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治理的基本逻辑与有限性分析

公共治理理论是当前社会科学的前沿理论之一。20世纪末,该理论被广泛地运用于政治发展和行政改革的研究与实践领域。本文以公共治理理论产生的社会背景为逻辑起点,阐述了公共治理的基本理念,并进而论证了在西方社会语境下产生的治理理论在观照中国现实或本土化过程中的理论边界或有限性。     

批判与反思:西方治理理论的内在缺陷与多维困境

源自于西方的治理理论,正在成为当今公共管理学的最炙手可热的理论之一.倡导社会多元主体合作共治是治理理论的核心思想.但治理理论本身还存在内在缺陷,面临诸多困境.剖析这些缺陷与困境,不仅有助于公共管理理论的完善,也对指导公共管理实践大有裨益.     

中介关系:走出中国传统社会关系伦理化困境的关键--梁漱溟社会结构理论研究之二

与西方社会关系的间接化、抽象化和普遍化相比,中国传统社会关系伦理化使关系本身具有间接的、抽象的和普遍性特性.它造成了关系对社会组织和本应是权利主体之个体的消解、公共领感私人化和权力一元化的社会政治结构.由于历史的惯性,这些问题仍存在于当代中国社会.虽然梁漱溟看到了中国传统社会伦理化关系所带来的困境,但是他本人坚持中国传统社会伦理礼俗中蕴涵着理性精神而试图重建礼俗社会.然而,正像尺子不能度量自身,中国社会要走出伦理化关系的困境,决不能再回到礼俗社会,而必须从人的对象化活动出发,建立起现代法治社会的必然前提客观中介、公共空间和一系列相关的法律制度.     

关于法治建设的哲学审视

在中国的法治建设中,从方法论上看必须协调好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关系,肯定和否定的关系、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形式和内容的关系,正视和促成法治建设的外部条件,继承传统法律的合理因素,使国际化和本土化相结合,法律的形式原则及实质价值相结合,是中国法治建设顺利进行的根本。     

中国基层社会践行"公民治理"的障碍及可行性路径探析

在公民意识日益觉醒、公民参与日趋广泛的现代社会,在对公民、代议者、公共管理者,三者关系重新厘定的基础上构建现代公民治理理论,为社会治理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途径.虽然目前我国基层社会践行公民治理还存在着公民社会不成熟、公民文化有待推广、公民意识淡薄、公民能力低下、公民治理制度不健全等障碍,但仍可以因地制宜地探索并践行有中国特色的基层公民治理模式.     

中国内地社会工作理论本土化研究

社会工作理论本土化的研究虽然成为近年中国社会工作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但其未被置于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之中.本文从批判性地考察中国学者对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的引入和反思开始,对其研究脉络进行梳理,然后将社会网络研究中"关系"概念的本土化作为新的介入视角引入社会工作理论的本土化研究,最后探寻社会工作理论本土化的路径选择.文章认为,"关系"和"嵌入性"等概念的引入对今天中国社会工作理论本土化的研究具有启示意义.     

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政策工具的演化研究——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比较及启示

本文从政府治理公共社会事务政策工具产生与演化轨迹的视角,重点剖析了中国与西方国家在食品安全风险治理进程中政策工具的演化逻辑.虽然中国与西方国家治理食品安全风险的起点各不相同,但政策工具演化发展的轨迹却基本一致,皆经历了从强制型工具为主演化为强制型工具与引导型工具相结合,并最终趋向于强制型、引导型、自愿型三类工具相互融合的动态演化过程.这是中国与西方国家治理食品安全风险政策工具演化发展的共同特征,其本质体现了一个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关系的变迁史,而差异性主要由中国与西方国家经济体制、社会发展所处阶段与所面临的食品安全风险的不同而产生.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政策工具体系的完善既要科学把握全球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普遍性,又要从本土的实际出发,促进并努力实现政府、市场、社会主体间治理食品安全风险政策工具的均衡与匹配.     

运用矛盾普遍性特殊性原理的光辉范例

矛盾普遍性特殊性问题是个重要的方法论问题。在二者关系上存在辩证思维方式和形而上学思维方式 ,由此得出两种不同的矛盾普遍性———具体普遍性和抽象普遍性。邓小平运用具体普遍性的思维方式考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 ,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该理论无论在方法论原则上 ,还是在理论内容上都充分体现了矛盾普遍性特殊性相结合的原理。     

我国政府治理借鉴西方公共管理理论的误区与策略分析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学习西方公共管理理论是完善我国政府治理的重要途径.但因在理论引入和实践过程中存在误区,未能有效发挥理论效果.通过对理论借鉴方法和政府治理现状的反思,以"学习并超越"为宗旨,梳理西方公共管理理论中对我国政府治理具有重要意义的内容,并提出理论借鉴的"三层次"策略,以建立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治理理论,实现善政与善治.     

中国治理研究:引介、应用、反思与转化——本土化视角的文献回顾

根据本土化程度的不同,国内的治理研究可以分为四个部分:对治理理论的引介;对治理理论的具体应用;对治理理论的理论反思;将治理理论本土转化的努力.比较而言,对治理理论的引介和应用较多,对治理理论的反思较少,将治理理论本土转化的努力更少.理论可以引进,但是社会发展的脉络、阶段和问题都是不可引进的,主要基干西方经验的治理理论想要对中国发展发挥更大理论影响,就必须加强以本土为思考对象的理论反思和转化,并形成能够更有力的解释、把握和指导中国社会治理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     

社区理论的研究理路与"中国局限"

社区理论发端于西方.在西方的社会学研究中常见有两个社区定义,即"一种关系类型"和"一种地域社会".这两种定义代表着西方学界研究社区的不同理论脉络.中国的社区理论充分体现着西方学界的影响力,但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另外,社区研究成果虽然丰富了中国社会学知识体系,但也具有明显的笼统性和模糊性,主要体现为研究理论的机械性、调查内容的肤浅性、研究目的的功利性、研究方法的单调性.因此,提升中国社区理论研究的学科意识和使命感是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过程中所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论叙事学本土化的动力元

在西方文化圈衍生发展的叙事学能否本土化、如何本土化,是学者们孜孜以求的话题。本文认为:叙事学本土化是一个必然的命题。因为其存在强烈的本土化动力元,即中西比较意识与理论自觉意识。前者是叙事学本土化的外部动力,刺激、深化叙事学本土化的内在需要,无论执着于中国传统叙事理论的挖掘整理,还是西方叙事学学科理论的研究,视点都落在中国叙事理论的建构上,中西比较视野都是驱动其渐进的深刻的动力之一。后者是叙事学本土化的内在动力因素,使叙事学本土化成为研究者的主动追求,直接引导和推进叙事学本土化的进程,叙事学研究过程中具体表现为强烈的本土意识和历史意识。二者形成强烈的势能,推动叙事学的本土化进程和最终实现。     

当前中国社会抗争研究:基于抗争性质、动因与治理的分析

当前中国的社会抗争有其必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成因,在性质上是基于利益博弈的底层抗争,具有内在结构和正反功能。社会抗争的生发原因和动力机制是抗争政治研究的重点。学界在借鉴西方概念和范式的基础上,进行了诸多本土化的理论尝试和经验解读,适应了中国社会抗争的复杂性、多变性和特殊性。以上两个方面的最终落脚点是社会抗争的治理,使抗争达到有序化、有益化的效果。为此,要在治理的理念、主体和内容上进行总结和反思,尤其在当前中国的党、国家和社会关系下,必须探求中国共产党与社会抗争之间的关联,建构以政党为中心、国家和社会多元共治的治理社会抗争的政治逻辑。     

公共领域话语的中国意义——评《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

卜正民《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是一部开风气之作,以晚明地方士绅捐赠佛寺活动为其分析的核心．使用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来考察晚明中国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公共领域作为一个生长于欧洲社会文化背景下的西方观念,能否在中国这样一个典型的东方社会生长和发展,中国是否存在一个市民社会体系或者是否存在着公共领域．卜正民这部著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和靶子。     

西方国家公共行政范式的演变及其发展趋势

伴随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的变迁,西方国家公共行政范式也几经演变,而体现在总体性上,从传统公共行政范式到新公共管理范式的演变更具代表意史.尽管在总体视角的演变过程中,也涌现过一些理论方面的添加或弥补,但完善与改进的意义更大于跨越与替代.当下,归因于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公民民主意识的提升以及政府不可治理公共事务的增加等因素的影响,使得西方国家政府所处的生态环境呈现出了复杂性、多变性等时代特征,一种全新的公共行政范式--网络化治理开始在西方国家兴起.网络化治理范式的明显优势既体现了其存在的现实合理性,同样昭示着它将代表西方国家公共行政范式的未来发展趋势.     

食品安全风险:引发因素、传导机制、演化特征及治理

食品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健康安全。食品安全风险的产生主要是由生物性、化学性、物理性因素构成的自然性因素与由社会经济活动主体行为构成的人源性因素所引发的,并且以直接或间接传导方式沿着供应链运动,积累到一定程度将诱发食品安全事件。食品安全风险治理具有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等特点,是公认的世界性难题,一个国家或地区食品安全风险的产生、发展与演化内在地取决于经济社会与科技发展水平。研究表明,伴随经济结构与社会形态的巨大变化,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演化进程被大大加速,风险治理面临巨大挑战;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演化既具有全球的普遍性,又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因此,中国已经走出了不同于西方国家的食品安全风险治理道路,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体系。     

双因素理论在政府部门人力资源激励中的应用

双因素理论对我国政府部门人力资源激励有重要借鉴作用.然而,由于该理论产生的西方背景,其在国内应用时要将其本土化.要根据政府部门的特殊性,区分好保健因素和激励因素的内涵,内外结合,实现最优化,最大限度地激发政府部门人力潜能.     

整体性治理:一种压力型治理的超越与替代图式

政府有效治理的关键在于治理图式是否优良。长期以来,中国实行的是以目标责任制和下管一级制度为核心的压力型治理图式,这种治理图式存在着诸多弊端,亟待一种新的治理图式予以替代。缘起于英国并得到西方国家效仿的整体性治理图式,无论是在价值取向、治理策略还是在政府运作和问责机制等方面都实现了对压力型治理图式的超越。当下,援引整体性治理理论并予以本土化对于中国政府实现有效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社会工作介入灾后恢复重建的框架及其因应策略

西方工业化国家和中国港台地区的社会工作无论在理论范畴还是在实务领域都已进入比较成熟的境界,被广泛实施于灾后恢复重建,然而中国大陆对专业社会工作认知仍然存在一定偏差,政府组织与社会组织关系尚未有效理顺.随着中国近年的灾害多发,迫切需要社会工作介入灾后重建.本文从灾后恢复重建的主体、灾区人民需求的特殊性、社会工作专业价值理念和方法等角度分析社会工作介入中国灾后恢复重建的空间,建构社会工作介入灾后恢复重建的服务框架,并从社会工作角色新的塑造、介入的基础与目标、介入的策略等视角探索中国社会工作介入灾后恢复重建的路径.     

传播学中国化：在地经验与全球视野

“传播学中国化”自20世纪80年代提出以来，即成为中文传播研究中最重要的议题之一。梳理该议题的产生及其内涵外延的来龙去脉，一方面形成对“传播学中国化”较为全面的认知，另一方面接续和回应围绕其合法性和可能性引发的讨论与观点。这些论争隐含了“传播学中国化”作为在地经验的研究与西方学术霸权乃至全球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传播学中国化”应自觉置身于全球知识生产的场域中，首先借鉴和入乎西方理论之内，以研究中国特色的在地经验，彰显其理论的特殊性一面，进而超越和出乎西方理论之外，在全球视野中互映中西方传播理论，在对话融通中提升中国传播理论的普遍性一面，最终实现理论特殊性与普遍性辩证统一的全球在地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