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农地发展权及其涨价归属

中国现行土地制度的弊端之一是城乡土地分割，同地不同权，具体表现为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人不能像国有土地所有权人那样在自己所有的土地上设置建设用地使用权，也就是说，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人不具有国有土地所有权人国际上通行的土地发展权。多年来，中国政府通过“土地规划和用途管制制度”将土地发展权从农村土地的产权束中剥离出来，并通过征地制度占有了这部分土地开发利用的权益，这使得农村集体和个人被排除在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之外。本文在考察国外土地发展权产生、演变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农村土地发展权与增值分配现状，并结合有关土地涨价归属的讨论，提出城乡土地同权化改革的思路。     

对集体土地所有权之土地发展权的反思与构建

土地发展权是土地所有权中所包含的对土地进行不同形式使用以追求土地增值收益的权利。国家不应完全排斥集体组织对集体土地的发展权,这侵犯了集体组织的权利。集体组织在行使土地发展权之时应考虑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法律应将农用土地发展权以区域规划限制的方式收归国有,并对集体组织放弃土地发展权加以补偿;同时将集体建设性用地发展权完全赋予集体组织。只有承认集体土地发展权才能平衡经济发展用地需要中社会和所有权的利益,才能使集体土地所有权成为真正的法律权利。     

论土地发展权在我国土地权利体系中的法律地位

土地发展权直接关系到改变土地用途而产生的发展性利益的权利归属和利益分配。本文以我国土地发展权构建为目标,从土地发展权设置的意义、土地发展权与我国其他土地权利之关系及土地发展权的权利性质定位等几个方面着手,探讨土地发展权在我国土地权利体系中的法律地位。     

农用地变更许可的法权表达

我国现行《土地管理法》第44条确立的农用地转用审批行为,是从程序层面严格执行土地用途管制的制度保障。变更农用地用途管制须遵守农用地转用审批程序,这由此确立了农用地用途变更许可制度。在法权逻辑层面,应将农用地用途变更许可行为归结为农用地开发许可法律制度的范畴。以农用地开发许可权的法律属性来定性农用地转用审批行为,可避免农用地转用审批这一事实行为游离于法律思维之外,而处于文本层面的灰色地带。     

动能转换: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与乡村振兴

在中国,农村土地的产权制度及其变迁服务于国家现代化发展战略。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生存资料和财产,土地制度的变化不仅事关农民、农业、农村的发展,而且事关治理绩效与乡村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进行了两次大的改革,土地制度的“变动”引发了农民、农村社会要素能量的释放和能力的改变,实现了农村社会发展的“动能转换”。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重大战略,乡村振兴无论是产业发展、农民富裕,还是有效治理等都需要对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做出适应城市化、市场化和城乡融合发展的变革,以赋予农民更充分的发展权和选择权。而承包地的“三权分置”和集体建设用地改革将给农村社会发展带来第三次“动能转换”,助力乡村振兴。     

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土地违法问题研究

城市化发展必然伴随着建设用地需求的增加,而土地资源是不可再生的,因此,农用地主要是耕地成为新增建设用地的主要来源,由于承载粮食安全的农用地特别是耕地的供给极为有限,使得建设用地指标受限,在发展需求及利益驱动下,违法用地行为时有发生。本文通过对我国土地违法现状的分析,认为该行为发生的根源在两个方面:一是主观上行为主体认为违法行为所获得的"风险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所致。二是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完善没有明确的向行为主体传达出土地违法成本与收益差额的正负信号。要遏制这种现象的发生,必须有针对性的采取措施。     

我国空间权制度法治化历程与问题探究

空间权是因土地立体化利用而产生的一种权利.我国对空间权法律制度的规范与保护经历了萌芽探索、学者争议到立法肯定的过程.<物权法>出台前,一些地区已通过各种形式探索,并对空间权有所规定;<物权法>制定时,学者又对空间权之立法体例形成了独立与非独立的两派意见;最终,<物权法>第136条以地上、地下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法权形式肯定了空间权法律制度.<物权法>的规定比较简单,需要进一步对其进行深入理解,以形成完整的空间权制度内容.但现行法对空间权的规定还存在适用范围有限、不能应对解决所有空间利用的问题等不尽完善之处,因此,空间权法律制度尚有进一步充实和发展的空间,应通过拓展地役权制度、设立公共地役权制度、规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完善土地征收制度,补充挖掘这些土地制度中的空间内容,来进一步完善空间权法律制度.     

生存权与发展权视野下的土地征用补偿制度研究

近年来,生存权与发展权得到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生存权被视为需要争取的首要人权.直到今天,土地依旧是广大农民生存和发展的主要寄托.然而,我国现行的土地征用补偿制度存在着诸多不合理的地方,直接侵害了被征地农民的生存权与发展权.我们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限制建设用地的规模,严格规范土地征用的程序,建立起农民在失去土地后生活得以为继的保障性机制等,来强化土地征用领域对农民生存权与发展权的保护.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制度的问题与出路——以农民权益保护为视角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速,我国建设用地的供需矛盾日趋尖锐。为解决该问题而出台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制度虽然产生了一定效果,但因自身缺陷及相关制度的弊端,造成了诸如农民"被上楼"等侵害农民权益的制度失效问题。因此,应从农民权益保护的角度寻求增减挂钩制度的出路:优化增减挂钩制度,廓清其目标和运行机理;完善政府考核体系,限制政府公权力;健全农民权利体系,强化农民成员权和农地发展权;推动城乡土地同权,建立统一的土地要素市场,通过市场机制真正落实增减挂钩制度。     

土地发展权制度确立的政策过程问题分析

土地发展权制度在我国亟待确立,运用“三源流”政策决策理论模型分析土地发展权制度确立的政策过程,发现中央集权决策体制环境下确立土地发展权制度存在悖逆集权决策效率的问题,造成这种政策过程问题既有政治源流方面存在无法形成政策联盟共识的原因,也有政策源流方面未能提供具有价值可接受性和任务可操作性的政策方案的原因,两者的匮乏导致无法启动确立土地发展权制度的政策议程.必须通过增强政治参与人确立土地发展权的政策联盟共识,提高政策网络结构一体化程度,形成能平衡土地发展权政策网络结构中相关人利益的政策备选方案才能最终启动确立土地发展权制度的政策议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