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中国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PACE 2019学术年会会议综述

环球中国环境专家协会（PACE）于2019年6月27~29日在中国人民大学组织召开第四届中国环境治理学术年会，主题为推进国家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内外环境公共治理领域顶级专家以及国家和地方相关政府官员出席了会议，并分理论方法、实践应用、行政执法、社会治理、经济政策以及全球环境治理等专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会议认为，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环境治理体系，在生态文明建设框架下，已取得长足进步，特别是以目标为导向的治理战略，已形成鲜明国际特色。中国环境治理模式正从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政府行政管理转向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参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并由自下而上机制相补充的多元共治现代公共治理模式，治理能力近年来显著加强，但在环境社会治理以及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等方面仍存在显著薄弱环节，在政府执法机制以及经济政策使用等方面仍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一个政府—企业双层优化环境治理模型

构建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的环境治理体系，落实企业环境治理主体责任是我国的重大战略任务。目前地方政府环境监管亟待改善，需要加强企业生产规制，基于"污染者付费"原则促使"三废"达标排放。本研究抓住政府和企业两大主体，建立以政府为上层、企业为下层的双层优化环境治理模型，确定上层-下层目标函数及约束条件，研究地方政府环境奖罚政策与企业利润及环境行为的关联性，提出模型"乐观最优解"与"悲观最优解"及地方政府奖惩机制最优解。该模型可反映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博弈过程，为寻求合理的污染奖惩方式和税费比例，促使企业在自身利润最大化的同时积极治理"三废"污染，平衡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企业长期粗放式生产排污严重、地方政府环境监管有待加强、西北生态安全屏障和黄河流域健康发展受到严重威胁的宁蒙沿黄地带及类似地区环境管理实践提供参考。     

大数据时代政府环境治理路径创新

本文针对政府环境治理面临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和社会低效三个困境,提出运用大数据方法创新治理路径。政府应用大数据提高环境治理过程中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管效能,创新监管模式提升环境治理能力,改善政府失灵困境;依托大数据完善市场化调节机制,激励企业环境行为市场化,构建企业环境信用评价体系,改变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模式,弥补市场失灵;利用大数据增进公众环境意识,建设公开、透明、平权化的环境信息交互体系,重视环境信息的舆情引导,促进环保价值理念传播,改变公众参与低效现状。进而提出完善大数据治理平台、技术和体系,构建政府、企业、公众共同参与的立体化环境治理模式,提高环境治理的精准化、精细化和智能化水平。     

创新型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体系构建研究

社会生活噪声具有量大、面广、分散、影响不持续、监管难度大等特点，本文以现代化环境治理视角和社会治理视角深入剖析了我国当前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存在的问题，结合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的特殊属性及其防治的有效实践，分析2021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中防治措施的内在联系，提出构建创新型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体系。该体系要求在政府主导的环境治理领域充分发挥社会各界的力量，强化社会共治，新增公众自治，将环境治理同社会治理有机结合，既强调公众参与到政府主导的环境治理工作中，又强调社会各主体多元共治和自我管理，是社会生活噪声领域公众参与的升级版。最后，本文建议以宁静区域创建为切入点，通过有关监管部门联合发布宁静区域创建指导意见；地方政府落地实施，完善管理和技术指标体系；加大宣传教育，提高德治和自治水平，以点带面逐步拓展宁静区域范围，实现创新型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体系的实质有效性。     

新时代环境社会治理体系的构建和创新——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社会治理专委会2020年年会综述

环境社会治理是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同时也是突出短板。2020年11月13日,环境社会治理专委会2020年年会成功召开,多位专家学者从多种角度围绕“新时代环境社会治理体系的构建和创新”进行了分享与讨论,对推动环境社会治理工作带来启示:一是环境社会治理是调整环境治理主体和客体之间关系的一系列制度手段,需要在新时代背景下完成从“物理”到“人文”的转变,体现平等参与的价值观。二是在转型期社会力量博弈变迁的背景下,环境问题须通过社会力量解决,并配套相应的环境社会治理新策略和手段,提高治理效率、降低治理成本。三是坚持系统性思维,以目的为导向、理清治理主体和客体作用,协调布局环境社会治理的制度安排,以环境社会治理核心要素、重点关注内容为抓手,构建环境社会治理体系。面对当前深刻变化的内外部环境,有必要进一步重点加强环境与社会相互关系与影响研究、环境社会风险防范体系研究、全民行动体系研究、关键理论和技术创新研究等内容。     

PACE2016中国环境治理国际研讨会综述

PACE2016中国环境治理国际研讨会就中国环境政府治理、环境市场治理、环境社会治理以及环境治理结构展开了深入研讨并达成以下共识:大国模式下的环境政府治理面临着突出的"污染避难所效应"、"公平与效率的两难"和"多层次治理体系"等问题;不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环境市场治理必然面临"要不要走环境治理市场化之路"的疑虑,相关研究表明市场手段作为有效的环境治理方式正在逐渐地打消此等疑虑;中国环境治理最主要的短板在于社会治理,提高公众参与度的主要挑战在于改变地方政府的态度,然而社会企业家是环境社会治理的希望;多元环境治理结构是中国环境治理的必然选择,政府引领、企业自觉、公众参与的制衡机制是关键。     

网络化治理视域下的中国区域环境治理研究进展

网络化治理作为一种不同于科层—集中型和市场—分散型的新型治理方式,在环境治理中有其自身的优势。当前,区域环境公共事务的不断增长已超出政府单个主体的能力范围,需要加强政府与企业、社会组织及公众等多元主体的共同治理,构建以多元主体参与为核心的多重、复杂、交叉的网络化环境治理模式。基于网络化治理产生的背景、演变过程和内涵,围绕多元主体相互作用、行动主体的网络关系结构和模式、治理网络的运行逻辑和机制等方面系统梳理其研究进展,为推进我国现代化环境治理体系提供参考。     

环境治理：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着力点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得到集中体现,如何构建起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是学懂弄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做实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这就必然要求通过搞好顶层设计、完善制度体系、加强执法督查、坚守生态红线来有效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通过强化生态责任、注重利益导向来充分落实企业的主体地位;通过推进生态文明教育、倡导绿色生活方式、支持环境公益诉讼来全面促进社会组织和公众的共同参与。     

公众个体如何参与环境治理？——路径选择及优化策略

公众个体是环境治理的重要主体之一,但缺乏参与路径与信息、参与形式单一等是公众参与程度偏低的重要原因。因此,研究公众参与路径与模式选择对丰富治理理论及提升公众参与效果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治理理论的三种研究观点及社会治理主体视角,将公众参与路径划分为政府维度的行政力量主导型、社会维度的第三部门力量主导型、基层自治力量主导型、传播和宣传力量主导型,以及自身力量主导型等五种路径;并从环境治理体系和参与路径网络中各主体的角色定位出发,进一步优化路径选择,提出线上及线下结合的赋权型参与策略,以期提高公众个体参与的主动性和有效性,促进治理理论的本土化发展。     

我国农业农村污染治理与监管体系主要问题及对策建议

我国农村环保工作起步晚、基础差、保障不足,主要表现为政策标准体系尚需完善、农业农村污染治理责任仍未充分落实、适应农村社会经济特点的环境监管机制亟待建立、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模式欠缺以及农村环境保护技术帮扶和宣传教育任重道远。针对这些问题,结合国内外实践经验,本文提出几点建议:一是要建立全面协调的农村生态环境管理政策体系;二是要夯实各级政府和部门的农村环保责任;三是要构建适应农村特点的环境监管体系;四是要探索便捷有效的农村环境治理模式;五是要完善农村环境教育和帮扶体系。     

关于地方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重点任务的基本考虑

为顺利推进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工作进程,本文围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的方向与主线,对涉及垂直管理改革的环保责任清单、环境监察、环境监测、环境执法、市(地)级派出县级环保分局和省级对市(地)级环保局的双重管理等六个方面的主要改革任务,从改革方案的基本考虑、基本方向和具体实施路径进行系统解读,为下一步试点省份实施垂直管理制度改革提供可操作性的政策指引。     

推动环境信息披露能改善投资效率吗？

落实企业环境责任，推动环境信息披露，有利于推动结构调整和高质量发展。本文根据《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对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进行刻画，基于Richardson投资期望模型对投资效率进行测度，分析环境信息披露对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信息披露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投资不足，但对过度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而且环境信息披露对投资不足的缓解作用在国有企业、两权分离度高等代理成本较高的企业中表现更为显著。本文因此提出推动环境信息披露的建议，一方面发挥政府作用，加大监管压力，确保企业环境责任的落实，健全环境治理企业责任体系；另一方面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强化诱致企业披露环境信息的动力，让市场形成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强需求，促使企业提升环境信息披露水平。     

多中心治理下公众参与大气污染防治路径探析

动员全社会力量保护环境,积极推动公众参与环保工作,是解决环境保护问题的根本途径。运用多中心治理理论分析,发现政府治污理念陈旧、制度不健全、公众责任意识淡漠、环保社会组织弱小等,是我国大气污染治理中公众参与度低的主要原因,因此提出转变观念、完善机制、加强教育、支持和引导环保社会组织,促进公众参与的多元治理模式的形成,真正推动大气环境质量的改善。     

浅析以科技信息为主线的环境协同治理

提高我国环境行政效率的关键是强化合作协调的环境治理理念,其核心载体是科技数据为核心的信息管理体系.科技进步与信息管理系统化决定着现代环境治理超越传统的危险防范而进入风险预防领域,也就决定了现代环境保护中合作与协调的核心理念.与环境保护的预防原则和环境许可制相适应,环境技术标准体系是现代环境科技信息体系的集中体现.同时环境法律监管体系也需要以信息系统和数据库为重点向综合环境治理发展,其中环境质量达标制(结果导向型监管)和环境治理中的规划都以环境信息综合集成管理为基础的.对于信息社会和互联网时代下、民主法治建设中、全球化进程里的中国环境治理,既有机遇又面临挑战.     

新形势下我国环境管理与改革取向

在"十三五"我国经济新常态的大逻辑下,环境管理机遇和挑战并存。污染欠账多、污染随着产业转移、政策执行走样、排污收费覆盖面窄、收取率低等,制约环境管理和环保产业的发展。对环境污染的严重性和复杂性、生态环境形势的十分严峻性,以及对污染治理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应当有一个清醒认识。扭转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不协调、不可持续状况,满足城乡居民日益高涨的环境诉求,必须调整环境管理思路,加快改革步伐,扭转环境保护"弱势"格局,厘清环境管理、环境事业和环境市场之间的关系,形成以排污许可证为依据的管理主线、以环境标准为准绳的倒逼机制,以环境司法裁定为常态的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创造一个人人守法、企业自觉治理污染和保护环境的社会氛围。     

从协调到协同：跨区域环境治理中的监管体制改革与路径——基于万达开川渝统筹发展示范区视角

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理论可为跨区域环境监管体制改革提供重要理论支撑。在政策和法律法规的推动下,近年来我国跨区域环境治理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仍存在中央与地方权责划分不明,跨区域环境监管缺乏权威性,环境监管垂管制度改革不彻底等问题。现有机制无法有效支撑地方政府开展跨区域环境监管和深层次的环境协同高效治理。为进一步突破现有的制约障碍,提高跨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效率,应当进一步加快中央层面的跨区域统一立法和地方层面的跨区域协同立法,以法律保障跨区域环境监管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将中央与地方政府环境保护的权责在法律中进行明确和细化,中央政府成立专门的跨区域环境治理机构,地方层面成立跨区域环境治理协同机构,理顺跨区域环境治理中的纵向和横向关系,进而推进我国生态文明体制建设。     

公民环境信访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规范激活理论

环境信访是中国公民环境利益表达的重要途径,也是其参与环境治理的重要通道,引导公民有序进行环境信访对于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深化环境治理、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从环境信访的参与主体——公民入手,基于社会心理学中规范激活理论的连续模型,构建了公民环境信访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并运用AMOS 20.0对S市9个行政区500位市民的问卷调研结果进行实证分析,探究公民环境信访行为的社会心理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规范激活理论的连续模型能够较好地解释中国公民的环境信访行为,其中环境信访结果认知正向影响环境信访责任归属,公民的个体规范需要通过责任归属得以激活,从而影响公民环境信访行为意向。因此,政府可以通过环保知识的宣传教育和完善环境信访相关法律法规来提升公民环保意识和环境信访责任归属感,同时可以通过环保政策法规的宣传、畅通环境信访渠道以及对公民环境信访行为的有效处理来促进公民对环境信访行为积极意义的认知,从而推动公民有序进行环境信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