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加剧城市房价的冷热不均吗

本文创新性地运用交互效应动态面板模型重新检验了货币政策对我国295个城市房价的异质性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货币供给量增长对我国不同城市房价存在显著的异质性效应,货币供给量是加剧我国城市房价结构性分化的主要外部诱因,而利率调整发挥的作用并不明显。机制分析则表明,货币政策冲击主要通过供给侧的土地价格这一传导渠道对房价产生影响。本文研究认为,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尤其是运用数量型工具时应将城市住房价格考虑在内,政府应切实推动土地市场改革,才有可能真正解决我国房地产市场的结构性分化难题。     

基于社会成本域的房产价格财富再分配效应研究

文章构建了一个考虑两类家庭行为和住房资产价值的生命周期模型,通过比较静态分析发现,住房价格的上涨存在着边际递减的“马太效应”,这说明房价导致的贫富差距不会无限扩大,而是会收敛于某一区域.并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房价上涨与基尼系数和社会福利损失呈正相关性,证明了房价的上涨通过对两类家庭个体产生相反的作用,导致社会收入分配差距加大,最终使得社会整体福利水平下降.最后认为房价导致社会财富再分配现象的根源在于住房需求具有双重属性,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切实施行住房供给的双轨制,通过供给保障房来分离住房的消费与投资属性.     

成都房价余震思考

住房制度改革、城市化进程推进以及资金使用成本较低等客观因素使我国房地产市场一度火爆，房价节节攀升。在国家相续出台各项政策，严格控制土地供给减少房地产市场供给，紧缩银根抑制市场需求后，房价增幅逐渐回落。成都作为我国房地产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宏观紧缩调控、商品房成交量大幅下降的情况下，又遭遇“5．12”汶川地震，房价会下降吗？     

新政下购房需求遭“雪藏”

自2009年年底以来，一系列新政调控直指抑制房价过快上涨，尤其是4月份的“新国十条”更是被称为最有力的“调控组合拳”。新政出台后住房市场的成交量下滑有目共睹，那么市场上真实的购房需求状况是怎样的呢？消费者对地产调控政策的态度如何？     

基于标准宗地的城市地价指数编制方法

随着地产市场的发育和建立,地价对于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编制地价指数的目的在于掌握各类用地的平均价格水平,分析地价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显化城市土地供求关系,预测城市经济的发展前景,为各级政府制定和检查地价政策,宏观调控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提供依据,为地价评估期日修正和政府征收土地增值税发挥重要作用.如何选择合适的地价来编制地价指数是地产评估和地价管理中急待解决的问题.     

财政转移支付过程中的政府行为选择

一、政府财政转移支付行为的博弈分析模型构建(一)模型构建的几个前提假定我们首先假定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都是“理性经济人”,由于行政管辖职能范围的大小不同,导致两者自身的利益追求和所要达到的行政目标也各不相同:(1)一方是中央政府,其目标是实现全国范围的效用最大化(国家财政收入最大化和社会福利、公共产品供给最大化);一方是地方政府,其目标是获得中     

“强盗分金”的启示

“理性经济人”是经济学的第一假设，“经济人”需要理性思维。“规则”是市场经济的第一元素，不讲规则就难以保障市场活动的正常运行。“为顾客服务”是企业经营的核心价值．企业必须理顺与“上帝”的关系。理性思维、规则意识、顾客观念是企业经营成功的三要素。     

房地产价格泡沫的估算与实证检验

文章根据房地产的金融投资性,以房产价格投机需求、居住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共同受房屋出租收入影响为切入点,将通货膨胀、经济增长、风险调整贴现率、消费倾向等变量纳入房产出租收入现值函数,推理出房价收入比模型,进而结合经济转型时期房产供求特征,检验城市化进程、土地财政、非规范收入暴富群体规模、市场流动性约束等变量对房产价格助长的显著性.实证得出如下结论:我国房产价格存在巨大的泡沫,但仍有持续膨胀的趋势;房产价格泡沫的根源之一在于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利率调整、消费倾向等参数变动的合力推动房价上升,但房产租赁价格未能同步增长;根源之二在于城市化进程加速、地方财政对出让土地收入的依赖性增强和非规范交易暴富群体扩大对房价的推动作用显著.     

成都房价余震思考

住房制度改革、城市化进程推进以及资金使用成本较低等客观因素使我国房地产市场一度火爆,房价节节攀升。在国家相续出台各项政策,严格控制土地供给减少房地产市场供给,紧缩银根抑制市场需求后,房价增幅逐渐回落。成都作为我国房地产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宏观紧缩调控、商品房成交量大幅下降的情况下,又遭遇"5.12"汶川地震,房价会下降吗?     

宏观调控下房地产企业的财务绩效变化研究

为遏制房价过快上涨,2009年末开始,我国政府出台了系列调控政策,对抑制房价过快上涨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调控效果并不显著,并对房地产企业造成了沉重的打击.绝大多数房地产公司的财务业绩出现大幅下滑.为控制房价过快上涨,保持房地产市场的长期稳定发展,我国房地产调控应着眼长远,实行指导价格范围内的市场定价,并将“需求控制为主”转向“需求引导为主”.     

住宅非市场化供给、房价波动与经济波动——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采用面板协整技术,利用1999—200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住宅非市场化供给、住房价格波动与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表明：住宅非市场化供给和住房价格波动之间存在较强的负相关关系,住宅非市场化供给的增加,能够平抑商品房价格的上涨幅度;住房价格波动与经济波动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住宅非市场化供给的变化能够通过住宅价格的变化,最终会作用于经济增长,进而影响经济波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房地产市场发育程度的差异,对住宅非市场化供给、住房价格波动与经济波动三者之间的区域关系造成显著影响。     

我国货币供应与经济增长及物价水平关系研究

 本文采用协整、向量误差模型以及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的方法对中国货币供应、物价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物价水平在长期中对经济增长的负影响明显,在短期内,也存在负面影响,但影响方向不明显;短期内物价水平与货币供应量之间相互影响,互相促进。货币供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促进效应,长期内货币非中性。此外,向量误差模型也表明经济增长、货币供应和物价水平都受到自身滞后期的影响,经济发展具有长期且趋于稳定的特性。     

我国高房价成因：一个基于心理学视角的解释

 内容提要：房地产市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市场，其价格决定除受一般的经济学规律影响外，购房者的心理因素对房价的影响也非常大。但是，到目前为止，对于心理因素在消费者购房决策中的影响，在国内讨论的还不多。本文通过对我国长三角地区购房者的问卷调查发现，心理因素对购房者购房决策的影响是巨大的，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对最近我国宏观调控下房地产市场一些典型性事实进行了解释。     

房价波动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

 本文将房价、住房面积、消费习惯及借贷约束等变量引入消费者最优选择模型中,构建出在综合考虑各个因素的条件下,能够检验房价波动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动态面板模型,运用动态系统广义矩阵方法,采用我国29个省市的年度数据进行多角度的实证分析。研究显示:(1)我国城镇居民受到较强消费习惯与收入敏感性的影响;(2)房价波动对居住消费的影响为负,对非居住消费的影响为正,且均存在明显的非对称性;(3)中东西地区房价波动对居住消费的影响均为负,但影响系数差异较大;对非居住消费的影响差异就更为明显,东西部地区影响为正,中部地区为负。分析也表明,我国城镇高房价收入比、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及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是导致实证结果的主要原因。     

宏观经济因素对房地产价格的长短期影响

本文将购房者、房产商与中央银行纳入统一的模型当中,对房价的影响因素进行理论建模,然后拓展了传统的向量自回归模型长短期分解技术,研究了利率、通货膨胀率、汇率、土地价格以及经济增长率对房价的长期和短期影响。研究表明,利率上升对房价具有长期的负向效应,短期内会加剧房价的波动;通胀预期在长期内促使资金流入房地产行业,对房价会产生推动作用,短期内,通胀促使房地产企业加快投资速度,房屋供给增加预期引起房价下降的冲击;人民币升值在长短期内均与房价上涨存在正向作用;在当前的经济和房地产发展阶段,经济增速提高时,对房地产业的投资和投机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土地价格长期来看推动房价上涨,短期内对房价影响的传导较慢。     

Forecasting the spot price of gold:combined forecast approaches versus a composite forecast approach

The fluctuation of the gold price has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aspects of a society. In the literature, most authors have employed fundamental analysis approach in forecast model building. The basic principle underlying this approach is that it is the supply and the demand which simultaneously determines the gold price. However, due to the lack of data of quantity supplied and quantity demanded, simultaneous econometric approach seems unsuccessful. In this paper, combined and composite time series forecasting techniques are proposed. The effects of various economic factors towards spot price of gold are also examined. Among the combined forecasting models, it seems that the odds-matrix method of assigning weights provides the most accurate forecasts of spot price of gold. For the economic factors considered, the futures price of gold and and the exchange rate seem to be most informative in forecasting the spot price of gold.     

转型期的中国经济波动特征

本文使用1978-2013年的中国宏观经济数据,从总需求、产业、生产力、就业与工资、价格水平、货币与利息6个方面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波动的规律。不同于已有的研究结果,我们发现其具有明显的“转型经济”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经济周期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1978-1990年和1991-2013年。前一阶段,主要是供给面因素造成经济波动,且波动率较大。后一阶段,经济波动表现为需求驱动型,波动幅度明显减弱。二、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与第二、三产业就业人数之和的比值具有明显的反周期特征。这反映了在我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在空间上频繁迁移的特点,即宏观经济景气时,农村剩余劳动力迁移到城市;反之,则迁移回农村。     

通货膨胀的宏观经济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首先利用贝叶斯向量自回归（BVAR）模型,分析了通货膨胀对宏观经济的冲击响应及其剧烈程度。然后,利用门限模型验证了通货膨胀在不同变量作为门限变量情况下的门限效应。结果表明：通货膨胀对六个因素冲击的反应程度各异,其中,对流动性过剩的反应程度最强,对股票价格、产出缺口和国际油价的反应适度,对实际有效汇率和房价的反应较弱;股票价格、汇率和国际油价具有明显的门限特征,它们分别将通货膨胀分为高低两种区制状态。以上结果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通货膨胀的反应机制,采用合理的经济政策应对通货膨胀。     

人口规模、“省直管县”与地方公共品供给的影响 ——来自湖北省市、县两级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在构建地方公共品最优供给模型基础上，运用湖北省县级和地市级面板数据就人口规模、“省直管县”对地方公共品供给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基于Bordherding-Deacon常弹性拥挤函数的模型比较有效的刻画了地方公共品的供给；地市和县人口增加产生的“规模效应”大于“拥挤效应”；在县级公共服务需求的价格弹性为正，价格机制在县域公共品供给中是失灵的，而在地市级价格弹性为负，价格机制发挥着一定作用；无论地市级还是县级，公共品需求的收入弹性都大于1而富有弹性，符合“瓦格纳法则”；上级财政补助在改善地方公共服务中的作用不明显。     

Measuring price-induced changes in standard of living in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economic validity of laspeyres price indices and some further suggestions

Usually, also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price-induced changes in standard of living are measured by means of Laspeyres price indices. Looking at the special economic situation characterizing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economic validit of such indices is doubtful. The main theoretical results of this paper are derived on the basis of a special utility concept which may be considered typical for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It is shown that,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a Laspeyres price index over- or underestimates respectively changes in standard of living. Furthermore, it does not sufficiently evaluate households’ supply positions. These theoretical results are motivated and illustrated by a special least developed country, the Republic of Niger. The paper closes with some further suggestions for measuring changes in standard of liv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