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孟頫"古意"说对现今艺术创作的启示与意义

"作画贵有古意"是元代赵孟頫针对南宋末流院体画过于精丽巧密、脱离现实、绘画衰退等现象提出的一种艺术观点,并在其艺术创作中予以实践.对于这一理论,历来褒贬不一.其实,赵孟頫并不是脱离现实的复古者,他所谓"师古"就是掌握传统技法;而"师造化"则是反映现实.对现今的艺术家而言在创作中弘扬"古意"说对创作出好作品具有重要意义.     

汉赋对话体及其文化蕴涵

对话体很早就被文学所利用.本文对对话体发展变化进行了粗线条的勾勒,追溯了汉赋对话之体的直接渊源,着重从语言形式、讽谏方式、对话起因三个方面论述了汉赋对话之体所负载的文化蕴涵.认为汉赋对话之体充分地体现了汉代士人的生存处境,反映了汉代文士在政治体制的改革的过程中逐渐边缘化以及他们面对现实政治进行心理调适的艰难、痛苦和心灵扭曲的心路历程,也使我们看到了门客文化所具有的顽强生命力和对中国士人心灵的约束力.     

唐宋时期汉赋的经典化过程

唐宋文学家在创作实践中对汉赋的认可与接受,促进了汉赋的经典化过程,主要表现在传统题材的拓展、艺术形式的发展、表现手法的学习等方面.文学家、评论家在理论上的批评总结,也是汉赋经典化的重要途径.唐宋时期理论上出现了一种"去经典化"的文学思潮,但主流还是肯定汉赋的功绩,对汉赋的发展、价值、作家作品、创作手法等方面予以评价.这种肯定对于汉赋经典化起了积极的作用.唐宋时期对于汉赋的注释、选辑、摘引等,也是经典化的途径之一,为明清时期大规模的汉赋文献整理奠定了基础.     

浅析中国古代的讽谏艺术

讽谏是一种以言取效的言语行为。讽①是用含蓄的话指责或劝告。谏①是规劝君主、尊长、朋友,使其改正错误。运用一定的语言表达来使人达到如错能改的目的,这就是讽谏。本文通过分析古代讽谏艺术的特点,试图揭示其中的规律的奥秘,从而总结前人,启示今人,告诫后人。一、诤言直谏,极力规劝,以情感人直谏就是敢于说直话,极力规劝,以情感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种讽谏方式在历史上不乏其例。“古弼极谏为黎民”②就具有典型性,古弼见到百姓要求田业的上书,入欲陈奏,恰遇世祖与给事中刘树对弈,“志不听事,弼侍坐良久,不获申闻”,于是他起来到世祖…     

遂客主以首引 极声貌以穷文——对汉赋美学价值的再认识

有人认为汉赋是一种宫廷文学,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润色鸿业"服务的。此观点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未能全面认识汉赋的美学价值,严重地影响了汉赋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及其在当今社会的流传与发展。就汉赋的形成发展、美学价值做简单的梳理,为人们正确学习、传播汉赋提供一些有益的帮助。     

说闻一多"诗唐"说

闻一多"诗唐"说的含义要从唐诗的创作、流布和欣赏以及诗人的社会地位等诸多环节去诠释。唐人创作诗歌,处于一种完全自觉、"不写诗,无以言"的状态。而唐诗的流布和欣赏则是社会化了的,在此基础上,诗人为全社会所拥戴。"诗唐"说有巨大的理论启示意义,其一就是促使我们重新评估晚唐诗。以"诗唐"的观点,初唐是诗歌由齐梁到唐的过渡期,盛唐是诗歌的全盛期,中唐是诗歌的中兴期,而晚唐则是"诗唐",即唐诗社会化的完成期。     

简论曹丕《典论·论文》中的文体说及其意义

《典论·论文》把文章分为四科八体并指出了各个文体的特点,即"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以"体"为中心,开始对文学形态本身有了高度自觉意识,体现了人的自觉,开启了中国文体说的先河,对以后抒情文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对文学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扬雄与韩愈

扬雄与韩愈在继承儒道和文学创作上都声名卓著,二人所求古道相同,但求道的途径和目的却不同.由于对为文的目的理解不同,扬雄以文表达自己的人格政治,主张弃文抑情;韩愈则强调不平则鸣.     

“武中道场”的历史源起评述

多少年来,少林武术以它自身深厚的文化内涵,吸引了无数"衣带渐宽终不悔"的皈依弟子,在海内外享有极高的社会声誉。然而,如何看待少林武术的历史形成,至今为止依然有着不同的看法。在有关少林武术的历史源起问题上,目前主要有三种观点:分别为南北朝说、隋唐说和元明说。前两种观点,目前尚未得到史料佐证,而后一种观点,据各种文献记载,依稀可梳理出它的基本脉络,并不晚于明中期,少林寺内的习武活动已成规模,并以勇武而闻名于世。     

“述事则如其口出”还是“如其出口”,亦或“如出其口”?——王国维“戏曲意境”说的美学意涵新探

王国维在其《宋元戏曲史》中引入"意境"来探讨元曲之美,并以"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来概括元剧之文章"有意境"的特征。其中"述事则如其口出"一句常常被错误引用成"述事则如出其口"或者"述事则如其出口",所以容易对王国维的"戏曲意境"说错误地阐释。"述事则如其口出"的引入是王国维"戏曲意境"同"诗词意境"不同的关键。实际上,王国维在"戏曲意境"说中引入"述事"多受尼采悲剧理论的影响,里面贯穿的是尼采的酒神、日神精神,而元杂剧也正是以这种悲剧精神为源动力,以"意兴所至"为创作法则,才得以构建"有意境"的作品世界。     

古代骈文视阈下汉代体育文化研究

体育是汉代骈文描写的对象,多姿多彩的骈文呈现了一幅汉代体育画卷。汉代作家枚乘和孔臧最早开始在骈文中描绘狩猎的内容,接着司马相如和扬雄在文学作品中描写皇族诸侯出猎的盛大场面,讨论狩猎的褒贬意义。马融的骈文介绍了汉代的樗蒲和围棋;蔡邕的骈文介绍了汉代的弹棋;张衡的《西京赋》和李尤的《平乐观赋》则再现了汉代的杂技娱乐。骈文不仅真实摹写了汉代体育活动,而且折射出汉代古人的体育观念,当时全社会树立了尚勇崇武的体育风尚,人们下棋狩猎追求的是娱乐与休闲。骈文蕴涵着古人对宇宙和人生的深刻认识。研究古代骈文可以促进文学和体育事业的交融发展,在体育与文学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从体育视角审视汉代文学的灿烂与辉煌,促进我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     

明初选家之唐诗观及其渊源论略——以高棅《唐诗品汇》对元和诗人之选评为中心

基于崇盛唐而薄中晚的唐诗观,高棅对元和诗人总的评价不高。然就各人各体而论,元和十大诗人之品级又颇有差异。其中柳宗元五言古诗最受重视,其次为刘禹锡、韩愈、张籍、王建的五七古和绝句;至于孟郊、白居易、贾岛、李贺、元稹诸人之作,则较难入其法眼。探源溯流,高棅此种态度及其选诗标准深受元人杨士弘《唐音》之影响,而南宋严羽及其《沧浪诗话》则是杨、高二人元和诗观乃至唐诗观的总源头。高棅在杨士弘之后,将严羽的相关诗论在《唐诗品汇》这一大型选本的选诗实践中予以进一步落实和张扬,遂对整个明代的诗学趋尚产生了深远影响。     

刘克庄"本色"诗论

南宋后期江湖派诗人刘克庄的"本色"诗论是针对当时诗坛的具体情况而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其"本色"论既有对理学家之诗和江西派末流之诗的针砭,又有对当时诗歌流弊的理论拯救;既有对传统儒家诗教的接受和继承,又对当时的诗歌发展提出了"有情性、尚比兴、益世教、重声律"的规范性要求,进一步丰富了"本色"诗论的内涵。     

“老实”为人，出奇为文——论韩愈与其散文

“老实”,作为一种手法,是散文之大忌。然而“老实”作为一种做人的品质．又是一个散文家必需的一个要素,真诚,不欺骗,不哗众取宠,不无病呻吟,方能以真动人。韩愈“含英咀华．闺中肆外”对其他文章文体,均能取其所长,创造性地发展了各种文体,使之具有了很高的文学性．并在长期的散文创作实践中形成了自己与众不同的风格。既有气盛言宜,浩乎沛然的一面,也有怪怪奇奇、炜晔谲诳的特点。韩愈因为“老实”而历尽宦海沉浮,尝尽人生百味,又因其“老实”,真诚、真实、真切地创作出大量以大胆率真．踔厉风发的气势,韵味悠长,真气动人的情势而取胜的作品。这些作品因其谋篇、语言以及风格多“变”出奇而泛起文海波澜．成就韩愈终为一代散文大家。     

艾青的新诗批评体系

艾青为中国现代自由诗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他在总结自身创作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新诗批评,始终坚持现实主义方向,同时又不断探寻新诗自身创作及文本规律,关注时代大众的接受意识,代表了中国现实主义诗学发展的一个高度。艾青的新诗理论以“大众的精神教育工具”说为基准,是一个由诗人“苦役”说、新诗“散文美”和读者接受反“晦涩”三根支柱支撑的批评体系。     

成玄英"重玄"论的道教思想

初唐道士成玄英是唐代道教"重玄"论思想的重要代表。他认为"道"最基本的特点是"虚通";"道"作为本体既没有实体性,也没有抽象性,而具有一种现象性。这反映了唐代道教哲学比较高的思辨水平。在这一"道"论思想的基础上,成玄英阐述了其"万类参差无非独化者也"的物质观,"道契重玄,境智双绝"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因其素分,任其天然"的社会观和人生观。成玄英"重玄"论的道教思想在有唐一代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     

汉兴百年与司马迁对当代史的研究

在历史研究中,司马迁把“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与汉兴百年的历史变迁结合起来,让史学承担哲学的责任。以李陵之祸为人生转折点,司马迁对现实政治有了新的认识,从而在深刻反省汉兴百年的历史中看到盛世下的危机。司马迁研究历史的方法是循环论。在继承前人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司马迁抓住“历史循环”的大势,将社会变化的法则与“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他独特的历史哲学观。     

杨国翰别论

杨国翰是中国晚清嘉庆,道光年间享誉两浙的著名官宦和文人,其为人、为学、为官,被时人所称颂,后人所敬仰。对于杨国翰的研究,其生平、政绩、诗文与林则徐的交往等,前贤多有发现和论述,笔者仅就从杨国翰的生活时代,其与林则徐的师友之谊两个方面来探讨杨国翰为官、为人;忧民爱民、执政惠民;经世致用,关注社会现实的封建士大夫与官吏的人格和情操及其形成的历史、思想渊源,对杨国翰研究作一点拾遗补阙的阐述。     

“性灵”说与诗法论——论袁枚诗学的综合向度

袁枚是激进主义诗论家,又是深知创作甘苦的诗人。所以他的"性灵"诗学一方面讲究性情、灵机和天分,另一方面还要求博雅,广泛汲取前人艺术经验,对音节、体格等艺术法度也颇有讲究。融会"性灵"说和诗法论使袁枚诗学呈现出复杂性与矛盾性,也使他异于明代公安派而呈现出清代诗学特有的综合性特征。应从"性灵"说与诗法论的矛盾与综合角度对袁枚诗学作全面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