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半岛城市群经济联系空间格局演变研究

基于产业互补性、综合经济质量、经济距离等多角度修正传统引力模型,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2006~2015年山东半岛城市群17市经济联系空间格局演变特征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表明：① 城市群经济联系强度缓慢增长,经济联系方向逐渐多样化,整体网络逐渐密集;② 城市群网络中心性水平始终偏低,点入点出度差距增大;③ 部分子群构成与行政区划分布不耦合,以济南、青岛为核心的两大经济圈间缺乏资源互通和产业交流。④ 交通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变动、要素资源流动是山东半岛城市群经济联系空间格局演变的主要影响因素。     

中国高校创新产出的空间溢出效应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省域数据的空间计量经济分析

采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基于2003~2012年中国省域高校创新产出及经济增长的统计数据,对中国省域高校创新产出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测算与分析。结果表明：① 中国省域高校创新产出存在一定的空间依赖性,空间分布的不平衡性逐步加剧,从2003年的“沿海-沿江”分布进一步演变至2012年明显集聚在长江三角洲及山东、湖北、重庆等少数省域;② 空间计量模型结果表明,研究期内高校创新产出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断提升;③ 计量结果显示,高校通过基础研究及产学研合作获得的创新产出对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     

基于空间视角的水资源经济环境效率评价

基于2008~2012年中国水资源-经济-环境（WEE）系统的省际面板数据,运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测算WEE系统的整体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和规模收益情况;构建基于万有引力定律的空间权重矩阵,着重分析整体技术效率的空间分异规律。探讨3种WEE效率之间的空间相关性;并运用空间误差模型（SEM）分别对这些效率间的空间效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提升WEE整体技术效率的瓶颈在于纯技术效率;② 区域间的3种WEE效率都存在显著的空间误差相关;③ 技术创新性、外资依存度、产业结构、产权结构通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以不同的作用形式对WEE整体技术效率产生正向影响;④ 水资源禀赋和政府重视度对WEE整体技术效率产生负向影响。     

东北地区可持续生计安全时空分异格局及障碍因子诊断

随着“新东北现象”的出现,东北地区转型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突显,可持续生计安全亟待提升。以2003~2015年东北地区37个地级市为例,基于可持续生计安全框架构建可持续生计安全评价体系,采用灰色关联TOPSIS模型对东北地区可持续生计安全进行综合测度,并运用空间自相关、地理探测器和障碍度模型等方法探讨其时空格局演变规律、空间分异成因和障碍因素。结果表明：① 东北地区可持续生计安全指数总体偏低,整体上空间分异特征明显,但随时间推移,区域间差异逐渐缩小。② 空间集聚性特征显著,热点区和次热点区分布主要呈现哈长地区和沈大沿线地区两大组团,次冷点区和冷点区呈边缘式分布于内蒙古东部、黑龙江北部、吉林南部等经济落后地区。③ 工业化水平、经济总量、工资收入、二氧化硫排放强度和投资强度等是影响东北地区可持续生计安全的主要因素。④ 资源环境支撑力和经济生产力是制约东北地区可持续生计安全提升的两大短板;空间阻力模式以“经济效率>生态安全>社会公平”类型占主导。最后,提出应将政策与制度因素纳入可持续生计安全框架。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网络关联及收敛性检验

基于1992~2013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利用引力模型和网络分析方法考察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空间关联网络的结构特征,并基于空间网络权重,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进行收敛检验,研究发现：①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关联网络呈现复杂化与全域性的发展趋势,但网络的整体紧密程度不够。② 山东、河南和江苏在空间关联网络中既扮演中心行动者的角色,又在网络中发挥着“中介”与“桥梁”的作用。③ 四大板块内部及之间存在普遍的关联关系,板块Ⅲ在四大板块中发挥核心带动作用。④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存在全域性收敛现象,与基于传统空间权重的模型相比,空间网络权重下模型的收敛速度加快;资本积累是影响收敛的重要因素。此外,东部、中部和西部存在一定程度的俱乐部收敛趋势。     

基于集对分析的中国海洋经济系统脆弱性研究

从海洋经济脆弱性内涵出发,构建敏感性和应对性指标,运用主、客观相结合的组合赋权法确定指标权重,并结合集对分析法,分析1996~2012年中国海洋经济系统脆弱性的演变趋势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中国海洋经济系统对不利扰动的敏感性呈下降趋势,对内、外冲击的应对能力表现出增强趋势,脆弱性不断下降;② 运用回归分析法分析海洋经济系统敏感性、应对能力与脆弱性之间的关系,得出应对性的强弱对脆弱性的影响居于主导地位;③ 提出相应的降低海洋经济脆弱性的对策,包括充分合理利用海洋资源,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强陆海统筹,优化产业结构;推进科学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加强海洋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等。     

基于城、市视角的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增长关系

基于城、市的视角,揭示2005~2014年中国285个地级市城市化水平及类型的时空演化规律,并基于非参数估计方法探究不同城市化类型与经济增长的函数关系。研究发现：① 中国城化水平空间分布呈离散状态,市化水平空间分布呈“核心-外围”结构。② 中国大多数城市属于同步发展型,该类型城市较非同步型城市更稳定。③ 不同城市化类型与经济增长的函数关系也不相同,因此应有针对性地采取差异化政策。     

经济快速发展背景下中国民用汽车拥有量变化的时空特征

基于统计数据,采用Theil指数、线性倾向率、Mann-Kendall（M-K）检验、面板数据模型,从中国、八大经济区域、各省3个尺度分析中国民用汽车拥有量的时空变化特征及其与地区生产总值、居民消费水平、公路里程的关系。结果表明：① 中国民用汽车拥有量的增长分两个阶段： 1996~2005年为缓慢增长期,2005~2015年为快速增长期;② 2000~2015年中国民用汽车拥有量地区分布差异显著下降,2000~2005年区域内总差异是总差异的主要成分,北部沿海地区区域内差异是区域内总差异的主要原因,2006~2015年区域间差异是总差异的主要成分;③ 在不同的时间阶段及空间尺度各因素对民用汽车拥有量发展的作用方向和作用强度呈现一定的差异性。     

东北地区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耦合关系研究

以东北地区34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利用灰色关联模型和耦合度模型,对东北地区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整体处于中高等关联水平,人口文化素质和城市化水平对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驱动作用明显;② 自2000年以来,东北地区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耦合关系整体经历了波动上升、平稳下降、缓慢上升的过程;③ 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经济发展与人口结构均处于协调发展状态,但是协调水平高低不同;④ 各省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耦合度变化差异较大,辽宁省两系统的耦合度呈现出与整个东北地区大致相同的变化趋势。     

东北地区旅游经济影响因素时空特征研究

从中观层面以东北地区41个市域为分析单元,选择东北振兴战略实施以来2004、2009和2015年截面数据,采用ESDA法分析旅游经济发展的空间关联特征,运用OLS和GWR模型分析旅游经济和旅游产业因子、消费因子、投资因子之间的关系,以此挖掘旅游经济影响因素的时空结构信息。结果表明：① 旅游经济发展呈显著空间正相关,相关性逐渐增大;② OLS回归结果表明,旅游产业因子对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强度最大,在旅游产业发展中始终起基础性决定作用,其次为消费因子和投资因子,后两者差别不大;③ GWR回归结果显示,模型3 a拟合优度均比OLS有所提高,回归系数均为正值,但分布规律不同;旅游产业因子回归系数高值区经历了西南部-中南部-东北部转移,向外围圈层递减;消费因子回归系数高值区由东北部向东南部转移,向外围逐渐递减;投资因子回归系数高值区则由东北部-中南部-东北部转移,向外围逐渐递减。     

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经济结构转型研究

东北地区是以耗竭大量自然资源为代价的外延型经济发展典型地区。经过近百年来的开发．区域资源趋于枯竭．资源型城市发展面临着一系列矛盾和问题。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问题和矛盾是长期积累形成的．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和体制原因。本文分析了东北资源型城市所面临的问题．阐明了其经济衰退的机制和问题的成因．提出了今后东北资源型城市发展的四种模式——综合性发展模式、主导产业转型模式、培育接续产业模式、资源带动发展模式,论述了资源型城市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所必须破解的三大难题——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力就业、生态环境整治．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东北三省资源型收缩城市经济效率与生计脆弱性的时空分异与协调演化特征

资源型收缩城市“精明”与“健康”发展是形成节约型空间格局及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认识生计脆弱性与经济效率的有机关联是破解资源型收缩城市“空间失控”、建立“以人为本”精明城市发展的重要支点。通过对资源型城市与收缩城市的界定,筛选东北三省17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建立资源型收缩城市经济效率与生计脆弱性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Super-SBM模型和函数模型法分别对东北三省资源型收缩城市的经济效率与生计脆弱性进行评价,并通过SPSS软件对2个系统间的发展规律进行相关性分析,选取2006年、2009年、2012年和2015年4个评估时点,引入协调模型对两者间的协调性进行时空分析。结果表明:① 东北三省资源型收缩城市经济效率低主要是由于投入大、产出小;② 城市生计整体呈现出脆弱性,其中公民教育程度是导致生计呈现脆弱性的关键因素;③ 城市经济效率与生计脆弱性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④ 研究期内城市经济效率与生计抗脆弱能力的协调性是由失调阶段到协调阶段的过渡,整体上呈现东部、北部地区集聚上升发展,西部、南部地区发展水平有待提高,空间分布相对分散,区域差异较大。     

海洋产业影响省域经济增长估计及其分异动因判识

采用静态和动态计量方法分析2006~2015年海洋经济对沿海省（市、区）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并通过空间计量方法识别差异动因。研究发现：① 海洋经济对中国省域经济发展具有显著地影响,其中天津、上海、福建、山东、广东、海南海洋经济总量贡献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② 省域海洋产业对区域经济影响度分异呈现省际绝对差异不断扩大、相对差异不断缩小,且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③ 引起省域经济增长差异的海洋经济相关因素中,海洋第二产业、海洋进出口贸易额等起到正向促进作用（即拉大差异）,且海洋第二产业结构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相关发现有助于中国沿海省（市、区）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科学决策。     

环渤海地区海洋经济增长质量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海洋经济向质量效益型转变是建设海洋强国的新要求。通过构建海洋经济?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对2000—2014年环渤海地区17个沿海地级市海洋经济增长质量主体的空间交互作用及空间效应进行研究;借助空间计量模型对海洋经济增长质量空间效应影响因素进行甄别。研究表明：① 环渤海地区海洋经济增长质量主体呈显著空间相关性,存在空间交互作用;② 海洋经济增长质量存在空间溢出的正反馈效应。影响因素中对环渤海地区海洋经济增长质量的直接贡献强度排序为：海洋环境>海洋产业>海洋人才>海洋资本>海洋科技,对其他地区溢出效应影响的排序为：海洋基建>海洋人才>海洋资本。研究为环渤海地区海洋政策制定提供一定参考依据。     

中国省域人口空间结构特征及其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基于实体城市的空间识别

基于LandScan全球人口和ESA全球土地利用数据,构建2000—2015年中国省域人口空间结构数据库,刻画省域人口空间结构的时空格局,进而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法、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差分GMM法探索空间结构对省域经济绩效的影响及这种影响对不同规模省域的差异,最后从省会城市集聚（不）经济的角度分析其内在机制。结果发现：① 2000—2015年,中国所有省会城市的人口规模都得到了显著增加,省域人口空间结构存在单中心化的演变趋势,且中西部地区省域人口空间结构相对偏单中心化;② 对所有省份尤其是人口规模相对较小的省份而言,人口空间结构单中心化倾向于提高省域经济效率,而对人口规模相对大的省份,人口空间结构单中心化很可能不利于省域经济效率的提高;③ 省会城市自身已经初显集聚不经济的迹象。     

国有企业创新发展与东北三省经济增长：基于VEC模型的分析

在构建国有企业创新发展对地区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模型基础上,设计国有企业创新发展与经济增长评价指标体系,基于协整和VEC模型,对东北三省国有企业对经济数量增长和经济质量增长的作用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东北三省国有企业创新发展与地区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之间的关系存在着非同步性,而且这种关系特点也与全国地区的实证结果存在显著的差异性。     

都市区空间结构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研究

文章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检验空间结构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中国都市区已经进入多中心分散阶段,空间结构与经济发展存在因果关系,即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会扩大人口规模,规模增加则导致集聚不经济上升,并促进空间结构多中心化。多中心化后的空间结构由于降低了集聚不经济而进一步提高生产率。因而,传统地理学中关于两者互动发展的描述得到实证支持;同时明确了多中心化的直接动力是人口规模的增加,而不是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这些发现对于优化当前中国的城市与区域空间战略具有重要的启示。     

基于市场潜能的城市经济增长空间格局及溢出效应

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定量分析中国285个地级市的市场潜能及其空间格局,并根据其强度划分为3个等级市场潜能区,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工具,揭示其空间相关性随地理距离的变化规律。引入市场潜能变量作为测度经济增长溢出效应的指标,建立空间计量模型测度中国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范围,结果显示：① 中国市场潜能空间分布呈“中心-外围”结构,具有从沿海向内陆阶梯状递减的趋势;② 市场潜能的空间自相关性随距离增加先上升后下降,市场潜能的强度不同,其空间自相关范围也有所差异;③ 经济增长溢出效应强度随距离增加呈“∽”型趋势变化,中国地级市经济增长的有效溢出范围为200 km以内,市场潜能越高,经济活动空间集聚性越强,溢出范围越大。     

浙江省县际经济联系网络结构演化分析

借助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SNA）,对浙江省67个县市的空间联系及构成的经济联系网络进行实证分析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2005—2015年,浙江省县际经济联系强度经历了由低水平的稳定波动阶段向较高水平的快速增长阶段的转变,经济联系首选地的选择由邻近地域指向逐渐转为中心城市指向和交通可达性指向;浙江省网络结构逐渐趋于复杂,已基本形成了多中心驱动的经济联系网络格局,网络整体较为松散但网络密度在逐渐增强;中心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密切但具有明显的不均衡性,杭州、宁波一直是浙江省主要的辐射源和扩散点,但这一核心地位正受到发达县域的挑战;经济联系强弱与自然条件优劣及经济发展程度相吻合,表现出明显的“东北-西南”地域分异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