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祖慧能学经述略

《坛经》吸收、援引了许多佛教经典,说明六祖慧能学习过这些经典。根据各版《坛经》及相关禅宗文献,梳理并归纳慧能学习《金刚经》《涅槃经》《投陀经》《法华经》等佛经的履历,具有学术思想史价值。     

造像记:隋唐民众佛教信仰初探

隋唐时期佛教造像之风遍及全国,造像记成为研究这一时期民众佛教信仰生活的重要资料。通过对造像记的统计分析可以得知参与造像的人群涉及社会各个阶层,女性造像者尤为突出;造像有多种组织形式,家庭组织参与佛事活动成为风气;造像大致分布在河南、山东、四川等十个省,四川是唐后期重要的造像地域。发愿文显示民众关注的核心是家庭的幸福和亲人的安康,关心的是世俗的生活,这是隋唐民众实用主义信仰特点的体现。     

《坛经》伦理思想初析

《坛经》是中国佛教重要宗派之一禅宗的根本经典,它不同于其他的佛教经典,它将宗教信仰伦理化,将世俗伦理宗教化,提倡一种标准的伦理化、道德化的佛教。这些特征,体现在它的善恶观、戒律观和修行观等方面。     

论元杂剧中的佛教剧

元杂剧中的佛教剧远比道教剧少,而且,当时政治地位最高的藏传佛教缺位,这与藏传佛教大多在宫廷活动而且不用汉语、杂剧作家大多为汉人有关.元杂剧中的佛教剧主要表现禅宗南宗曹洞、临济两个支派的生活,这与当时汉地的佛教生态大体一致.元杂剧佛教剧面向世俗大众,具有鲜明的游戏品格.     

法衣与《坛经》——从传宗形式的演变看禅宗的中国化历程

在中国禅宗史上,传宗制度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佛法以心传心,这是禅宗的根本特点。但作为正宗传替的标志,在传心的同时,还要伴以一定的信物,这便是禅宗的传宗形式。就目前见到的文献看,禅宗先是有法衣传宗,后来又有《坛经》传宗。这种演变的原因何在?它对禅宗的发展有什么影响?对此,学术界、佛教界很少有专门的研究。本文认为,法衣传宗继承了印度佛教的传统,满足了一代一人的传宗要求;《坛经》传宗则是禅宗独创的中国佛教传宗方式,适应了分头并弘的历史需要。禅宗传宗形式的演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佛教的中国化历程。     

禅宗与中国山水诗

禅宗,是中国佛教的宗派之一,创于中唐而盛于晚唐、五代、两宋。到了明、清两代,净土宗崛起,禅宗遂与之合流,名存实亡。但至近世,在异国他乡(日本、欧美),反有兴起之势。 一 禅宗的形成、发展、演化过程,历史上有过许多传说,如,世尊拈花、迦叶微笑、西天二十八祖、东土六祖等。不过,这些都是后来禅僧们编造的故事。禅宗的真正创始人是惠能。惠能本是个樵夫,一日,听人诵《金刚经》时,突然感到“心明便悟”,于是往冯墓山     

《歧路灯》中的中原地域佛教信仰

《歧路灯》是一部反映18世纪中原地域中下层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式作品,它悖离了明清章回小说"神道设教"叙事特性,书中的宗教描写并非为作者的艺术构思、哲理表达服务,亦非借以搭建时空架构,结构故事情节。《歧路灯》中对中原地域的佛教信仰描写,大多是借以塑造人物形象,讽喻世道人心,为其"亲近正人,用心读书"的主题思想服务,于无意间彰显了佛教信仰在中原地域范围内所具有的现实性、功利性和世俗性。事实上,在广大的中原地域下层民众的思想中,佛教观念正是他们所理解的、贴近世俗生活的具有中原地域特色的佛教。     

陶渊明对佛教的态度

《莲社高贤传》所载陶渊明与高僧慧远法师等人结莲社一事虽与事实不符，但从中仍可反映出渊明对佛教态度的“通性之真实”。他不赞成放弃世俗生活的乐趣入山念佛坐禅，但并不排斥佛教的许多精义。他追求生活与心灵的自由自在，与后来的禅宗宗旨颇切合。由此观之，他的思想境界比慧远法师等人要高明得多。     

唐代鬼魂小说与《金刚经》

《金刚经》是唐代鬼魂小说中出现频次远超其他佛经的佛教经典,其相关小说的故事情节,或因直接持诵经文死而复生,或因入冥、遇鬼间接得知经文有修福神力.从文化层面观照,唐代佛教的发展影响了大批文人的创作,浓厚的弘佛意识下所推崇的是更适合普通民众的宗教救赎手段,亦体现出唐人欲通过佛教之力超越生死的生命意识;鬼世界作为人世的翻版,小说中冥界鬼吏索贿的恶习、鬼魂知恩图报的正气,皆是对社会现实一定程度的反映,折射出唐人对此两种现象的批判与肯定.在小说叙事功能上,《金刚经》的出现改变了人物的命运和思想性格,成为叙事文本中推动情节走向的要素,其亦是搭建阳间与冥界双重叙事空间的重要桥梁,小说中对经文言其神威又不言其真谛奥义的叙述,则成为凸显《金刚经》神秘且神圣艺术效果的叙事方法.     

早期禅宗印心承法宗经释论

中国早期禅宗借以传世的《楞伽经》，《金刚经》和《坛经》三部宗经法典，是禅门早期禀承宗法的主要依据，也是后来禅宗世代传袭的主要内容。本文分别对早期禅宗的这三部经典的名称，主要内容和版本的流变作了简要的阐释，同时对《坛经》的版本状况提出了作者本人的看法，以之为早期禅宗的研究提供一个视角。     

唐代僧人与科举

有唐一代,文人因科举而逃禅与僧人因科举而还俗屡见不鲜。相对僧人还俗后的坎坷,道士还俗后确多显荣。随着科举考试渐趋激烈,对僧道还俗应举之事,由唐初的“不问僧俗”,而变为宋初的“贡举人内为僧道者,并须禁断”。唐代僧人除了亲自参与科举考试外,还以种种方式影响科举。唐代试经度僧制度深受科举影响,其中有僧人试经得赐明经出身者。     

云门宗法脉归属问题试探 ——文偃与南岳怀让系禅师的渊源

文章依据所搜集到的僧传、灯史、语录等佛教典籍资料和碑铭方志等教外遗存资料,对唐末五代时期形成的“禅宗五家”之一云门宗的法脉归属问题进行了探讨。特别对云门宗形成史上的一位关键人物道悟其人其事,以及云门宗创始人文偃与南岳怀让、马祖道一一系禅师如睦州陈尊宿和灵树如敏的渊源做了辨析。指出,云门宗虽属于青原行思、石头希迁一系法脉,但其形成也与南岳、马祖系有着密切关系,对云门宗法脉归属问题的争论,乃是后世禅宗门派自严门户、妄造争端的结果。     

入唐僧圆珍： 日本天台宗寺门派之祖

圆珍是日本天台宗第五代座主。关于圆珍的入唐理由，学界存在各种说法，既有教团对立说，亦有刺激说，还有教学疑问消除说。以上诸说都存在各自的问题，即使是最有说服力的教学疑问消除说，由于圆珍的求法行历中有益于消除疑问的密教受学活动时间只是其在唐总滞留时间的五分之一，因此也不能断定教学疑问消除说是正确的。圆珍在入唐前似已掌握中国佛教的状况，在不同地点实现不同的求法目的，即在天台山，是止观业的修行和遗迹巡礼；在长安的诸寺院，是遮那业的修行。圆珍返回日本后于日本贞观十年（868）六月成为天台座主，其后通过唐商人仍继续与中国僧人保持交流。     

简论中国化的佛教人本思想蕴涵——以禅宗为例加以说明

传入中国后的佛教经过外来僧侣与中国历代高僧以中华本土文化对佛教教义的诠释和创新,主要是以儒家学说对其伦理化、世俗化的改造,到唐代,已经派生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等佛教宗派。佛教中国化的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它具有了“人本思想蕴涵”。探讨中国佛教具有人本思想的原因、表现形式等问题,无疑是新时期我国佛教研究的新领域、新视角,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具有深远的理论学术价值。     

辽代高僧思孝与觉华岛

郎思孝是辽代学问僧的突出代表,曾任觉华岛海云寺的住持。他一生佛学论著丰富,受到契丹皇帝、贵族的特殊宠遇。到了金朝,仍然有人熟悉思孝的事迹和觉华岛的佛教。唐朝灭亡后,思孝实为振兴华严宗之关键人物。这位高僧及觉华岛在辽代佛教史及东亚佛学界都具有重要地位。     

论南朝诗歌世俗化的成因

南朝时期,诗歌摆脱了伦理和玄学的束缚,描写日常生活,表达世俗情感,具有浓厚的世俗化色彩。这种现象的形成,决定于诗歌雅俗交替以及诗乐分合的嬗变规律,而由思想、文化、艺术等构成的南朝特定的人文环境则是其中的催化剂。当然,文人素质的弱化也是成因之一。对南朝诗歌风格中的世俗精神应予以客观评价。     

两种文化视域中的慧远形象差异及其成因

慧远精于论义,以弘法为己任,是东晋的佛教大师。他在精英文化视域中蕴藉儒雅,呈现出遁世得道的高僧面貌;在通俗文化视域中世俗、神异兼备,展示为入世苦修的神僧形象。两种文化关注点、兴奋点的不同导致了慧远形象的这种差异。     

鸠摩罗什五部译经复音词词义若干问题研究

从对鸠摩罗什五部译经复音词词义的考察与比较研究可知,汉译佛经虽然是翻译文献,但其中使用的词汇仍以汉语本土词汇为根本,不论是为旧词增添新义,还是创造、使用新词,都以汉语原有的语言要素为基础。因此,作为汉语词汇发展过程的重要一环,译经词汇具有极其宝贵的研究价值。     

唐人小说中的奇幻女性形象探析

唐人小说以虚构手法塑造了一系列既具有世俗女性的优长,又拥有特异能力的奇幻女性形象,这些奇幻女性形象可分为女仙、女妖和女侠三大类型,其悲欢离合的人生际遇,真实地展现了唐代社会的婚恋状况,同时也折射出唐代士人的人生态度、价值观念及个人理想。     

白居易在洛阳期间的佛教信仰

洛阳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主要生活地,他在洛阳期间与圣善寺、奉国寺、长寿寺、香山寺、天宫寺等著名佛寺均有密切的往来,这些佛寺分别属于密宗、禅宗、净土宗等不同宗派。他在洛阳期间佛教信仰有不拘门限、兼容并蓄等主要特征。白居易的佛教信仰在唐代后期有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