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理论工作面向农村的问题

面向农村、为农民服务,建設社会主义的新农村,是我国一个长期的战略任务。因为这个問題牵涉到为全国百分之八十以上人民服务的大問題;牵涉到如何建設一个强大的国家問題;也牵涉到如何在我国不出或少出修正主义、挖掉資本主义老根的大問題。毛主席很早就号召我們到农村去。他說:     

再论“逻辑眼界”——并答李匡武同志

李匡武同志在《論形式邏輯与辯証邏輯的联系和区別》一文(載《学术研究》,1962年第4期,以下簡称“李文”)中,对拙作《論“邏輯眼界”,(載《新建設》,1960年12期)提出了不同意见,这是值得欢迎的。李文中所提出的关于两种邏輯自身的根本区別何在,关于形式邏輯的局限性問題,也具有当前的邏輯兴趣,值得进一步去探討。但在仔細研讀之后,对李文的論点我却未敢苟同。除将关于形式邏輯的局限性一題留待答郑毅男同志时一并論述外,茲先就李文提出的其他有关問題,再申述己见。     

试论“谓之”“之谓”在先秦古籍中的用法

一、問題的提出和戴东原《孟子字義疏証》的启示 从前北京中山公园格言亭上曾刻着这样两句格言: 程子曰:“主一謂之敬,无适謂之一。” 朱子曰:“尽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两句話好象同一句法,但一用“謂之’,一用“之謂”。細审文义,二者又确有区别:程子的話是講“主一无适”的,朱子的話是講“忠恕”的。但二者在句子結構上的区別     

历史研究怎样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

馬克思主义經典作家一致认为研究問題要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找出规律,得出結論。毛主席教导我們說,“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示,不論研究历史或研究现状都同样用得着。这种态度表明唯物主义者研究問題与唯心主义者有根本的差別。唯物主义者研究問題“始終站在     

对“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的一点理解

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問題,是一九五七年二月間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著名讲演中,当作我国工业化道路的一个关键性問題提出来的。当时,我們国家的經济状况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主要的是:第一,在农业方面,基本上完成了“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即基本上实现了农业的社会主义合作化;第二,在工业方面,經过第一个五年計划的建設,社会主义工业化有了一个初步的基础。这样的情况說明了什么? 一方面,它說明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經济制度經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資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已基本上建立起来了;另方面也說明了我国的工业建設正朝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目标前进。但是,这种新的形势,     

就典型問題与賈文昭同志商榷

賈文昭同志的“试談文艺理論中的几个爭論問題”一文,就十年来文艺理論中几个主要問題的爭論情況作了簡要的叙述,并表示了自己对这些問題的看法。这些看法大部分是正确的,但对典型問題的理解,却是錯誤的。作者虽然在叙述中批判了修正主义的人性论观点,但是自己的認識仍然是人性論的,超阶級的。这主要表現在对典型形象的共性和所謂时代典型、民族典型的理解上。作者写道:典型是鮮明的个性与充分的共性的統一。所謂共性是什么呢?作者概括了三种說法:1.共性是一定社会力量的本质;2.共性即一个阶級的阶級性;3.共性可     

谨慎地对待资料辨年工作

研究中国古代思想,首先会碰到資料真伪及其年代的問題。这是一个很費糾纏的問題,因为許多东西都不是三言两語可以說清楚的;但这却是一个很重要的問題,因为根据資料的年代說明它所反映的思想,恐怕是思想史研究工作中的最起碼的唯物主义态度。近几年来,我国思想史界有过两个規模較大的討論——对老子和孔子的討論;在討論中,除了一种主要傾向是有些人忽     

《论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质疑

学会运用毛泽东思想,来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发展,对于我們哲学史工作者来說,确实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問題。因此,当我們讀到馮友兰先生发表在《新建設》上的《論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几个問題》一文时,就引起强烈的兴趣,促发了我們的思考。但我們对于这篇文章的基本論点,是不同意的。     

关于人民币的性质和职能问题

貨币与信用是經济范疇,貨币与信用的学說,是政治經济学重要部門之一,利用貨币与信用作为我国建設社会主义的工具,乃是苏联,我国以及其他人民民主国家重要任务之一,因此,研究我国过渡时期的貨币与信用,不但是理論問題,也是实踐問題。可是一进入研究我国过渡时期的貨币与信用領域,首先便遇到一个問题——关于人民币的性質和职能問题,对这个問題如果不加以研究,則正如毛澤东同志在“改造我們的学习”中所曾指出的我們存在着“理論和实际分离”的缺点,他說: 在学校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邏輯,教經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經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     

关于中国近代国民經济史的分期問題

一問題 馬克思主义的中国国民經济史是一门新建設的科学。几年来,在这門科学的建設上已經取得很大的成就,特別是中国近代国民經济史部份;随着这門科学的建設,許多有关的基本問題都提到討論的日程上来了。这些問題,有的已經在公开討論,如对象問題;有的虽未公开討論,但不同的意見都以各种方式提出来了,如中国近代經济史的分期等問题。很明显,这些問題的討論是有助于这門科学的发展的。本文企图对后一問題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理論工作面向农村的几个問題

一建設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中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問題。目前,各行各业正在响应党的号召,把自己工作的重点放在面向农村,为五亿农民服务这个基点上。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論工作,要不要面向农村,为广大农民服务呢?我們能不能实行面向农村的方針呢?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課題。建設社会主义新农村,总的說来包括两大方面的任务,卽物质方面的建設,和思想     

必須正确理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关于生产力性貭問題討論中若干方法論上的问题和平心先生商榷

平心先生在关于討論生产力性貭的文章和发言中,提出了許多值得討論的問題。其中有不少問題,如所謂生产力的“社会属性”、生产力的“自行增殖”等,都涉及到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概念及其辯証关系等根本理論問題。同时,在論述上也涉及到馬克思主义方法論上的若干問题。据平心先生說,有些人之所以不可能接受他的关于生产力的“社会属性”、生产力的“自行增殖”等“科学主張”,是“因为他們囿于非辯証的思考习慣,既不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統一,又不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根本区別”,可見,关于生产力性貭問題的論爭,是与如何理解和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有密切联系的。不过在这一埸論爭中,究竟是誰真正的坚持了辯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呢?又究竟是誰“囿于非辯証的思考习惯”呢?这是本文所要探討并提出和平心先生商榷的問題。在討論之先,我同意平心先生提出的,要有一个大家共同遵守的准則。平心先生說: “在进行討論的过程中,我希望大家遵守一个共同准則,就是为了使各方面的意見尽量明确,必須集中研究已經提出的一些主要問題和基本論点,不要一味纠缠在个別字句上,否则不仅不易使討論深入,而且可能糊涂問題的实质,分散討論的力量。”我十分同意这样一个准則。并且根据这样一个准則,作一点說明:既然我們討論的要求,不要“糾缠在个別字句上”,而要使不“糊涂問題的实质”,那么在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問題上,我要提出和平心先生討論的,不在于誰口头上或“个別字句上”是否承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而在于实貭上如何正确理解和解决这一辯証关系。就平心先生所发表的文章和发言来說,虽然也說过不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辯証統一”之类的話,但是这还不足以証明平心先生是正确的理解和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間的辯証关系,也不足以証明平心先生沒有在实貭上混淆或割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間的关系。所以,根据这一准则,我們的討論,的确不应該停留在“字面”上,更不能停留在“个別字句上”,而必須进一步探討其理論的实质。但是遺憾的是,我觉得平心先生自己有时并沒有遵守自己提出的准則。例如平心先生在《四論生产力的性貭》中說: “使我感到极大兴趣的是,你(指謝昌余,下同——引者)說我在‘字面上’还一再申述是重視这种作用的(指生产关系的作用——心),足見你多次讀到我所說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密切相联、生产关系对生产力起重要的促进作用或束縛作用一类的話。不管你所說的‘字面’命意如何,有了‘字面’不就有了駁倒你的誣告的鉄証么?”我認为平心先生的这种态度是武断的,是缺乏学术討論所应有的态度的,也是違背了平心先生自己所提出的准则的。因为平心先生如果要証明自己观点的正确,就同样不能借口有了“字面”就有了所谓駁倒“誣告”的“鉄証”,而必須从“主要問题”和“基本論点”上,从具体的理論分析上来弄清“問題的实质”。所以,我必须再次說明,我現在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問題,提出一些意見和平心先生商榷,主要的也不在于平心先生是否在“字面上”承認这种辯証关系,而是力求从平心先生的“主要問題”和“基本論点”上,进行具体的理論分析,以便弄清楚在理論实质上,究竟是如何解决它們之間的辯証关系,究竟是誰“囿于非辯証的思考习慣”?这一点,想平心先生是不会有所异議的。     

人民民主专政学说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理论的重大贡献

(一) 毛澤东同志在“論人民民主专政”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等巨著中,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学說的基本原理,总结了中国革命斗爭和社会主义建設的經验,創造性地闡述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說,进一步丰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級专政的理論。十年来,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發展和巩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巨大胜利,雄辯地証明了人民民主专政学說的正确性和伟大的生命力。人民民主专政或无产阶級专政是馬克思列宁主义中最根本的問題。自从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来,承认与不承认无产阶級专政     

论根据与条件

根据与条件是唯物辯証法的一对关于因果性的范疇。对一定对象来說,所謂根据,就是它之所以存在、变化的根本原因;所谓条件,就是指的制約着它的存在、影响着它的变化的各个因素。在我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設中,在我們的大跃进中,我們經常地要遇到有关根据与条件的問題。提指标,要考虑根据;訂措施,是为了创設条件。我們对于自己所担負的每项工作,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不仅要認識它是“什么”,而且要認識它的“为什么”——为什么应該这样作而不应該那样作?为什么这样作了做多快好省,那样作了便少慢差費?要答复这个“为什么”的問題,便必須說明因果关系,也就是必須理解自己的工作任务的根据和条件。不过本文不打算涉及根据和条件这一对范疇的各个方面,而只想从辯証唯物主义的認識论来說明一下:(一)唯物辯証法关于事物因内部矛盾引起发展的学說是同形而上学的外因论根本对立的;(二)既要全面地分析条件来把握根据,又要根据客观规律来創設条件。这两个論点,我以为,对于我們每一个同志都是有迫切的現实意义的。     

反对现代修正主义 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南共綱領是一个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綱領,同时,又是同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会議的宣言相对抗的。但是,铁托集团却大言不惭地說自己是“創造性地”发展了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因为他們如果不披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就不能欺騙別人,不能实現铁托在普拉濱演說中暴露出来的野心。铁托在普拉濱的演說中曾經說过:“实际牵涉到的問題是:新的方針是否会在各国共产党得胜——这种方針实际上是在南斯拉夫开始的。”“現在的問題是:这条路线(按:就是所謂南斯拉夫路綫)得胜呢,还是斯大林路线再度得胜。南斯拉夫不能只管自己,它必須在各方面努力。”的确,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里,资产阶級民族主义的方針,修正主义路綫是在南斯拉夫开始的。他們还想从“各方面努力”,使这条背叛无产阶級利益的、背叛馬克思列宁主     

略论文艺工作者学习社会——重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笔记

《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讲話》的“引言”中,毛主席在提出了文艺工作者的立場問題、态度問題、工作对象問題和第一位的工作問題之后,紧接着提出了一个学习問題。毛主席說:“我的意思是說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在談到学习社会的时候,毛主席又說:“文艺工作者要学习社会,这就是說,要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級,研究它們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状况,研究它們的面貌和它們的心理。只有把这些弄清楚了,我們的文艺才能有丰富的內容和正确的方向。”     

关于孙恩、卢循起义的性质问题

东晋末(公元399-411年)孙恩、卢循所領导的战爭,它的性貭問題,目前还是众說紛紜,沒有定論。有人把这次起义看作統治阶級內部的斗爭,我以为是值得商榷的。一孙恩、卢循所領导的战爭,从当时的阶級关系和历史条件看,应該是农民战爭。列宁关于战爭問題,曾提出这样的基本原理: “我觉得,在战爭問題上,人們常常忘記和注意不够的,以及引起很多可以說是空洞无謂的爭論的,主要是这样一个基本問題,即这个战爭具有什么样的阶級     

“清官”的实质和《海瑞罢官》的“現实意义”

当前所进行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討論,是思想战綫上的一场极其重要的論辯,它牵涉到一系列重大的原則問題。在本文中,我們拟就以下两个問題发表一些粗浅的意见。首先,是关于“清官”的历史作用問題。“清官”是封建統治阶級的一員,而且是比貪官有远见、因而也是更能維护本阶級的根本利益的人;关于这一点,連吳晗同志也不否认。然而,吳晗同志等认为:正因为“清官”能为本阶級的根本利益着想,所以他們能为人民做一些好事,在历史上有其积极作用。《海瑞罢官》的說明中很明确地說:“海瑞是封     

元代云南政区土官土司的设置及相关问题再考察

元朝政府通过在云南政区进行相应行政设置和管理,结束了自南诏大理国开始的地方割据情况,使云南纳入全国统一的行政体系中,真正成为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元代在云南的设置中,土官土司制度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土官土司制由常规行政体系中任命土官和专门为少数民族首领设置官职体系,即宣慰司体系两条主线构成.这两条主线既有交叉又有重合,重合部分就是对少数民族首领的任用.云南政区的土官土司制在元代开始形成,并不断变化,不仅对云南的地方发展有着重要作用,更为明清时的土官土司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略论黎族的族源问题

黎族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的少数民族,从远古以来就劳动、生息在祖国南方美丽富饒的海南島上。由于黎族沒有本民族的文字,因而对于本民族的历史,尤其是有关族源問題缺乏直接的記載,仅在民間传說故事中留下一些痕迹。至于过去許多有关黎族族源的研究,看来大多为当时的材料所限,不是缺乏足够的事实根据,就是流于主观臆測。因此,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和历史問題的理論,通过现在所掌握到的材料,对黎族族源問題进行系統的分析,正确地解决这个問題,这是很必要的,而且在实践上也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