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股东股权质押对股价波动的影响——基于非财务信息披露视角

股权质押是股东在保留表决权和决策权的同时将股份进行质押获得融资的一种方式。本文以2012-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股权质押、非财务信息披露与股价波动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后发现,存在大股东股权质押行为的上市公司股价波动较低,非财务信息披露水平较高。较高的非财务信息披露水平,可以提前发出风险预警,缓解信息不对称,并配合管理层更好的"包装"公司,以提升投资者信心、稳定投资者情绪,它部分中介了股权质押与股价波动之间的关系,并且该作用只在非国有样本中显著。本文以非财务信息披露为切入点,研究大股东股权质押影响股价波动的机制,对监管机构制定股权质押相关的信息披露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员工股权激励能够降低股价崩盘风险吗?

股权激励是上市公司重要的治理机制，高管和员工构成股权激励的两大激励对象.然而，现有研究多关注高管股权激励的治理作用，却普遍忽略了非高管层员工.利用2007-2017年的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股价崩盘风险的视角，考察了员工股权激励的治理作用.研究发现，员工股权激励能够显著降低股价崩盘风险.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员工股权激励可通过改善公司信息环境、降低公司经营风险两种途径降低股价崩盘风险.进一步分析还发现，产权性质并不影响员工股权激励对股价崩盘风险的降低作用.文章发现的员工股权激励对股价崩盘风险的治理作用，能够为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维护股票市场稳定等相关政策的完善提供参考.     

股权质押、管理层风险偏好与企业创新成效

股权质押逐渐成为控股股东的融资渠道之一，由此产生的控制权转移风险影响了企业创新活动。以2013~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股权质押与企业创新的关系，构建了“股权质押-管理层风险偏好-创新成效”的研究路线，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得出：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抑制企业的滞后一期实质性创新，但对滞后一期策略性创新无显著影响；管理层风险偏好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实质性创新的抑制关系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相较国有样本，民营样本中股东股权质押通过削弱管理层风险偏好抑制实质性创新的程度和解释力更高。进一步发现，两职合一的股东股权质押对实质性创新的抑制程度高于非两职合一样本。控股股东应辩证地对待股权质押行为，管理层应发挥内部治理作用来抑制股东机会主义行为，外部投资者应借助创新成果判断企业真实经营状况，修正投资决策。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内部占用及其经济后果——基于融资工具的理论视角

现有关于A股市场股权质押的研究多为实证分析,但言人人殊,且与海外市场的发现存在不一致.鉴于此,本文在无其它外部融资渠道的假设下,通过分析股权质押与内部占用两种融资方式的替代效应与潜在风险,提出了一个探讨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动机与经济后果的理论分析框架.除兼容解释已有大部分实证发现之外,我们还证明:1)股权质押可提高控股股东的投资效率并降低其内部占用动机,从而缓解上市公司的代理问题,提升公司估值,增进投资者和社会整体的福利;2)随着质押比例的上升,控股股东的内部占用动机增强,致使公司估值下降,其行为也会随之改变;3)在此过程中,利率、质押率与市场估值的作用正负相异.拓展分析发现:4)股份减持是相对成本最高的融资方式,传递的信号也最负面.总之,股权质押拓展了控股股东的融资渠道,并对上市公司的代理问题、估值以及决策等产生了非线性非单调的影响;其中质押比例是关键,质押政策和市场环境等因素也不容忽视.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速度的影响

以2003～2017年A股公司为样本,检验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速度的影响。结果表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显著提高了企业的资本结构动态调整速度,并且质押比例越高,调整速度越快。在考虑内生性等的影响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较高的控制权转移风险、较弱的融资约束以及低杠杆水平会显著增强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速度的促进作用。文章拓展了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影响因素的研究,丰富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经济后果的相关文献,为完善股权质押借款制度提供了一定的经验启示。     

融券卖空机制能够约束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行为吗?——基于“准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

以中国融资融券标的股票分步扩容为自然实验事件，选取2003～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模型(DID)和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卖空机制引入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意愿和程度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实施融券卖空交易机制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行为具有显著抑制作用。由机制检验结果发现，融券机制通过降低外部信息不对称来抑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行为，并促进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支持卖空机制的“信息增益效应”和“治理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在融资约束较强、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行业竞争度较高及民营企业中，卖空机制抑制股权质押行为的治理效应更加显著。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刻认识融券卖空机制的市场功能，为科学规范中国资本市场股权质押行为提供了经验证据。     

企业股权网络结构与股价暴跌风险——来自中国市场的证据

与传统的企业股权关系相比,日益复杂的交叉持股形成的股权网络使企业能够更好地获得信息和资源,从而缓解企业各类风险.但股权网络结构对企业股价暴跌风险的影响机理尚不明晰.本文采取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基于2007–2021年中国市场数据,考察了上市企业股权网络结构特征对股价暴跌风险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在中国市场上,居于股权网络结构的战略位置,能够为企业带来协同治理优势.居于网络核心位置的企业,可以凭借信息与资源优势,以及声誉机制等治理手段,部分消除控股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治理管理者窖藏坏消息行为,从而削弱企业未来股价暴跌风险.这一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进一步研究表明,产权制度和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并不影响股权网络结构对企业股价暴跌风险的抑制作用,但在非国有企业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企业,该治理效果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结果证实企业股权网络结构形成的社会关系有助于改善企业内部治理环境,拓展丰富了企业股价暴跌风险影响因素的研究,对防范企业股价暴跌风险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控股股东利益导向和非理性分红

对我国上市公司的非理性分红现象进行分析,发现监管层的政策引导不能完全解释该现象。实证研究表明:在我国股权分割的特殊背景下,控股股东个体利益最大化是影响公司非理性分红的重要因素。在控制了控股股东的股权比例后,发现民营控股的比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非理性分红倾向更强。股东间的权力制衡和内部监控机制对抑制非理性分红的作用不明显,而负债对非理性分红行为起到一定的限制作用。     

控股股东的控制权私人收益:理论模型与经验证据

探索分析了终极现金流量权比例与公司治理机制对控股股东攫取控制权私人收益行为的影响关系.选取2003--2006年间中国上市公司中发生的85笔大额且控制股东地位发生变更的非流通股转让交易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研究表明: 中国上市公司中以大额股权转让溢价衡量的控股股东控制权私人收益规模平均达到10.66%;以独立董事比例、股权制衡水平为代表的公司治理水平越高,控股股东攫取的控制权私人收益就越小;控股股东攫取的控制权私人收益规模与其终极持有的现金流量权比例存在统计显著的U型曲线关系.     

股权制衡可以改善公司治理吗——基于公平与效率视角的实证检验

分析了股权制衡可能对公司带来的有利和不利影响,并使用我国上市公司2001～2007年的数据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股权制衡机制可以对大股东的侵占行为产生制约,减轻大股东对公司利益的侵占,从而保护小股东利益,增进公平.但同时,股权制衡会降低决策效率,对公司的经营绩效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在国有控股的公司和业绩好的公司中更为明显.最优股权制衡程度的选择需要在股权制衡带来的提高公平和损失效率两种效应之间进行权衡.     

股权分置下的股利政策模型

基于股利政策的信号传递视觉，将股利政策作为一个可观测变量引入Tirole企业家道德风险模型，探讨在股权分置情况下降低代理成本的途径。在合理假设基础上，我们证明，控股股东对经理进行监督，不仅增加公司净现值，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的效用也增加。“一股独大”公司支付现金股利，控股股东效用增加，中小股东效用不变；发放股票股利，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效用同时增加。股权制衡公司支付现金股利，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的效用都增加；发放股票股利，控股股东效用不变，中小股东效用增加。     

信任氛围对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基于内部控制的调节作用

以我国沪、深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了社会信任氛围对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以及内部控制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社会信任氛围减少了管理层隐藏坏消息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而降低股价崩盘风险。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降低了公司股价崩盘风险;在降低公司股价崩盘风险方面,内部控制与社会信任氛围起相互替代作用,社会信任氛围对股价崩盘风险的降低作用在高质量内部控制公司相对较弱。本文丰富与拓展了公司股价崩盘风险抑制机制的研究,为我们认识社会信任氛围与内部控制间的交互作用,对于协调推进内、外部治理机制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股权激励与上市公司治理效率——基于人力资本视角

本文以2007-2018年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976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人力资本视角考察了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治理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员工股权激励能显著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效率，但高管股权激励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激励效应相对更强，并且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表现更为显著。机制检验表明，高管股权激励主要发挥“激励作用”,通过降低第一类代理成本来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效率，而员工股权激励主要发挥“监督作用”和“利益绑定”功能，通过同时降低第一类、第二类和第三类代理成本来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效率。本文研究揭示了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治理效率的影响机理，对指导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制度实践，推动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预算软约束下的银行借款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Panel Data的分析

分析了不同期限的银行借款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并探讨了国有控股股权对银行借款与投资决策关系的作用。实证结果显示:相对于短期借款,长期银行借款与投资支出具有更显著的负向关系;而超额短期借款对投资支出的负向作用不显著,说明并不具有治理效应;整体上,银行借款的增量和存量对投资行为具有不同的影响,在低成长企业中银行借款的增量促进了企业的过度投资,与预算软约束的理论预期一致;而银行借款的存量对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有抑制作用,这一点支持负债的治理效应理论。在国有股权控股的低成长性公司中,银行借款的增量与投资支出存在一定的负向关系,而银行借款存量的作用不明显;这一结果支持政府股东双重性理论,国有股权减弱了银行借款存量的纪律约束作用。     

控股股东的持股性质及其控制力对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

鉴于中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资本结构不合理的现象,本文以1134家A股上市公司1998到2004年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 根据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及其持股性质对上市公司进行分类,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在具有不同性质和控制力的控股股东控制下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特征表现及其形成机理.实证结果表明,在不同性质控股股东的利益导向下,资本结构因控股股东控制力的不同表现出不同的特征,而市场的融资政策和环境,以及上市公司所处的行业、规模、盈利能力、成长性和股权流动性在不同程度上制约了控股股东在资本结构决策中自身利益目标的实现.     

大股东股权质押、控制权转移风险与公司业绩

大量有关大股东对上市公司业绩影响的研究多以委托代理理论为框架, 且大多显示"利益输送"等负面结论, 中国公司的研究结论也大体如此. 事实上, 在中国, 大股东作为独立法人大多具有其自身经营与财务行为(如近期普遍流行的大股东股权质押融资), 这些行为将有可能对上市公司业绩产生深远影响, 尽管其影响机理及影响结果尚无定论. 结合大股东性质、融资约束等中国制度背景因素, 本文研究了大股东股权质押融资行为与上市公司业绩改善间的关系. 研究表明: (1)与国有大股东相比, 民营大股东因融资约束等原因而大量采用股权质押融资策略; (2)股权质押行为与大股东持股比率之间存在某种关联性, 相对于国有大股东, 民营大股东因融资约束及质押融资更强的"对赌"意愿, 其质押行为与持股比率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3)与国有大股东不同, 民营大股东在质押股权后因担心控制权转移风险, 从而有更强激励来改善公司经营及业绩. 这也表明, 单纯从股权质押融资这一视角, 大股东(尤其是民营大股东)的财务行为可能日趋理性, 其存在并非一味为了"利益掏空".     

系统重要性股权质押上市公司的识别——股权质押违约的系统性风险贡献度视角

股权质押风险一旦爆发呈联动效应，影响范围将迅速波及多个市场，极有可能衍生出系统性风险，对整个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带来极大危害。本文围绕股权质押违约风险在股票市场和基金市场传染的核心问题，借鉴网络科学研究工具，从关联市场视角下探索股权质押风险跨市场传染的路径和规律。首先描述了股权质押二部图网络的构建方法，利用关联网络的阈值传染模型描述证券市场和基金市场之间股权质押违约风险传染动力学；进一步收集整理2017年底沪深两市A股市场未解压股权质押数据和基金产品持股数据构建了真实的网络；最后，采用蒙特卡洛模拟技术仿真股权质押风险的传染过程，验证清盘抛售概率、平仓价等参数对风险传染范围的影响，计算每一家股权质押上市公司作为风险传染源的系统性风险贡献度，辨识出系统重要性股权质押公司。     

企业政治关联与股价崩盘风险

政治关联是提高还是降低股价崩盘风险?为此,本文以2008～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企业政治关联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的政治关联能显著降低股价未来崩盘风险,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果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表明,政治关联通过政府偏袒机制影响股价崩盘风险。本文拓展了股价崩盘风险因素的研究,为如何防范股价崩盘、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提供了指导依据。     

高管能力会降低股权融资成本吗?——嵌入董事网络关系的情境效应分析

随着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持续推进，控制市场风险溢价、降低股权融资成本是盘活实体经济稳步增长的重点要务，而高管能力作为企业价值创造的核心力量，对融资成本是否具有抑制作用?运用沪深主板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高管能力对股权融资成本的影响机理，并将董事网络关系作为正式制度缺陷的补充机制纳入分析框架。结果显示：高管能力的增强降低了股权融资成本；董事网络位置的提高促进了两者之间的负相关性，且该结论排除了企业规模的替代效应，但受到产权性质带来的政治因素干扰。进一步剖析董事网络的内部结构特征，引入董事联结强度与董事亲密度进行情境效应分析，发现外部董事弱联结与低董事亲密度均强化了董事网络位置的治理效果，企业需要警惕内部董事强联结与高董事亲密度产生的消极影响。     

限售股解禁背景下控制权私人收益

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侵害问题是公司治理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通过测算控制权私人收益可以了解大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害程度。对我国控制权私利进行了度量,在限售股解禁背景下,检验了限售股解禁给控股股东所带来的市场预期收益与控制权私利之间的相关关系,并同时对控制权私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相关分析。研究发现:公司盈利水平、公司规模、股权制衡度与控制权私有收益负相关,非流通股溢价倍数、公司负债率、股权转让比例、股权离散度与控制权私有收益正相关;流通股规模可能并不是影响控制权私人收益的主要因素。最后,提出了全流通条件下,国有股权转让和上市公司治理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