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珠三角未来的城市群格局

大珠三角地区与环渤海、长三角地区一样是中国最发达的三大都市圈之一，其经济政治地位十分显著。地区经济的一体化趋势使各城市间的协调发展尤为重要，必须从全球、全国和区域三个层次进行统筹与分工，才能实现更好更快的发展。     

安徽加速融入长三角经济圈经济发展战略的思考

长三角经济圈是中国经济最发达最具活力的地区，是拉动长江流域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安徽融入长三角，推行东向发展战略，是中部崛起发挥区位优势的最佳选择。安徽同长三角经济圈具有地缘、区位和资源优势，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些优势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安徽同长三角地区的差距在拉大。因此．加速融入长三角经济圈，承接长三角经济圈的产业转移，参与长三角的产业分工，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并将其转换成为竞争优势，是安徽加速崛起、实现经济一体化的必经之路。     

用工荒,一个时代的终结

用工荒始于2004年,几年下来,珠三角的缺工人数已从当年的15万增长到目前的200万,缺工也从珠三角蔓延到全国多数地区。曾几何时,在珠三角、长三角等发达地区,     

发达地区技术进步与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关联性——以珠三角与粤西地区为例

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毋庸置疑。在相邻的经济区域之间,经济发达地区的技术进步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并且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技术差异越大,这种推动作用也越大。作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广东省粤西地区的经济增长与作为经济发达地区的珠三角的技术进步有着密切的关联性,粤西地区应当充分利用这种关联性,实现其经济增长,不断缩短与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最终改变其经济落后面貌。       

社会转型与长三角发达地区公民公共政策参与

改革开放,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长三角发达地区进入了社会全面转型的时期。经济快速发展及由此带来的利益分化、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推进、公民综合素质的提高,构成了长三角发达地区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动力因素。但同时,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制度的不健全、传统政治文化的负面影响等又成了长三角发达地区公民公共政策参与的制约因素。因此,要推动长三角发达地区公民公共政策参与的健康顺利发展,就必须建立健全有效的利益协调整合机制,大力加强公民公共政策参与的制度建设,积极倡导参与型政治文化。     

江苏沿海地区联动开发模式研究

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经济圈已经成为我国东部沿海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但是我国沿海地区仍然存在四个经济低谷区,江苏沿海地区就是其中之一.尽管江苏沿海地区拥有良好的区位优势、优越的资源条件,但是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相对滞后;针对目前江苏沿海地区的发展状况,构建了该地区开发的“三联动”模式,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浙江农村与珠三角农村的比较———以浙江宁海与广东东莞作为对象

浙江和珠三角地区农村工业化路径的差异，造成两地经济发展方式的差异，土地利用方式的差异，社会结构的差异，社会交往模式的差异以及乡村治理方式和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差异。当前的浙江农村社会充满活力，而珠三角农村却落入到土地食利者利益固化的陷阱中了。     

“经济血缘关系”对区域经济发展作用分析——基于广东省粤西地区的实证分析

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之间的经济血缘关系,对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究竟是促进还是阻碍,与欠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经济差距直接相关。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经济差距越小,经济血缘关系越有利于发达地区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经济血缘关系成为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有利因素。反之,经济血缘关系则成为阻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不利因素。实证分析表明,虽然粤西地区与珠三角地区存在经济血缘关系,但可能阻碍粤西地区经济发展,摆脱这种阻碍的有效途径是缩短粤西地区与珠三角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这是实现粤西地区经济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乡村振兴背景下长三角地区农村环境治理实证研究

推进农村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是“五位一体”总布局在农村社会的体现。长三角地区农村社会经济较为发达,城镇化程度高,但环境问题日益突出。通过对问卷调查获得的数据进行AGIL模型分析后发现:长三角三省一市整体存在村民环境治理认知与行为背离、环境治理政策执行不到位等问题,皖、苏地区农村环境治理各类资源存量相对不足,浙、沪地区农村环境治理资源整合及利益链条不完整。针对问题,提出解决策略:强化环境治理动机,整合环境治理资源;健全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体系,提高政策执行力;调整农村经济产业结构,耦合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出台配套政策措施,形成农村环境治理常态化。     

论不发达地区农村存在的九大问题与九大对策

不发达地区农村存在的突出问题:文盲半文盲太多,脱贫之路非常艰巨;不发达地区农村中小学一是布点不合理,二是校舍差,房屋大多系危房,三是不合格教师所占比重不小;不发达地区大多数农村产业单一,除了靠天吃饭,没有其他产业,更谈不上有合理的产业结构;不发达地区农村土地贫瘠,西北农村缺水严重,土地面临或已沙化、盐碱化;西南地区沟壑纵横,山高坡陡,“天无一日晴,地无一尺平”,坡耕地占很大比重,坡耕地水土流失严重,土地肥力不断滑坡,加之农家肥逐渐被农民淘汰,唯有化肥才能保持产量,这又进一步加剧水土流失和生态失衡;不发达地区农村宗族势力不断抬头,习惯势力相当有市场,观念更新极为困难;不发达地区有些地方农村党的基层组织未能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有的甚至瘫痪多年,只是形式上存在;不发达地区有些乡、村政府,办事效率低,干不了或不干实事,但干几年下来,自己总能盖上一栋小洋楼;不发达地区农业资源和人力资源并未真正开发利用;不发达地区农村小城镇发展严重滞后。最关键的是不发达地区农村教育滞后,要发展教育,就必须发展经济,而要发展经济,除了资金外,最关键的是人才,尤其是创业人才、创新人才,高层次人才可部分从外面引进,但数量众多的熟练技术人才只有靠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尤其是农村职业技术     

苏北地区融入长三角旅游圈的战略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人口最稠密、经济最发达、人民生活最富裕的经济区域。文章在分析苏北地区融入长三角旅游圈的条件基础上,进而提出了五种融入模式,也是苏北地区参与长三角区域旅游合作的路径,最后文章从制度层面分析了融入的协调机制,力求从深层次探讨苏北地区融入长三角旅游圈的保障举措。     

我国中等发达地区教育现代化的战略选择

结合我国中等发达地区经济与教育发展的区域特征 ,本文从实现基本教育目标、农村教育改革、调整教育结构、发展区域高等教育和教育信息化等方面 ,系统地探讨了该区域教育现代化的战略选择和推进策略。     

长三角产业转移背景下安徽农村经济发展探析

安徽农村地区的产业发展水平、固定资产投资、居民收入等滞后于长三角地区,从长三角到安徽区域之间,客观上存在着经济技术梯度。政府政策的支持、基础设施的改善以及农村拥有的丰富劳动力资源、土地资源,构成了安徽吸引长三角地区产业转移的区位优势。借助长三角地区的产业和要素向安徽地区的梯度转移,通过发展村域经济、科学规划园区,因地制宜、发展优势产业,完善投融资体制、推进城乡一体化,大力发展教育、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建立健全农村发展机制、完善服务环境等措施,能够促进区域经济之间、城乡经济之间的统筹协调发展。     

论地区资源优势的发挥与地区的创新选择

本文论述在地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为赢得并保持地区的竞争优势，如何正确发挥本地区的资源优势与本地区的“创新”选择问题。为使资源优势和创新选择真正成为地区经济竞争优势的重要支柱和动力，必须将地区资源优势和本地区的“创新”选择有机地结合起来。同时树立资源的系统性、层次性、动态平衡观念，实现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保持地区经济的竞争优势。     

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战略思考

福建地处台湾海峡西岸,北接“长三角”、南接“珠三角”,特殊的区位和竞合态势,是福建提出“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新战略的重要背景。与“长三角”、“珠三角”相比,福建主要优势有对台优势、港口优势和生态环境较好的优势。福建未来发展,不仅要积极参与“长三角”、“珠三角”区域间的经济合作,更要通过闽台合作,提升自身综合实力,在竞争中发展自己。近中期内,福建应主要在开放型经济、港口经济、壮大中心城市、培育产业集群和建设生态省等5个方面努力奋斗,抢抓机遇,争取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建好海峡西岸经济区,为实现祖国统一,最终建成“环海峡经济圈”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比较分析

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之间在发展水平上存在明显的差异.从人力资源开发的角度看,我国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源在受教育程度、营养健康、配置等方面都落后于东部地区.通过比较,认为欠发达地区应控制人力资源的规模膨胀,普及初等教育和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改善营养健康水平,促进人力资源的合理有序流动.     

地方领导干部视野中的协商民主： 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比较分析

根据对调研数据的比较分析，发达地区的领导干部与欠发达地区各地领导干部对协商民主的认知与实践存在差异之处。总体来看，发达地区对协商民主有更多的认知，有更高的满意度，对协商民主实践也有更高的支持度。造成这种差异的逻辑可能在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会带来职业的变迁，职业的变迁会带来阶层的分化，从而形塑不同的政治观念(包括民主观)，民主观念的变化又会带来民主实践的变化。但是也应该看到，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在协商民主认知与实践方面也存在共同之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对协商民主认知与实践的影响是存在的，但也不应过度夸大。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是协商民主认知与实践变迁的重要影响因素，但不是最直接的因素，也不是唯一的因素。     

当代青年延时劳动的情感适应与归属价值

由于社会转型及快速发展，青年个体需要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完成多重身份的确立和认同，同时又承担着重要的行为义务与责任，这对情绪管理和自我控制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当代青年人既希望向社会展现劳动中坚的骨干形象，又想表达不同于传统的个人休息和发展权利的诉求，这两方面常常存在冲突。青年基于资源竞争下的压力消化，往往选择向“加班文化”妥协。针对延时劳动具有优势的行为策略表现为灵活有度的情感适应，采取面向未来的积极指向和成就动机的自主意识，形成身份认同及社会适应的归属价值，积累和增加劳动的议价能力，进而塑造劳动的主体选择。     

“云浮模式”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云浮不是浮云。云浮位于粤西。"每每与人交换名片,云浮市委副书记姚康总要向人作这样一番介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发展出现以"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为代表的农村城镇化发展模式,以成都、重庆为代表     

农业区域生产专业化、劳动分工与职业分化——源自茂名市化州杨梅镇浪山村的证据

单家独户或小范围的农业专业化生产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必然会受农业分工的有限性制约,影响农村劳动力的劳动分工深化与职业分化。只有在农业区域生产专业化条件下,生产效率提高、交易成本降低、劳动者从中得到的收益增加,才会激励劳动者主动参与到分工与合作的进程中来。浪山村经验表明,当一个地区农业生产形成专业化,主导产业选择正确,规模报酬递增得以实现,＂斯密猜想＂的困境就可能缓解,其潜在的收益会激励劳动者进行劳动分工;而生产专业化的同时,也需要农户之间进行合作来降低交易成本,这必然导致农民职业进一步分化。劳动分工与职业分化水平提升反过来可以集中投资,促进技术发展和人力资本积累,进一步提高专业化水平,由此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