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德军节度印”考

上世纪1985年底,大庆市文物管理站在大庆市大同区常家围子村征集到古代铜质官印一方。印面为汉字、阳文“归德军节度印”。节度使为地方职官,五代、宋、辽、金各朝代均有设置,而归德军节度使之官惟唐代没有提及,五代、宋、辽、金各朝代对归德军节度使均有著述,通过印文质地的比较研究,首先排除该印是五代时期的可能性。宋代和金代的官印,大多数是阳文九叠篆,再从尺寸、涂金、边框宽、富于变化、大多数有边款等多处与“归德军节度印”不符,这样我们就又排除了是宋、金某个朝代的官印。所以该官印应该是辽代的“归德军节度印”,其节度使的管辖范围,应该在今天的辽宁省绥中县西南前卫为中心的广大地区。     

岭南地区出土的西汉中晚期青铜器初探

岭南地区出土的西汉中晚期青铜器，其出土地域扩大，但数量锐减；出土的生活用青铜器占绝大多数；铜钱出土大量增加。南越国灭亡是出土西汉中晚期青铜器锐减的直接诱因，而出土西汉中晚期青铜器的地域扩大与汉武帝平定南越后在岭南置九郡七十多县有关。     

金代"窟忒忽达葛谋克印"再考察

金代官印迄今公布逾900方,并尚有未公布者,在遗留至今的历代官印中,数量居首.猛安谋克印是金代特有的官印.纵观金代官印各著录及印谱中,相同印文的谋克印几乎未曾重复出现过.从玺印文字和官印制度两个角度考察了《金代官印》一书收录的"窟忒忽达葛谋克印"三方印模,推论三方印模实际应该是两方印章,在此基础上,综合各方材料又探讨了一个确切的谋克有两方印章存在的原因.     

南越国的官制沿革初探

南越国的设官及其沿革是南越国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之一。对这个问题,史学界存有歧说,有的认为其设官仿秦,有的则说:“南越王国的百官制度和宫室名称都是仿效汉朝的。”我以为南越国的官制有仿秦、仿汉和自创三种情况,今试探求、考析如下。一、南越国之设官目前要准确描述南越国官制的全貌,尚缺乏足够的依据。但是,若把散见于文献中和出土文物上的有关资料收集起来,作一番整理,也可以描绘出其大概的轮廓。(一)、王国中央之设官。可分为政务官、军事官和内廷官三类。     

金代"上京路军马提控木字号之印"考述

民国时期宁安县东京城镇出土的金代官印"上京路军马提控木字号之印"是金代晚期上京路高级军事将领印信.它不仅为金国、东夏国的官制、兵制、行政建置、历史地理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同时也为考古学、历史学提出了新的课题.     

新见封泥与秦县印制变迁

秦印制度对战国至秦统一的历史进程多有反映,由封泥所见县印切入,可揭示相关面貌,并增进对秦汉、汉唐政治制度演变的认知。秦印称谓经历由“玺”而“印”的变化,时间非以秦统一为界,而在统一前夕。天子印称“玺”、吏民印称“印”,与秦统一“正用字”“正用语”的旨趣尚不尽同,后者属“非制度”行为,故曰“群臣莫敢用”。“通官印”指可通于上的“通官”群体用印,对称概念是“小官印”。“官”指官吏而非机构,“小官印”不是“小”的“官印”,而是“小官”的“印”。秦代“小官印”“少官印”是指少吏所持官印。与后世唐代不同,秦官印主要是吏员印。机构主官用印使用职官省称,凸显机构名称,反映秦主官用印时吏员印、官署印属性合一。秦县、乡印存在不同写法,如“绵者”与“绵诸”、“灋丘”与“废丘”、“卿”与“鄉”,是秦“同书文字”的体现,时代分属统一前后。用字之外,界栏也是判断用印时代的重要参考。秦及汉初“道”官不置乡,或设“部”管理,部印之“部”与马王堆地图所见之“部”的性质相近。     

唐代于阗文书折冲府官印考释——兼论于阗设置折冲府的时间

左、右豹韬卫系武则天时代由左右威卫改名而来,神龙元年(705)恢复旧名.签署时间为开元十七年(726)的于阗文书上,钤有一方印文为“右豹韬卫□□府之印”的官印.二十余年前已经不存在的官署名,为何还出现在官印上?对于多次出现在西域出土唐代文书中的这种现象,本文从折冲府的统属关系及其在官文书和官印中的正式名称入手,结合府兵制的废除与边地驻军管理体制的变化,进行了系统的解释,进而对唐代在于阗设置折冲府的时间进行了推测.     

南越丰碑 大块文章——《南越国史》读后

南越丰碑大块文章———《南越国史》读后李庆新秦汉之际，正当二世胡亥在为其父子的残暴统治种下的“天下畔秦”、“外内骚动”苦果而穷于应付、岌岌可危之际，万里之外的南海郡尉任嚣却密锣紧鼓地酝酿据岭自治的计划，他的继任者赵佗绝关自守，击并桂林、象郡，实现岭南...     

广州象岗大墓“赵眛”印释

广州象岗大墓出土“赵眜”印,同时出土有“帝印”及“文帝行玺”等印。从“文帝行玺”可知,墓主是《史记·南越列传》所载赵佗之孙赵胡。因为《史记》明说:“胡薨,谥为文王。”这是汉廷的赐谥。可是尽管汉廷赐谥称王,南越还是自管自地称帝,这也可说明当时汉廷与南越的关系。《史记》所载文王是赵胡,墓中出土却只有赵眜的姓名印,这矛盾如何解释呢?我个人意见,眜即是《左传》昭公元年所载的昧。眜,《说文》释作“目不明。”昧,《说文》解释为“昧爽,旦明也,一曰暗也。”昧的本义应该是暗,昧爽即旦明,即今所谓黎明前的黑暗,是引申义。天色未明的     

佳木斯地区近年发现的金代官印考释

本文对佳木斯地区近年来出土发现的几方金代“猛安”、“谋克”官印,结合文献和有关资料进行了考释.     

广州南越王墓印文释

广州象岗山南越文王墓出土印文文字材料十分丰富,据《西汉南越王墓发掘初步报告》(见《考古》1984年第3期。下引印文,均据此文,不再注)首次披露的材料来看,其中有十一枚印玺印文,两枚封泥印文及一个戳印印文。这些印文文字材料,不仅是研究南越国历史重要的地下文字材料,同时也是了解和估计南越国时期中原汉文化南传情     

关于特林地形图和囊哈儿卫指挥使司印

从特林地形图和历年出土的几方奴儿干地区的卫所官印,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明代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的设置和对该地区的管辖情况。一奴儿干都指挥使司建立于明朝永乐七年(1409年)闰四月,都指挥使司设在特林(庙街,今苏联尼古拉也夫斯克)地方,距黑龙江口约一百五十公里,都指挥使司下辖“卫     

《蒲类州之印》小考

蒲类州之印,铜质,通高四厘米(包括印组在内),方形,5.7×5.7厘米。一九七二年,北庭故城附近生产队社员到古城内取土,在深约两米的一个园坑内发现。七三年秋笔者去故城遗址进行文物调查时,在群众协助下获得此印。据了解,出土时印文字迹清楚完整,但被社员的孩子玩弄敲砸,中心部份残破,幸好字形尚可辨认。据国内专家鉴定,确为唐代文物。现藏自治区博物馆。唐代官印,新疆发现实物还是第一次。新、旧唐书与《元和郡县志》等有关记载,只见到唐代在新疆设有蒲类县和军事性戌兵用的蒲类镇,而不见有建立蒲类州之记载,这是有一定原因的。     

句鑃与乐府

句鑃(音勾掉),是我国古代东南沿海地区越族人民制造的青铜乐器。其形似钲,口向上,有柄可执,用槌击之而发声。过去在江苏、浙江、湖北等地都有出土。1983年秋,广州市象岗发现一座西汉前期的大型石室古墓,墓主是南越国第二代王赵眜(音末)。墓中保存一套(八件)完好的编乐句鑃。这套句鑃由大至小依次排列,并刻有“第一”至“第八”的编码。最大的“第一”通高64厘米,重40公斤,最小的“第八”通高36.8厘米、重10.75公斤,八件共重191公斤。这套精美的句鑃的出土,除了从一个侧面形象地展示了西汉时期岭南地区的文化风貌之外。它还为我们研究古代“乐府”官署的设置和职能,提供了极为有力的物证。     

禾屯吉卫和奴儿干部司——禾屯吉卫指挥使司印考

1974年4月,在吉林省洮安县向阳公社玉城大队七官营子村西南一里许的明代遗址中出土了一方明代铜印。它是当地农民张永庆在耕地时发现的。印为铜铸方形,边长9厘米,厚1.7——2.2厘米,直纽。纽高9厘米,通高11.2厘米。印背左边竖刻两行:“永乐七年九月日”、“礼部造”。印背右边竖刻“禾屯吉卫指挥使司印”;左侧刻“礼字四十三号”。印文为阳铸九叠篆文——“禾屯吉卫指挥使司印”。(见印模)     

清末广东香山县小黄圃巡检司印和韦乃伦

<正> 一九七八年,广西蒙山县新圩乡北村那婆岭出土了一方铜印.铜印正方形,边长6厘米,厚1.2厘米,此印一半刻汉文“香山县小黄圃巡检司印”,一半刻同内容的满文(见图).印背右刻汉文两行“香山县小黄圃巡检司印”、“礼部造”,左刻与汉文内容相同的两行满文.印边两处刻汉文“宣统元年十一月”、“宣统九十八号”.铜印现在为蒙山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收藏. 那婆岭旧坟地,是清末广东香山县小黄圃巡检司韦乃伦的原葬墓址.经查阅韦乃伦的墓碑、志文,采访了六、七十岁以上他的侄、孙等人,收集到不少韦乃伦轶事,以及辛亥革命爆发前后,他在小黄圃巡检司的一些活动情况.     

再论民国官印

自《篆刻》杂志 2 0 0 0 ( 1 )发表了笔者与沈沉先生的《论民国官印》后 ,引起了国内外有关专家学者的关注。该文章不仅概述了“民国官印明显地沿袭清官印遗风”的特点 ;肯定了“民国官印的艺术价值不亚于其史料价值”的依据 ;剖析了“民国谱写篆体官印之绝唱”的必然 ,还提出了“民国官印的四个发展阶段”的观点。本文从“官印流行书体”的变化入手 ,划分了民国官印的四个发展阶段 ,以期学术界同仁批评指正。民国官印在其行世的 38年间 ,沿袭着清代官印遗风 ,在特定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 ,为创意自己的“流行书体” ,带着强烈的民族自信心 ,…     

评康有为考辨新学伪经的“采西汉之说”

《新学伪经考》的所谓考辨“伪经”，是以“西汉之说”为判定标准的。但是，从史学的立场分析，康有为的以纬书出于西汉之前，归为西汉之学，并将《史记》中与其结论不合的史料说成是刘歆的作伪，都是难以成立的，而且康有为的说法本身就存在自相矛盾。所以，康有为并没有真正的做到以西汉之说为标准。     

汉简所见“扁书”探析

近年来各地出土的汉简当中关于“扁书”的记载屡屡出现,通过对汉简中扁书的内容、作用以及分布情况的研究,我们认为扁书在西汉与新莽时期,具有政府用于宣传官文书内容的主要的大众传播媒介的性质。     

也谈“商山四皓”和“悠然见南山”——沈从文先生的一个疏误

沈从文先生在《“商山四皓”和“悠然见南山”》(《花花朵朵坛坛罐罐———沈从文文物与艺术研究文集》,外文出版社1994年版)一文中说:“史传上的‘商山四皓’,汉代和六朝人通说是‘南山四皓’。”其根据是两件多年以前出土的考古资料,一件是日本人在朝鲜境内一座大约是西汉末东汉初年的古墓中发现的,在一个竹篾编成的长方形筐子的四周,用彩漆绘有西汉以来流行的孝子故事,其中一角绘有四位高士,旁边却用隶书题识“南山四皓”,其中南字的写法和西域木简字的南字一样。另一件是在河南省邓县出土的南朝画相砖中发现的,在一块尺来大长方砖上浮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