现存文化秩序“命名”的疯癫和自我“命名”的疯癫即“佯狂”。疯癫作为一种精神畸变,隐喻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封建文化的非人道本质和20世纪中国启蒙思想的悲剧性历史境遇;性与政治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呈现为复杂的逆向关系,大量“阳痿”形象的出现,在20世纪下半叶极“左”时期专制主义文化中,成为特定历史语境中“乌托邦”政治的同构语。肺结核、疯癫、阳痿,作为“身体政治”,共同建构了20世纪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价值走向,以及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生态的某种历史真相。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接受与当代中国文论话语建设

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引进、吸收与话语建构是当代中国文论话语建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中国文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译介与研究主要历经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界开始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性引进;20世纪90年代,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处于从文艺社会学到文化研究的转变;21世纪以来,学界开始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展开批判性反思。     

接受与拒斥——批判理论在中国大陆的命运

中国学术界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最初接受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奇怪的是,与此前任何一次激进思想的"西学东渐"不同,社会批判理论进入中国是静悄悄的,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让自己的激进主义思维定势发挥作用,他们乐意接受社会批判理论.但拒绝将其变为可以付诸实践的社会改造的工程.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二:第一,自20世纪90年代起思索中国社会演进问题的语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渐进、温和式的改良"作为社会演进的一种更为合理的模式得到了普遍认同;第二,从自由主义角度接受西学的中国知识群体在中国学术界拥有了更大的话语权,他们构筑起一道思想的防线,阻止激进主义式思维定势在社会批判理论的实践效用问题上发作.结果,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及文化批判的思想在中国的效应就被严格限制在学术界,作为一种批判社会和进行文化批判的学术话语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批判活动提供学术后援,基本上没有找到进入大众日常生活的通道,无法将自己生涩的批判语言化约为一般民众对自己生活状态进行省察时所使用的日常反思语言.因此,它在中国至多掀起的是书卷中的风暴,成为知识分子愤世嫉俗性格的话语实现模式之一.     

80年代新名词与90年代新话语现象

20世纪 80年代新名词与 90年代新话语既是一种语言现象 ,也是一种文化现象 ,它与国门开放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密切相关 ,可以说是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同时这一现象在中国得以通行还与现代汉语作为语言体系的品性有关。现代汉语是深受西方语言影响的新的语言系统 ,它与西方语言具有亲和性 ,这种亲和性使它对西方语言具有敞开性。本文主要从语言和文化的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阐释。新名词作为新的术语、概念、范畴和新话语方式从根本上是一种新的思想 ;也就是说 ,它本质上既不是汉语所已有 ,也不是汉语所潜在的即汉语在机制上所能产生的 ,…     

三足鼎立、各有千秋——消费文化语境下的当代中国文论话语形态

20世纪90年代以来,消费文化在中国社会蔓延并给文学理论带来危机,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当代中国文论话语呈现出三足鼎立的形态:即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泛文化研究文论话语和侧重审美的文化诗学话语。     

文化生态与20世纪80年代的词学研究

20世纪80年代的词学研究是在当时文化生态机制中产生的,它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思想、体制等文化因素的发展变化相适应,又与20世纪的学术传统和学术精神相联系,其全新的研究格局、多维的学术视野、独特的话语景观,构成了当代文艺学研究的亮丽风景。     

解构与重建——五四文学话语模式的生成及其嬗变

本文对中国五四文学话语模式的生成及其嬗变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晚清的中心话语是文言话语，文言话语是一种权力话语，它表征了知识者与民众都缺乏自我认识。到了“五四”，文言话语模式被突破，取而代之的是开放的、自我出场的白话话语模式。作者还认为，到了３０年代，白话话语被推向边缘，而隐形大众话语则占据了中心位置     

阁楼上的疯女人和古屋里的活死人—权力话语理论下的伯莎与艾米丽对比研究

基于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及其对疯癫的理解，文章对《简·爱》中的疯女人伯莎·梅森和《献给艾米丽的玫瑰》中的活死人艾米丽·格里尔森进行了对比。伯莎和艾米丽虽然所处的社会背景不同，但都有着悲惨的命运。她们都是在权力话语中被边缘化、被异化的他者，是失语的一方。伯莎在夫权的权力话语中被推向了疯癫；艾米丽在多重权力话语的重压下过着活死人的生活。     

从"运动战"到"阵地战"——浅析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

结合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世界政治大动荡时期西方社会资产阶级统治方式的改变和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现实,依据对市民社会的全新理解,葛兰西提出了文化领导权理论,强调了掌握文化领导权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重要性,重视知识分子在夺取文化领导权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代表了20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一股最富有创新性的潮流,对我国当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亦有重大借鉴意义。     

批判的复兴与文化研究的辩证法

文化研究当前所处的困境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批判维度的退场导致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批判的复兴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如果社会分析的再出场意味着符号解读的退场,那么我们又将失陷在历史话语的迷宫之中。其实,对于中国从事文化批评的知识分子来说,关键还不是理论范式问题,而是中国现实的具体的语境问题。     

知识分子的话语权与西方社会的变迁

知识分子的话语权与社会结构的变迁是高度相关的.纵观西方社会史,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对社会变迁的影响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在18世纪之前的前现代社会,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中复兴的知识分子独立的话语权,协助资产阶级打破了封建社会的金字塔型社会等级结构,推动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18世纪至20世纪60年代,知识分子开始由自为的革命的话语旗手转化为自觉的社会良知的话语捍卫者,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向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转型;20世纪60年代以来,虽然知识分子的批判话语有失落的危险,但他们依然承担着防止中产阶级社会异化的作用.     

知识分子"下乡"与近代中国乡村变革的困境——对20世纪30年代县政建设实验的解析

辛亥革命后,中国乡村社会日益落后的现状与知识分子的理想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落差,一部分知识分子带着重建乡村社会的理想"下乡",并在20世纪30年代与国家政权改革县政的政治追求相结合,形成了一股县政建设的潮流。这些知识分子通过"民族文化的重构"、"科学的西化"和"国家权力向下渗透"等方式对乡村进行改造,却又因近代以来国家政权的长期不合理而导致的乡村社会转型内驱动力缺乏的困境,最终又无可奈何地离开了乡村。     

新启蒙时代的少数民族文学:多元化与现代性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在思想解放的潮流中,普遍接受启蒙现代性的指引。随着不同文学潮流的出现,少数民族文学逐渐获得主体性言说的自觉,构成了与主流文学话语对话的多元化成分,它的意义在于在通过自我表述,而成为西方式现代性话语的他者对照,包含着反哺主流话语的潜力。     

政治、语境与历史:20世纪后半期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变迁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史学。辛亥革命史研究与社会变迁共振。20世纪后半期,中国社会因政治主题演变、社会思潮交替和时代话语环境转换,大体可分为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结束、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和整个90年代三个阶段,在这几个阶段,人们对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和评价各有不同,从而勾画出一幅生态各异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学术变迁的画卷。     

20世纪90年代中国艺术的美学特质与文化品格

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当代史上承上启下的历史时段.随着思想层面的进一步解放,中国的经济环境与文化环境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中国整体文化格局的变化以及各文化形态之间的互动关系的变化,使得20世纪90年代中国艺术在整体上呈现多元、互渗的状态.20世纪90年代中国艺术最核心的美学特质是平民化的美学视角,此时的艺术创作聚焦于表现代表个体意志的平民阶层的生存状态,从而折射出整个社会的时代特征.20世纪90年代中国艺术在时代特有的情境中,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文化自省与自觉,体现出强烈的人文精神关怀,彰显出一种难能可贵的文化品格.     

20世纪90年代中国艺术的美学特质与文化品格

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当代史上承上启下的历史时段.随着思想层面的进一步解放,中国的经济环境与文化环境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中国整体文化格局的变化以及各文化形态之间的互动关系的变化,使得20世纪90年代中国艺术在整体上呈现多元、互渗的状态.20世纪90年代中国艺术最核心的美学特质是平民化的美学视角,此时的艺术创作聚焦于表现代表个体意志的平民阶层的生存状态,从而折射出整个社会的时代特征.20世纪90年代中国艺术在时代特有的情境中,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文化自省与自觉,体现出强烈的人文精神关怀,彰显出一种难能可贵的文化品格.     

艰难的主体重建--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

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开始了一个艰难的主体重建的过程。首先是在批判中寻找失落的主体性。当时的创作虽仍然表现着极强的政治性,但已不是追随权威话语而图解新的政治意识形态,而是试图独立地介入,寻求自己的表达。2 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坛出现了“忏悔”与“反省”的现象,文学开始更多地揭示知识分子的人格弱点。它不同于过去对知识分子的诋毁,而是标志着一种独立人格的觉醒,反省的过程也是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修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历史不应忘记文学批评与研究的积极参与。文学主体性的倡导、“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呼唤、现代知识分子精神资源的重新发现,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遗憾的是,历史没有给知识分子话语的发展提供足够的空间,从2 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它不得不面对各种反叛与挑战     

中国90年代文学批评的后现代文艺景观

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体现出了回归本来角色的多元探索姿态.中国90年代文学批评的激变与20世纪50、60年代产生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有着极强的话语联系,在批评观念、话语操作、批评方法、价值判断上表现出了对后现代主义文化话语的极度张扬,展现了丰富多彩的后现代主义文艺景观,从而对中国文学批评整体转型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整体批判

20世纪90年代文学作为一个独立断代,其意义和价值,尚未得到文学理论批评界的深入研究。20世纪90年代文学对于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整体性的农耕书写特征、整体性的启蒙叙事、革命叙事困境,具有主动性反拨的意味。重新认识20世纪90年代文学,我们可以梳理出三种叙事走向:探寻古典文化、皈依身体性属和走向民间话语。20世纪90年代,作为20世纪的"末世",其文学短处和它的成就一样鲜明,对20世纪80年代的厌弃(包含对20世纪80年代对五四文学的高扬策略的厌弃),使它带上了无起点又无终点的"世纪末"色彩。     

失职的年代

我觉得,当今的中国学界,既不如"五四"那一代,不如"一二九"那一代,也不如20世纪80年代.80年代中国知识界在经济上虽然比较局促,当时有"拿手术刀不如拿剃头刀"的说法,但士气高昂、思想活跃且富于社会关怀和进取精神.应当说,那是一个知识分子大体尽职的年代.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经济地位相对提高,成为尾随在官员和商人之后的另一个得利阶层,但士气上却一蹶不振,整体上从关怀社会转向关心自我.进入新的世纪,仍然精神萎靡,不见起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