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道昆散文中的徽文化特质

汪道昆是明代中后期与王世贞、李攀龙鼎足而三的文坛领袖人物。汪道昆本人来自徽州、出身徽商家庭,深受徽文化影响。徽商的经商生活及徽商的商业伦理道德、徽州人"聚族而居"的特点、新安理学思想的影响等在汪道昆的散文里得到鲜明地体现。独特的地域文化造就了汪道昆,同时又使得汪道昆的散文打上了深深的地域文化烙印。     

论15、16世纪的徽州商人

1 5、1 6世纪徽州商人的兴起是中国经济史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 ,他们是我国前资本主义商人的典型代表。文章从三个方面论述1 5、1 6世纪徽州商人的状况 :徽州商人的兴起和发展 ;徽商的商品经营种类 ;徽商的经营方式与组织。     

“徽州朝奉”的俗语学考证

“徽州朝奉”的俗语学考证王振忠清人范寅曾指出：“渔樵农俗之夫，街巷里阎之妇，往往奉谚为诗书。”①民间俗谚，极为直观地反映了人们对各种社会现象的看法。因此，对俗语的考证．可为历史学研究提供富有价值的参照。以明清时期的徽商为例，“徽州算盘，绍兴刀笔”、“...     

徽商与明清徽州保甲差役的承充

明清时期徽州境内保甲制的推行得到了当地宗族等社会组织的支持.徽商是封建国家和徽州宗族中的重要一员,他们对于保甲差役承充的态度,受到封建官府和所在宗族的影响,亦多持配合态度.为换取经商所必要的时间和精力,徽商及所在宗族多实行雇人承充保甲差役的办法,徽商则需承担相关费用,以尽自己服役的义务.徽商还常应宗族要求,捐资设立“保甲银”,以津贴保甲差役等开销.徽商配合保甲差役承充的举动,对于明清时期徽州境内保甲组织各类职能的有效发挥以及徽州境内社会、经济秩序的有效维护,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试论徽商对徽州古村落的影响

古村落是灿烂徽文化的主要载体。选取徽商作为切入点,阐述其在村落形成过程中产生的影响。徽商营造的宅邸结构、装饰和陈设中呈现的鲜明特色,造就了别具一格的徽州古民居;徽商不惜钱财捐资兴教,私塾、书院遍布村落;徽商不留余地支持宗法礼制,促使作为古村落标志的祠堂和牌坊的出现。     

利益攸关:明清徽商捐助社会公益慈善事业的目的和动机

针对学术界对明清时期徽商捐助社会公益慈善事业的所谓"义举"给予全盘肯定的不实评价,本文依据大量文献和文书史料,从徽商对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的慷慨捐助与自身利益密切关联、附庸风雅和笼络文人背后的利益输送,以及利益冲突和无利可图背景下的徽商行为等三个方面,对隐藏在明清徽商捐助社会公益慈善事业的动机和目的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探讨。其目的并不是藉此完全否定明清徽商捐助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善举的地位和作用,而是旨在厘清学界不加鉴定和区分,盲目轻信和使用徽州族谱及方志文献之记录,纠正一味颂扬徽商乐善好施义举的不实学风。     

“一扇漏窗一奇葩”—古徽州的石雕漏窗艺术

古徽州古民居中的石雕漏窗,承载了明清文人多少的情怀,寄托了当时徽商多少的盼望。“一生痴情处,无梦到徽州”。古徽州的一切都在述说着一种情怀,一类文化,一段历史。古徽州的石雕漏窗,在这么一个富有文化底蕴的地方,生长成具有独特个性的奇葩。徽商的经济实力,“入儒崇仕”意识都对石雕漏窗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徽商文化价值观的当代意义研究

徽商文化是徽州商人在长期的经商实践中形成的一种商业文化。徽商的成功不仅仅是讲究商业营销的技术和策略,更多的是传承了中国儒家精神,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地域文化价值观念。徽商文化价值观在社会主义社会转型期有其积极意义,它有助于塑造公平守信的社会氛围,有助于传承以义取利的社会责任感,有助于发扬艰苦奋斗的徽骆驼精神。     

从徽商的兴衰看现代企业经营

徽商兴起于南宋，鼎盛于明清。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时代潮流，使徼州这块神奇的土地孕育着商机，造就了一大批商业巨子，独领数百年商界风骚，从而使当时的徽州商人名振中外、富甲一方。由于历史的局限，徽商终究未能摆脱封建传统的桎梏而最终被现代企业经营大潮所淹没。虽然徽商的话题已成历史，但徽商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丰厚的文化遗产、陈封几百年的珍贵史料和一件件鲜活的历史故事，使我们从中得到许多启示。     

胡雪岩的金融败局

<正>因为生存环境艰苦,又饱受儒家文化熏陶,神奇的徽州在近代产生了著名的商帮——徽商。绩溪人胡光墉大名鼎鼎,因字雪岩,遂以胡雪岩传世。家境贫寒的胡雪岩,除去和许多学徒一样的勤奋之外,还多了给他的命运带来辉煌与落败的性格密码——机敏与胆识。靠着这种机敏与胆识,胡雪岩从杂役到伙计,从结交王有龄到资助王有龄官至浙江粮台总办,从开设阜康钱庄到借庚申之变掌控浙江战时     

成年子女照料者角色经历的性别差异研究

通过对15名成年子女照料者的质性研究,"养儿防老"、"嫁夫随夫"、"男主外、女主内"和"女儿也是传后人"等新旧观念相互交织,成年子女在养老责任担当方面"性别差异"发生了新变化;儿子、女儿和儿媳照料经历也因此各不相同。成年子女的种种照料负担和压力反映了当前老龄化社会中独生子女家庭面临的照料困境,为家庭照料者提供各种社会支持服务是十分必要的。     

延续还是变迁? 社会经济发展与婚居模式关系研究

使用1993、1997和2000年"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数据, 探讨个人、家庭和社区层次社会经济因素对已婚妇女婚居模式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的居住模式稳定大于变迁:从夫居的习俗依然流行, 且呈上升趋势, 而从妻居仍就十分罕见;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与从夫居呈负关联, 与从妻居呈正关联。文化传承和经济因素共同制约妇女对婚后居住地的选择。一方面, 传统文化依然通过婚姻居住模式而延续着。另一方面, 教育程度的提高、家庭经济条件的改善和都市化进程的深入提供了变化的信息。社会经济的发展赋予妇女更大的自主性和选择权, 使她们可能突破传统的从夫居习俗, 增加与父母同住的机会。社会转型时期的居住模式对家庭养老实践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斌斌风雅——明后期徽州商人的书画收藏

明后期,徽州商人摹仿和追风江南士人,热衷书画古董收藏,涌现出如歙县溪南吴氏、丛睦坊汪氏、临河程氏,休宁商山吴氏、居安黄氏、榆村程氏等一批收藏世家或收藏家族。这些家族的不少人,雅有学养,擅长鉴藏,与当时颇负时誉的鉴藏家如李日华、冯梦祯、陈继儒、钱谦益等频繁交往,切磋收藏知识,交换藏品,使得书画创作和收藏市场极为红火。其收藏不但内容丰富,而且藏品档次上乘,不少是世人瞩目流传已久的精品名迹,为流传和保护历代艺术珍品作出了贡献,而决不能如长期认为的那样以"附庸风雅"一语所能概括。通过收藏图书鼎彝,徽商的文化追求和艺术素养大有提高,收藏书画鼎彝,既是徽商提高自身文化素养的有效途径,也是徽商抬高社会认同的切近之路。     

明清徽商重教兴学的动因及影响

明清时期,作为中国商业舞台上的佼佼者,有着“儒商”之称的徽商在经营致富后热衷重教兴学,蔚然成风。具体言之,他们不吝资财培养子弟仕进,热心公益捐资助学,附庸风雅结交士人。而徽商的这些行为,既是受到地域文化传统的熏陶影响,也有着鲜明的现实诉求。文章通过分析徽商重教兴学的行为动因得出,其对于其自身经营及徽州地域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体现出商人与社会之间的相得益彰,被认为是一种良性的互动。     

略论徽州商人与吴楚贸易

明末徽人就曾自称:“吾徽之人不讳贾,以故豪长者多游于吴越荆襄间。”可见徽商虽然“足迹常遍天下”,但其主要活动场所则不外苏浙与湖广两个地区。值得注意的是,明清时期由于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活跃在苏浙湖广的徽州商人往往并不固定在一处经商,而是往来于大江之上,奔走于吴楚之间,从事长途商品贩运活动。他们的这种商业活动,不仅使自己积累起雄厚的商业资本,而且也对长江中下游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具体考察徽州商人在吴楚之间的商业活动,应该是徽商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贾而好儒"并非徽商特色--以明清江浙、山西、广东商人为中心的考察

学界大多认为"贾而好儒"是明清时期徽州商人的特色之一.然而,在同时期的江浙、山西、广东,以及陕西、江西等地的地域商人中,这种"贾而好儒"的习性也甚为流传.事实表明"贾而好儒"并非徽商的特色,而是较为普遍的存在于明清时期的一般商人群体之中.明清商人较为普遍的"贾而好儒"是当时的文化经济环境及明清商人的需要共同作用的结果,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某些儒家观念对于商人集团的羁绊是不容忽视的.     

徽商文化对高职生职业素养培育的价值和途径探究

徽商文化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对后世影响深远,尤其对当代青年学生具有十分重要的教育意义。文章探讨了徽商文化与儒家文化的关系,从商业道德、处事哲学两方面对徽商文化内涵进行了分析,阐述了徽商文化对高职学生职业素养培育的意义,并提出了以徽商文化精神培育学生素养的有效途径。     

蒙元时期安徽地区的商业

蒙宋对峙时期,出于军事征服及统一中国的考虑,以忽必烈为首的蒙古政权曾下令在安徽境内的颍州设立榷场,进行南北互市贸易.元统一全国后,安徽地区的商业获得了恢复和发展:不少地方商业街市的规模超过了宋代;许多地方设立了商税征收管理机构,政府加强了对商税的征管;一些地方通过庙会的形式举行定期集市贸易,促进了广大农村地区的商品流通;徽州人大量外出从事商业活动.历史上著名的徽商在这一时期已初露头角.     

徽商妇的情感哀怨

徽商妇,微州社会的一个独特群体.新婚后不久,她们便要送夫远出经商,离别时的依恋与难舍,守望时的思念、煎熬与哀愁,寡居时的凄苦与悲凉,是她们一世无法解脱的情感宿命.     

浅议徽商的文化价值

徽商是与晋商齐名的中国古代著名商帮之一，作为中国古代成功的商业队伍，徽商具有丰厚的商业文化价值。本文主要从徽商的经营理念、创业精神和品牌形象等方面对徽商文化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