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集体记忆的红色旅游地地方性建构

红色历史的集体记忆嵌入动态的地方建构和空间生产过程,成为地方性重构的有力素材。文章以云南省宾川县新庄红军村为例,通过参与式观察和访谈文本分析等质性方法,从地方性景观与话语的再建构,以及地方性情境创设的空间实践,探讨新庄村的地方性建构机制。研究发现：具体的地方要素在地方-记忆的互动关系中起中介承启作用。地方要素既促进红色旅游情境下记忆的唤起、存储与再创造,又对集体记忆重新建构的地方特质、意义与场所精神进行地方性元素表达。旅游情境创设与地方性展演使集体记忆不断得到投影、表达与重构,推动差异化的地方叙述与体验。     

地方感的塑造与乡村治理：潮汕宗祠案例

采用网络资料收集、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法,对潮汕宗祠的地方意义、情感互动和内生效用展开分析,探讨了潮汕宗祠对地方感的塑造作用及其与乡村治理的内在关联。研究发现,潮汕宗祠作为同姓宗亲地域联系和情感连结的物质空间载体,通过其蕴含的地方文化、宣传展演和节庆活动等构建乡村地域的情感依恋与价值认同,进而形成地方依恋和地方认同。此外,潮汕宗祠通过建筑的形式扎根于地方,并作为乡村地域的异质性空间重构着乡村的地方性,并赋予乡村空间更多的文化内涵,以塑造乡村主体的共同价值和情感认同。诚然,潮汕宗祠的地方意义是通过多主体的共同缔造来实现的,以历史文化、个体记忆和物质资本等塑造自身的地方、民族的地方和跨界的地方。研究基于地方感和乡村治理的视角,强调物质文化载体的社会建构作用,探索乡村文化空间与乡村治理的互动,在实证层面回应了文化治理的积极意义。就现实意义而言,文章通过对潮汕宗祠地方性和根植性的讨论,旨在为乡村文化空间的营造、文化自信的建立和乡村治理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外来饮食文化影响下广州本地居民地方身份建构过程的代际差异

伴随着地理学的文化转向以及“身体”“情感”视角的引入,饮食文化的空间问题开始引发人文地理学界的关注。借助身份建构过程模型理论（identity process theory, IPT）,依托对38位广州本地人的深度访谈,阐释外来饮食文化对其身份建构过程的影响及代际差异。研究发现,外来饮食文化的涌入引发了老一辈广州人多重的身份危机感,激发他们投身于地方传统饮食文化复兴实践,以对传统的忠诚和坚守来建构其地方身份。而自幼就被外来及本土饮食文化共同包围的年轻人则善于在不同情境下采纳不同文化态度和策略来建构其地方身份,缓解身份危机。该代际差异折射出饮食文化空间政治结构的轮回,而恰恰是这一空间政治的轮回孕育了地方饮食文化的继替。     

新时代背景下基于文化自信的文化传承与空间治理——“文化传承与空间治理”专栏解读

近年来由西方主导的文化在向全球扩散的过程中逐渐暴露出一系列问题,导致对西方化的全球化能否达到全球整合目标的质疑不断出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多样文化并存的观点受到关注。在新时代发展背景下,需要树立对于中国本土文化的自信,从地理学的研究视角来透视全球化格局的空间治理,回答中国文化的地方性如何传承、如何把握地方性知识的核心等命题。通过继承、创新和发扬中国文化,提高空间治理、地方融合的有效性。因此,地理学关于空间治理的研究,应更多关注本土和“地方”文化。本专栏旨在系统探讨空间治理中的文化传承以及文化（历史性、地方性、乡村性）因素对空间治理的影响,涉及地域文化信仰空间、传统城市空间、乡村社区空间、乡村性、地方文化、精英实践以及身体实践等多尺度、多领域的治理问题,主要围绕历史地理、乡村性以及地方性实践三个层面的空间治理展开,并对基于文化自信的空间治理研究进行了展望,认为文化治理中的地理问题和空间治理中的地方文化研究应该予以进一步深化。     

浅析文本在地方性形成中的作用——对近年文化地理学核心刊物中相关文章的梳理

新文化地理学是英国一批文化地理学者在1980年代建立起来的知识体系。它与传统文化地理学有所不同,区别之一在于是否关注电影、文学作品、绘画等文本所再现的地方性。近年在英美文化地理学的核心刊物中,许多文章研究了由文本再现出来的地方性。地方性是文化地理学最主要的研究议题之一,它是文化地理学与其他人文地理学分支结合的关键概念。梳理这些文章,旨在归纳出文本在地方性形成中所起的作用。分析结论如下:① 文本可以通过再现3种内容来建构地方性:当地的景观、日常生活实践和业已消失的文化;② 文本再现地方性的机制多来自人们的意识形态需要,"我"与"他者"的精神诉求不同,再现的地方性也不同;③ 文本的再现对地方性既会有强化作用,也会有削弱作用。归纳出这种三种结论后,尚需要进一步讨论如下问题:在地方性的形成中,文本的作用是否是或缺的。如果不是或缺的,而是必须的,那么文化地理学者则必须研究文本中再现的地方性。     

日常消费空间的地方性建构及消费者感知——以成都顺兴老茶馆为例北大核心CSSCI

在全球化与地方化的相互作用下,城市内部的地方性消费空间日益复兴,以最具地方性代表的成都顺兴老茶馆为对象,援引地方及地方性的有关理论,采用质性的研究方法,从经营者和消费者两个角度探讨茶馆的地方性建构以及消费者的感知。研究发现,在全球化的语境下,茶馆的地方性建构具有地方性与全球性杂糅的特征;而作为空间使用者的消费者,主要是从实体空间、地方文化以及功能价值三个方面来对茶馆进行感知和体验,且消费者对茶馆进行的消费过程中呈现出空间消费的特征;最终,茶馆在全球化-地方性的影响下,也在经营者与消费者的经营与消费实践中被形塑为现代化的文化消费空间,促使传统的日常消费空间向现代化和全球化转型。     

地缘政治视角下的跨境移民和族裔社区研究

在全球-地方频繁互动的今天,跨国/跨地方逐渐成为超高速流动的社会现实,移民与流入流出地的多元互动模糊了国与国、地方与地方之间的边界,在目的地不断重塑社会结构和空间,在物质和符号维度赋予了地方不同的意义。族裔社区不仅仅反映了不同的移民群体复杂的日常生活实践及其在空间上的互动,也将对多元化族裔空间的关注转移到社区、空间、领土政治甚至流动地缘想象,同时也将族裔社区空间纳入一个关系性的视角下。而传统上地缘政治视角对移民和族裔空间的关注相对有限。因此,本专栏主要讨论地缘政治视角下的跨境移民和族裔社区。具体而言,专栏首先回顾了地缘政治研究及其对流动性的关注和移民研究中的地缘政治面向,其次通过8篇文章讨论了不同尺度下多元的跨境移民及族裔社区营造与建构的相关研究,希冀从理论、方法以及实证研究方面对现有知识进行补充,也尝试通过探索国内外相关研究的进展,为社会和国家治理的需求服务。     

日常消费空间的地方性建构及消费者感知——以成都顺兴老茶馆为例

在全球化与地方化的相互作用下,城市内部的地方性消费空间日益复兴,以最具地方性代表的成都顺兴老茶馆为对象,援引地方及地方性的有关理论,采用质性的研究方法,从经营者和消费者两个角度探讨茶馆的地方性建构以及消费者的感知。研究发现,在全球化的语境下,茶馆的地方性建构具有地方性与全球性杂糅的特征;而作为空间使用者的消费者,主要是从实体空间、地方文化以及功能价值三个方面来对茶馆进行感知和体验,且消费者对茶馆进行的消费过程中呈现出空间消费的特征;最终,茶馆在全球化-地方性的影响下,也在经营者与消费者的经营与消费实践中被形塑为现代化的文化消费空间,促使传统的日常消费空间向现代化和全球化转型。     

全球化背景下酒吧的地方性与空间性——以广州为例

在全球化背景下,以广州代表性酒吧为对象,援引第三空间理论和空间生产理论,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从消费地理视角解读酒吧的地方性和空间性,重新诠释地方理论以及人地关系认识论。研究表明,广州环市东酒吧的空间建构包括了一种本土对西方、当下本土对历史本土的再结构化过程。在空间实践-空间想象-再现空间三元一体的维度下,酒吧作为地方具有典型的反身性,酒吧影响着主体行为,行为主体构筑的权力话语也成为酒吧空间的意义构成,涉入酒吧消费空间的建构过程。作为一个具有主体性的消费空间,酒吧具有空间生产、空间消费和空间流动的特质。     

怀旧消费空间的地方建构——以广州西餐老字号太平馆为例

现代性、全球化和城市化催生了当代的怀旧现象并使其成为国内外学界关注的重要话题。涵盖人们衣食住行和精神文化消费领域的怀旧消费风靡全球,以城市怀旧为主题的特殊消费空间和文化空间作为怀旧消费实践过程中的时空综合体,其地方建构的过程及社会文化意义值得文化地理学者进行探讨。文章以广州百年老字号西餐厅太平馆为案例,通过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式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并收集相关媒体报道作为资料来源。从怀旧餐厅的物质空间建构和情感空间建构2个维度对其地方建构的过程,以及此空间与消费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探究。研究表明,太平馆作为怀旧消费空间,经营者通过对物质空间的主体性建构再现地方记忆,使得地方感得以再生产;而与此同时消费者则通过在怀旧空间中的消费实践获得归属和认同等情感体验,并成为了情感空间建构的积极主体,通过对太平馆的地方依恋与地方认同积极推动怀旧地方的持续建构。     

深汕特别合作区协同共治型区域治理模式研究

伴随金融风暴引发了全球资本重组,资本的空间修复客观要求以新的跨界区域治理模式组织资本与劳动力关系,而中国传统跨界产业园区建设路径依赖于区域发展中“省-地方”分层设权治理模式。以珠三角地区的深汕特别合作区为例,通过深度访谈与文本分析法,发现深汕特别合作区形成的多主体共同参与、分工合作的协同共治型区域治理模式是在传统路径依赖基础上的一次制度创新。通过分析模式产生的产业经济背景、政策制度背景与现实发展概况,并解构深汕特别合作区行政组织架构、空间发展政策及利益分配机制,发现省政府的放松管制与资源注入,地方政府的优势互补、分工协同是协同共治型区域治理模式的本质特征,而这一区域治理模式的产生将会对中国区域产业政策与空间政策及政府职能转型提供新的经验与启示。     

空间意义的叠写与地方认同——中国最后一个原始部落翁丁案例

近年来,空间意义的叠写与地方认同成为乡村旅游空间实践和乡村振兴中人们关注的焦点,这一新问题的出现对乡村空间实践中多元主体如何进行理性协商提出了新的诉求。以中国最后一个原始部落翁丁村“石头的遭遇”“权力的草坪”“搬迁新寨子”为分析对象,对旅游背景下翁丁空间意义的叠写与地方认同进行了剖析。认为：① 在增长全球化和全球本土化双向塑造的地理空间实践中,翁丁正经历着从“地方性空间”向“流动性空间”的转向,以旅游为媒介的流动性力量以及不同主体的空间诉求,正在重塑着翁丁社会文化和关系的空间生产。② 翁丁原生公共空间塑造的秩序具有集体意识,但目前空间意义的叠写带来了地方的差异化认同,地方正在从“自然式认同”转向“分裂式认同”,作为民族团结和认同结构优化的切入点,需要逐步过渡到以主体间性和民族间性为特征的“理解式认同”。③ 空间意义的叠写和地方认同的分裂容易引发多元主体间的价值取向之争和地方意义的虚无主义,为此需要积极形成空间道德实践的价值指引,以避免发生激进的乡村旅游空间实践现象。未来乡村旅游空间实践,应避免以一类主体掩饰另一类主体的情形出现,公共空间的人地关系、空间主体的构成方式、地方的可见性以及不同主体道德规范的协商、妥协与让渡,是新时代乡村旅游空间实践不能忽略的维度。     

广州城市流浪乞讨者的空间管治与日常生活实践

以广州流浪乞讨者为研究对象,通过深度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解读针对流浪乞讨者的空间管治政策与手段,分析流浪乞讨者的日常生活实践与生境协商。研究发现：在地方城市政策对流动性与公共秩序限制的双重压力下,在流浪乞讨者的日常生活实践中,不仅有针对管治行动者而刻意为之的特殊营建,亦有基于程式化生活流程对自我身份认同的重塑与真情实感的展演。地方政府基于空间目标的救助与真实存在的日常生活实践存在着一种张力。研究关注了城市边缘群体日常生活对地理意义的主动塑造过程,对全面理解并规范管理中国城市流浪乞讨现象具有借鉴意义。     

面向国土空间规划的乡村空间治理机制与路径

城乡国土空间统-用途管制背景下,乡村空间治理成为国土空间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乡村空间治理的理论内涵出发,构建了乡村空间治理理论分析框架,探讨了乡村空间治理作用于国土空间规划的内在机制和可行路径.结论 如下:①乡村空间治理是以乡村空间为治理对象,通过规划和协商等方式,实现乡村空间用途有效管制,空间权利有序配置,凸显...     

跨域水治理中的尺度重构：以东江为例

水治理往往呈现地理空间上的跨区域性、组织制度上的多层级性以及管理单位上的跨部门性等多尺度特征。本文以珠江水系干流之一——东江的水资源跨域分配、开发与保护等治理过程为例,采用“物质-组织-表达”的尺度框架,分析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东江水资源相关政策从出台到执行过程中所经历的多次尺度重构。主要结论如下：（1）总体上,国家在东江水供港和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等跨域水治理政策出台和执行过程的各个阶段都掌握着主导权,同时各级政府、民众和相关团体组织等也开展针对东江用水的尺度争夺。（2）物质空间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政治背景的变迁,东江水治理在政治尺度和生态尺度之间切换并存。（3）组织空间上,横向和纵向的尺度重构在东江水跨域开发和治理的过程中同时发生。（4）话语表达空间上,国家和地方的众多行为体都在尝试塑造针对东江水治理的话语,这些话语将不同的主体纳入到东江水开发与治理的框架之内或将其排除在外,实现尺度的重组。     

The Permeable City: Toronto's Spatial Shift at the Turn of the Millennium

This article presents an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governance restructuring, and global, national, and local action through a case study of the Toronto city‐region. The Toronto city‐region recently underwent a massive reorganization of its governance structures, functions, and jurisdictional boundaries. This restructuring raises questions about why these changes occurred at this particular juncture in the region's history. Why did the city that had always been known in the academic and political discourse as the “city that works” stop “working”? What global and national forces might have accounted for such a radical restructuring? And what did local action contribute? These questions are explored in both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contexts by drawing on insights from regulation theory, urban regime theory, and an analysis of Canada's changing fiscal federalism. This approach informs the role that institutions — regardless of their origin or territorial scope — play in sustaining a local accumulation system, and how this “local” accumulation grounds a national regulatory mode and regime of accumulation. The approach also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gime and regulation theories in the context of policy formation and institution building.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the current policy set is incapable of resolving the region's crisis tendencies. Notwithstanding external forces, the current policy set is not inevitable. Globalization does not predetermine all spatial‐economic outcomes.     

Paving the Way for Social Learning When Governance Is Weak: Supporting Dialogue Between Stakeholders to Face a Groundwater Crisis in Morocco

Approaches to improve the governance of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are difficult to define in situations where governance is weak, that is, involving limited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actors and weak management of natural resources. This article analyzes an action research process implemented in the Chaouia coastal region of Morocco, where weak governance of the social–ecological system led to a groundwater and agricultural crisis. A dialogue between local actors was set up with the aim of identifying strategies to address the crisis. First separately and then together, farmers’ groups and staff members of public organizations analyzed the existing situation, scenarios for the future of the area, and strategies to cope with the crisis. Contrary to the expectations of the participants, farmers and staff members of public organizations had productive discussions. This approach clarified how social learning can be achieved and governance improved in this situation of weak govern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