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肃的人生观察——谈冰心的短篇小说《分》

冰心是文学研究会中在“五四”时期产生过较大影响的一位作家.一九一九年,即五四运动爆发的那一年,她开始了“问题小说”的创作.她初期的作品《斯人独惟悴》、《超人》等,宣扬了“爱的哲学”,其目的乃为了慰借当时涉世未深而已感到困恼的一般知识青年的悲苦心灵,实际上这只是找到了一个无济于事的灵魂的逋逃薮而已.后来,冰心也认识到自己“退缩逃避到狭窄的家庭圈子里,去描写歌颂那些在阶级社会里不可能实行的‘人类之爱’”(《冰心小说散文选集·自序》)的世界观的局限.冰心在经历     

相似又相异的“零余者”形象──郁达夫与屠格涅夫笔下人物形象脞谈

中国新文学是在继承传统文化的有益养料与汲取外来文化精华的基础上而发展起来的。鲁迅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意在暴露家族制度与礼教弊害”的《狂人日记》，是在果戈理的同名小说启发下写成，却又比果戈里的小说“忧愤深广得多”；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结构之宏大，人物之众多，也或多或少取法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巴金被人称为是“中国的屠格涅夫”，冰心的诗集《繁星》与叹春水》，字里行间都融入了印度诗人泰戈尔的＞爱的哲学”．在中国现代作家行列里，没受过外来文化影响的人几乎是没有的。在创造社作家脉中．郁达夫的小说充…     

抗战时期国统区小说创作的重要一翼——简评抗战时期桂林文学界的小说创作

在抗战初期的文坛上,最活跃的文学样式是为抗日救亡而呐喊的诗歌和记载血肉拚搏的真实文字——报告文学。小说创作则一度陷入沉寂。随着战争的深入和战时文学的逐渐成熟,小说创作在抗战第二年后,逐步呈现出繁盛状貌。丘东平的《第七连》、巴金的《火》等抗战小说;张天翼的《华威先生》、茅盾的《腐蚀》等暴露小说;     

论巴金的宗教观与他的《田惠世》

作为无神论者的巴金,自小却受到深刻的宗教影响,他将基督教的博爱思想与自小所受母亲的爱的教育及无政府主义的大同世界理想结合起来,构成了其爱人类爱世界的思想、为理想而牺牲的精神及浓郁的忏悔意识。这些不仅可在巴金的人生途中寻觅到痕迹,也可在其诸多创作中得到印证。本文力图通过对其小说《田惠世》以及主人公的分析,来展示巴金的这一宗教思想,进而对巴金有一个全方位的认识和定位     

雾浓霜重中的悲剧女性——评《寒夜》中的曾树生

《寒夜》作为巴金民主主义时期小说创作的压台之作 ,体现了作者更成熟的创作风格和对社会更清晰更多理性色彩的把握。《寒夜》不仅让人们看到了黑暗如何扼杀理想 ,扼杀人性 ,扼杀善良的生命 ;巴金更以其犀利的笔触 ,刻画了一位挣扎于精神与物质、现代与传统、理想与现实种种矛盾交织之中的时代女性曾树生 ,体现了社会黑暗与光明、朽烂与变革交战特定时代中国女性的特定形象 ,具有深广的内涵和永恒的艺术魅力     

略论茅盾的编辑思想和实践

略论茅盾的编辑思想和实践徐枫在中国现代史上，茅盾与鲁迅、郭沫若、老舍、巴金、郑振蜂、赵树理一样，既是文学家，又是编辑巨匠。从“五四”时的《小说月报》到抗战时的《文艺阵地》、《立报·言林》，直到解放前夕的《文联》杂志，《小说》月刊，茅盾或任主编或任编辑...     

论巴金对《红楼梦》的接受

巴金《激流三部曲》与《红楼梦》有着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考察巴金从童年到《激流三部曲》完成这一时期的经历,可以看出,巴金对《红楼梦》的接受可分为感受期、欣赏期和再创作期。在再创作期,巴金对《红楼梦》的家族小说模式进行了符合时代的创新。研究巴金对《红楼梦》的接受,是丰富和深化巴金及其作品研究的有效途径和方法。     

从感性的热烈到理性的冷峻——《蚀》与《子夜》的比较并兼及茅盾评价

《蚀》与《子夜》是茅盾最重要的两部小说,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演进轨迹。在对二者的评价上,理论界存在着较大分歧。因此,从具体文本出发,就小说创作意图与作品实际内容不相符合的现象,结合茅盾的文学思想发展过程,才能对茅盾创作做出合乎实际的评价。大陆文学主流意识与海外研究者群体对于茅盾的评价,特别是海外研究者中那种"《子夜》主题先行、图解政治"的观点,都有不同程度的政治功利主义色彩。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子夜》具有无法重复与无法替代的重要意义。     

论茅盾的儿童小说创作

茅盾的儿童题材小说为数较少,成就也远远比不上《子夜》等长篇巨著。但作为茅盾创作中开拓的一个新的领域,其题材的变化、思想内容的独特性、艺术表现上的独到之处,均应予以较高的评价。与同时代作家的儿童文学创作比较,更体现这一点。茅盾的儿童小说是研究茅盾创作和我国儿童文学创作不可忽视的部分。     

易卜生在中国的殊遇与碰壁——评茅盾的三篇小说

张华教授在《易卜生在中国的殊遇与碰壁——评茅盾的三篇小说》中指出:茅盾是受易卜生影响的现代作家之一。他不仅在自己的作品中发扬易卜生精神,而且结合中国的实际,探索“娜拉”的解放之路。因此,他的《烟云》、《创造》等三篇小说虽有易卜生的影子,但却是体现了自己创作个性和思想探索的作品。     

哲学家的哲学史与哲学史家的哲学史——对冯友兰“三史”的一点比较

冯友兰是 2 0世纪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 ,他一生的学术活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哲学 ,一是中国哲学史。这里想从哲学家的哲学史与哲学史家的哲学史角度 ,对冯友兰的“三史”作一点比较 ,以凸显“三史”各自不同的特点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要求和途径

从理论上论证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指出这既是古今中外历史经验的总结,又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以德治国不仅可以克服单纯法治的局限性,而且二者是相辅相成的统一整体。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了实现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五条有效途径。     

制度文明:法治与德治的统一机制--关于法治与德治互补关系的思考

在现代化建设中,我们已经提出了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纲领.江泽民同志关于法治与德治相互结合的思想,则又进一步提出了制度文明建设的重大历史课题,因为法治与德治的统一机制,存在于制度文明中.法治与德治互补关系的思想,一方面,是对中国"礼治"文化传统的批判继承和对现代西方社会"文明病"教训的经验总结;另一方面,又是针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许多热点难点问题提出的解决思路.制度文明建设涉及广义文化三个层面的和谐协调和社会发展动力的耦合机制,包括制度创新和制度演进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本文着重论述了制度文明的法律道德基础及其互补关系.     

论依法治国与党的领导

依法治国是我党我国九十年代末期制定的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实施依法治国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 依法治党是加强和完善党领导人民依法治国的重要途径。     

治国:法治与德治须并举

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构成了完整的治国方略.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紧密结合,相互促进,必将大大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     

论法治与德治的结合

必须坚持法治主导、德治辅助、民主监督,三管齐下.官德重于民德,官德的优劣决定民德的好坏,关系社会的兴衰、国家的强弱与政权的得失.与当代中国国情相适应的当代中国的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来源于当代中国的社会实践,同时,必须与国际接轨,充分吸收借鉴包括法律、道德在内的西方先进文化.     

论法治与德治

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角度看,法治与德治是两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概念,同时也是两个使用频率较高的概念;其内涵具有相对的确定性,同时又具有随着时代、条件和环境变化而不断更新的弹性.这种弹性,一方面出于人们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对这两个概念的不同的认识;另一方面也由于不同时代法律与道德规范本身的变化.因此它们才能与世推移,成为政治思想领域经久不衰的议题和人们对治国方略恒久的思考.     

论编辑选择与社会选择

在现代信息社会,任何潜在的传播客体要想真正进入社会流通渠道进行传播,就必须经过编辑的选择和认可,否则,创作者的私人劳动就难以转化为社会劳动,从而得到社会的承认,成为社会劳动的一部分。在这里,编辑的劳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编辑的选择具有一定的相对性和偶然性,社会需要这一必然,由编辑选择的偶然过程表现出来,并在此后的反反复复的选择过程中彰显出来。只要是社会需要,编辑的不选、误选和漏选就只能是局部的、暂时的,而其选择则是必然的,永恒的。     

依法治校的困境与出路

在《高等教育法》颁行10年的今天,中国高校办学自主权的真正落实仍然任重道远,许多体制性的老大难问题仍然没有根本缓解。在依法治校的主流话语下,其突出地反映在许多高校运行、管理、教育活动中属于经济社会文化性质的冲突和纠纷越来越频繁地诉诸于法律方式解决,而许多法律争议本质上是政府滥权与缺位的直接反映。因此,当前中国高校治理法治化问题首先是一个政府权力的规制亦即依宪治校的问题。只有站在宪法治理的高度实现大学与政府之间关系的科学性和法治化,才能从根本上突围高校由来已久的制度瓶颈,从而真正走上依法治校的正轨。     

试论法治与德治的互补性

对任何一个社会秩序的维系来说 ,运用法律规范的手段对社会成员实施强制作用和强调社会成员的道德自觉都是必不可少的。规范的存在和道义的重视构成社会秩序的基本经纬。解析了法治和德治的内在逻辑 ,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分析了法治和德治之间的互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