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环境治理转型下的中国环境外交:理念、实践与领导力

随着全球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断发展,人口资源环境问题日益关乎地球系统健康稳定运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受到国际社会广泛重视.围绕全球环境治理转型而伴随的改革、协调、合作与竞争也在同步发展.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全球环境治理机制不断完善演进,以南北格局为特征的全球环境治理主体也出现了新的复杂变化,多个利益攸关方在环境治理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秉持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在全球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中扮演着重要的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角色.在全球治理体系转型的背景下,中国需进一步提高在全球环境合作中的领导力.     

中国对外关系中的生态文明制度对接

随着全球范围内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环境污染以及生物多样性日益丧失,地球面临空前的生态危机。环境治理领域的国际政治博弈长期处于无政府状态,面临集体行动困境、参与主体治理地位不对称等一系列治理挑战,难以形成统一的制度目标,亟待形成公正有效的多边合作治理机制。基于此,中国提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推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改革,这也构成了中国对外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其中制度对接是中国与国际社会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发展的关键要素。从制度对接的角度出发,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生态文明制度对接：一是与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制度对接;二是与双边、区域合作机制的制度对接;三是与中国自主提出的国际倡议的制度对接。中国的绿色领导力则是推动对外关系中的生态文明制度对接的重要基础与核心动力,并提升了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国际贡献。最后,在新形势下,中国应把握战略机遇,深化生态文明制度对接,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发展。     

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与中国的角色转变

生物多样性保护是全球环境治理的核心内容和前沿领域.自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通过以来,围绕其展开的专项议题谈判、国际法律塑造及履约机制建设为各国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明晰的理论指引和行动指南,既对生物多样性丧失这一全球环境问题提出了初步应对方案,也作为专门化的治理指向类型嵌入了环境治理链条,在气候变化、荒漠化防治等交叉领域的相互作用下,构筑成为当前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规则体系.在这一进程中,中国以参与国际事务议题、配合全球环境治理的"追随者"定位入场,再以主动承担治理责任、积极开展合作治理的"参与者"定位发挥作用,而今已转化为以引领共治格局、探索全球治理方案的"积极贡献者"定位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不断发展.     

从环境伦理视角分析全球环境治理困境

环境问题，或者说环境的破坏和治理问题并非始自今日，应该说，环境的全球治理进展很快，在环保意识、环保科技、国际合作、国际制度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进展并不足以使得全球环境治理取得实质结果。那么全球环境治理出现困境的症结在哪里？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国际传播及其路径优化

持续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国际传播、深度扩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成就的国际影响,是全面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构建全球生态共同体的内在要义,也是新时代生态文明战略的重要使命。在全球环境治理理念的规范性话语塑造进程中,中国不仅要着重突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话语优势,而且要不断优化其国际传播机制、创新其国际传播路径,聚焦全球气候治理、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和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等全球生态文明国际交流实践,不断提升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传播效果和全球影响力。     

全球治理变革与中国的角色

当前,世界格局正处于深刻变革期,权力转移显著增强、国际制度深陷赤字、跨国风险持续蔓延等,致使全球治理体系有失均衡、治理机制缺乏弹性、治理效果有待彰显。全球治理体系亟需变革,主要是变革处于国际体系中心的国际制度和机构,包括推进联合国渐进改革、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加强二十国集团机制化建设等。中国不仅是全球治理的全面参与者,也越来越成为现存全球治理体系的主要变革者。中国不但需要继续加入现存全球性的国际制度,深度参与全球治理,而且也要加大全球公共物品投入,积极变革全球治理体系。     

全球治理体系转型中的国际制度

<正>分类看待全球治理领域不同的国际制度国际制度是世界各国或者相关国家在涉及共同的政治、安全、经济、社会议题治理领域所形成的一套原则、规范、规则和机制,这套原则、规范、规则和机制往往通过具体的、正式的职能机构也即国际组织来实施和维护。当今全球治理体系包含了从全球到地区层面的各种国际制度,分类看待全球治理体系中不同国际制度,有助于我们在国际制度改制和建制进程中区别对待、突出重点。当今     

气候机制的复杂化和中国的应对

机制复杂化已成为全球治理的突出现象,气候作为全球环境治理的核心议题更是如此。本文以气候治理作为视角,分析说明三类全球治理机制的复杂化现象:围绕框架公约构建起来的机制复合体、垂直和水平两个维度构建起来的机制集群、以及问题领域交叉渗透形成的机制联结。气候机制复杂化有利于调动行为主体积极性和规范扩散,但也会造成臃肿、竞争、摩擦和相互抵消的情况,甚至产生权利和义务的再分配效应,进而赋予大国更多自由选择权。目前国际社会为实现三类机制复杂化的协同做出了艰苦努力,除了强化国际领导,还设计出协议连接、制度联系的解决路径。中国参与复杂化的气候治理机制需要着眼于资金效率、碳排放统计等基础能力建设的提高,一方面与欧美合作共同实现国际领导的供给,另一方面也需要在机制复合体、机制集群、机制联结这三方面都有针对性的措施,分层次、分阶段、分领域推进。     

全球治理转型与中国的制度性话语权提升

制度性话语权建设是中国推动全球治理转型和建立新型全球治理秩序的重要途径和手段。近年来,中国在推动传统国际制度改革和建设新型国际制度层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并为构建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秩序提供了新的路径。展望未来,中国仍然需要继续推动国际制度改革,积极构建新型国际制度,增强自身国际制度传播能力,提高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和水平,以进一步提升制度性话语权。     

国家建设背景下的国家生态责任与生态治理能力建设

中国近代以来,国家建设四个阶段的历史变迁揭示了国家建设的生态维度由隐至显的发展过程,凸显出公共环境治理中国家生态责任和生态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增强国家生态治理能力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更是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关键。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面临着复杂的环境问题和生态风险,对公共环境治理中的国家提出了提升生态服务能力、促进生态现代化和民主化、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等多维生态责任要求,也为从"以人为本"、"预警原则"、"有序推进"等价值原则推动国家生态治理的指导思想、治理范式、行动实践的转型指明了方向。     

中国生态文明领导力建设——基于全球环境治理体系视阈的分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在全球生态危机加剧、大国竞争日益激烈、全球环境治理碎片化的背景下，贯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理念、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刻不容缓。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是国内绿色低碳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积极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大力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体现。在全球环境治理转型进程中，中国宜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与提升国际话语权，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可供参考借鉴的中国方案。应通过加快国内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经济发展来推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转型，通过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平衡大国绿色转型中的竞合关系，通过参与碳中和背景下的绿色公共产品供给，引领建设全球法治体系，塑造生态文明成为全球环境治理的主流规范。     

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制度竞争——基于欧盟、美国、中国的比较

国际制度竞争根源于国内制度实践,中美欧是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主要谈判方,三者关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制度倡议都源于其内部减排制度的实践。欧盟内部形成了总量控制与排放贸易的减排制度,美国国内形成了基于自由市场哲学的地方排放交易制度,中国国内形成了"国家—发展型"减排制度。三种制度的形成都受到各自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这种制度差异传导至气候外交领域,使欧盟侧重于建立全球总量控制和约束性减排机制;美国倾向于建立完全基于市场竞争的减排制度;中国则主张以"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建立多元共生的减排体系,且不挤压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空间。这些政策差异成为三方关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制度竞争的基础,而制度竞争也反映在气候变化全球治理制度的发展过程中。从理论上看,三方围绕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制度竞争体现了国内制度与国际制度的密切关系。由此说明,在研究中将比较政治与全球治理相结合具有合理性。     

G20机制化建设与议题建设

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造成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充分暴露出现有全球治理机制的缺陷。G20作为一个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具有很高的合法性,应成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首选机制。中国应积极推动G20的机制化建设,并逐步把G20专注的领域从金融领域逐步拓展到所有重大的国际经济以及相关问题上,使G20可以迅速成为在经济发展领域中首要的全球治理机制。     

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改革倡议:基于WTO多哈回合谈判和G20进程的分析

随着中国国家权力和影响力的上升,中国对国际制度的主动塑造已成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本文以WTO多哈回合谈判和G20进程为案例,考察了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改革倡议及其特点。中国利用全球治理改革的"重要时机",积极致力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改革,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倡议。在倡议行动中,中国主张全球治理机制应在不改变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作出适当调整,不谋求对联合倡议的主导,秉持促进发展的理念。     

中国—拉美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合作机制探析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深入,中国与拉美国家利用多种双多边机制就全球治理议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磋商,推动了双方在应对气候变化、全球金融治理、世界贸易治理等领域的合作。但是,中拉全球治理合作机制建设仍面临诸多挑战,这主要体现在整体协商机制不够完善、对次地区多边机制的利用尚不充分等方面。中拉经贸关系的快速、深入发展为双方加强合作机制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拉共体论坛的成立为整体协商提供了制度空间。在当前国际形势下,拉美国家承受着巨大的内外压力,急需改善内外环境,这将为推进中拉全球治理合作机制建设提供新的机遇。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国际环境,全球治理体系面临诸多变局:国际社会权力结构发生变化、大国退出导致治理赤字扩大、全球治理规则亟须现代化、常态化改革必要性骤然上升等。全球治理改革也面临诸多挑战:缺乏部分核心大国的支持、个别国家国内政治"负面溢出效应"制造大量不确定性、规则建设和制度建设具有时滞性、逆全球化思维频现削弱全球治理合作意志等。在此背景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必要性不断凸显,中国应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与现代化谈判进程、全方位重视专业人才培养、加强话语体系建设,为优化和改革全球治理体系注入强劲动力。     

巴西环境治理模式及对中国的启示

<正>在发展中国家中,巴西的环境治理模式独具特色,其立法体系、治理创新、执法机制等领域的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但巴西环境治理尚面临一些新挑战,环境治理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难以消弭。巴西环境治理的经验和教训对于中国环境治理、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巴西环境治理的特点与经验巴西在多年的环境治理中积累了诸多经验,许多经验具有浓厚的巴西     

全球治理的中国自信与自觉

正近年来,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提升和国家间相互依赖关系的日益深入,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和能力不断增强。在器物、制度和观念三个层面,中国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越来越多。中国正在以更加自信的面貌和更加自觉的心态,推动全球治理朝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中国应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这种贡献越来越体现在全球治理层面。习近平总书记在致2016年新年贺词时表示:"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中国不能缺席。"中国不能缺席,亮明了全球治理     

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未来”到来与全球治理新议程

人工智能的发展给全球化和世界政治经济进程带来了科学、技术、数据、网络、信息等多重影响。同时,人工智能也可能导致新的全球问题出现,因而主要行为体尤其是主权国家不得不参与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治理,并寻求有效路径,以期更好地利用人工智能服务于经济和社会发展,并探索全球问题的解决之道。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问题,表现为人工智能可能引发新的全球焦虑、对国际安全和全球治理构成双重挑战,而人工智能本身还可能存在数据隐忧。有鉴于此,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治理新议程,无疑首先指向人工智能本身,即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一般路径,表现为人工智能治理集中化、合法化与专业化,通过政府政策对人工智能的直接或间接治理,并就人工智能治理寻求国际合作。中国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在利用人工智能优化经济治理和企业战略布局、提升国家治理智能化水平、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治理、践行"一带一路"倡议等方面,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国际发展治理中的中国角色

随着千年发展目标于2015年结束,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制定也已完成.国际发展议程和相应治理机制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始于冷战结束,经历了可持续发展议程、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2030年议程等三个阶段的发展.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这三个阶段的发展中有着不同的角色,总体上其影响力和地位正不断提升,根源上得益于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随着2030年议程于2016年1月1日正式启动实施,国际发展治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对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期的中国而言,2030年议程的制定和后续落实,既带来了重要机遇,也伴随着不小挑战.为更好地抓住2030年议程所带来的历史性机遇,中国应更积极地参与国际发展治理,推动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建构,同时强化影响力不断提升的南南合作,承担更大国际责任,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推动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发展治理机制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