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机械嵌入"到"有机嵌入":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困境及路径探究

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新时代,社会组织嵌入城市社区治理对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意义重大.本文以嵌入理论为基础,从嵌入主体、嵌入手段和嵌入后的状态三个角度出发,认为社会组织在城市社区治理中面临着"机械嵌入"的困境,表现为社会组织建设薄弱、项目制缺乏理性以及社区信任和参与不足.因此,本文提出"有机嵌入"...     

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的行动策略——以全国首个城市“慈善社区”试点创建项目为例

社会工作可以通过提供有效服务参与社会治理。然而,由于结构张力和路径依赖,社会工作介入社区治理也存在现实困境,需要更为有效的行动策略。通过对全国首个城市"慈善社区"试点创建项目的个案分析,可以看出,社工机构通过进入、服务、互动的全过程行动策略,可以实现融入社区、促进社区治理创新的目标。社会工作应立足于解决社区"共同体困境",着力构建社区合作网络,推动内生型社区治理的实现。     

党建引领社区发展治理助力国际化社区建设 ——基于双柏社区"双柏模式"的实践

国际化社区是指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国籍的人们聚居或工作(包括交往、休闲)在一定地域范围内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融合亲和的区域文化,安全便利的人居环境的集中居住区,境外人士户数比例通常20%以上。为落实推进《全市党建引领城乡社区发展治理集中攻坚行动方案》,在区委组织部、社治委和郫筒街道党工委指导下,双柏社区党委立足"电子信息产业基地和国际化都市新区"定位,坚持以人为本,共治共享新理念,深化"机制建设、空间建设、平台建设、人才建设"四项联动,以党建引领"魅力双柏·温情社区——共建美好生活社区"为目标,着力提升宜居宜业环境,成功打造全市首个产业服务型国际化示范社区,探索出了一条国际化社区治理的新模式。     

社区共同体视域下社区治理研究——以云浮金龙社区为例

社区是以一定地域为基础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社会生活共同体是目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基本目标。社区治理的参与主体、社区资源整合以及社区公共精神是社区治理的三个基本维度。云浮市金龙社区在"共建共治共享"社区共同体治理中,组织多方参与主体、整合多方资源平台、培养社区公共精神的做法对城市社区治理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何以可能?——迈向经验解释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

社区治理模式创新既是当前我国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的现实基础,也是完善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创新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的重要举措。我国城市社区呈现出社区组织碎片化、社区公共性衰落、社区生活个体化三大新困境。"社区治理共同体"成为化解城市社区问题的有效理念。此共同体以政府、社区、社会组织和居民为主体,以社会再组织化为手段,以实现社区多元主体共同治理为根本目标。社区治理共同体是国家与社会、政府与社会、国家参与社会自治组织实现合作主义的具体实践。这不仅有利于激发社会活力,更有利于加强基层社会建设,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城市社区共治过程中的区域化党建困境与优化路径

城市社区共治过程中的区域化党建是基层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有益尝试,在价值引领、资源整合、行动协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该项工作还面临着党建理念的行政主导、主体参与的"冷热不均"、客体属性的跨域跨界、媒介使用的重形式轻实效等多重困境。鉴于此,立足于新的历史方位,进一步推动城市社区区域化党建工作,需要从四个方面作出努力:转变党建理念,从行政主导走向"一核多元"共治;衔接自治与共治,推动整体性引领;推动网格化治理,整合社区共治的边界;探索"互联网+社区共治",推动技术运用与社区共治的精准对接。     

基层社会合作治理:完善中国特色公民治理的可行性路径探析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基层社会盛行的"公民治理",一般是指由博克斯(Richard·C·Box)系统提出的一种社区治理模式.在该种治理模式下,社区公众主导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而代议者、公共管理者只不过是促进社区践行公民治理模式的顾问者和服务者.我国公民社会发展不成熟、公民文化发展滞后、公民自组织缺乏、公民能力低下等因素,造成我国以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为基本内容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虽有西方公民治理之形式,却缺乏公民治理的内容与精神.基层社会合作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主体以相对平等的身份,就基层社会公共事务进行合作共治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它是对参与型治理和理想型基层社会自治两种治理模式的扬弃.在我国基层社会践行合作治理模式,有助于在构建基层党组织、基层社会自治组织、基层社会公众等治理主体合作共治模式的基础上,实现基层政府治理与基层社会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这是真正实现中国特色基层社会公民治理和构建区域和谐社会的可行性路径.     

村改居社区治理的现实困境及其破解

与成熟的都市社区不同,村改居社区的治理结构转型具有自身的本源性特征,其演化逻辑深植于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之中。与此同时,村改居社区内生的传统性与现代城市化建设导向之间存在矛盾的一面,并引发了社区治理的诸多困境。相关困境具体表现为:治理主体权、责、利分离;治理制度规章落实不到位;社区共同体内在凝聚力不强。推进村改居社区协同治理的关键在于:打造社会治理重心下移的承接机制;畅通治理过程的互动渠道;打造社区共同体生活世界的平台,从而实现村改居社区共建、共治与共享的治理愿景。     

现代农村社区共同体精神的重塑与再造

当前农村社区建设面临着居民参与积极性不高、社区认同感不强等问题,社区建设陷入了“共同体困境”。农村社区建设要突破“共同体困境”,关键在于重塑社区共同体精神,“实现自治”则是农村社区共同体精神重塑的内生动力。以自治空间重组为载体、以传统文化传承为纽带、以集体产权发展壮大为引擎、以协同共治为主旨构成了现代农村社区共同体精神培育的社会根基。现代农村社区共同体精神再造必须通过重建社区公共空间、优化社区政策体系、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深化村民自治实践、壮大集体经济产权、培育社区组织、充实社区发展资源、开创协同共治格局等路径全方位展开。     

从碎片到整合:区块链赋能社区整体性治理

当前社区治理出现了“碎片化运行”困境,迫切需要运用先进的数字技术赋能社区整体性治理,推进中国式社区治理现代化,满足广大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结构—功能—关系”为理论维度,可以构建一个区块链赋能社区整体性治理的理论逻辑。区块链作为一种底层信息技术,对于解决“碎片化运行”困境,赋能社区整体性治理具有突出的技术优势,是解决社区治理结构性、功能性和关系性“问题簇”的“契合纽”。基于此,区块链赋能社区整体性治理的实现路径包括：一是优化社区治理结构,促进权力均衡配置与多中心协作共治;二是创新社区治理机制,提升社区治理的整体性效能;三是塑造睦邻互信文化,构建全员参与的社区治理共同体。     

业主自治中积极分子的激励困境及其超越

业主自治实质上是在陌生人社会实现公共事务合作治理的过程,积极分子作为关键群体发挥着催化合作、承担部分成本、示范与动员、决策与规则生产等重要作用.陌生人社会的选择性激励机制却陷入明显困境:自我激励不稳定,社会激励有限,反激励作用更明显.这使得积极分子难以获得稳定可持续的激励而很容易退出.化解陌生人社会的激励困境,要发挥社区基层组织的有限介入作用,构建组织化的积极分子识别与动员机制、公共荣誉赋予机制和积极分子保护机制,从而实现基层组织与业主自治组织的良性配合和社区善治.     

论我国社区治理的双重困境与创新之维——基于北京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实践的分析

当前,我国的社区治理模式普遍面临着“居委会困境”和“共同体困境”,要突破这双重困境,必须创新社区管理体制,建立起既能够保障居委会自治功能发挥,又能够保障各项行政事务在社区“落地”,同时也能够吸纳社区居民广泛参与的新型社区治理模式.北京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表明,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按照复合治理和参与式治理的社区治理理念,构建多元主体合作的社区治理结构和开放多元的社区自治体系.     

社区公民参与特殊性之内外审视——基于治理视阈

近年来,"社区自治"、"社区治理"两个概念在学术界被频繁使用,也体现了我国社区建设存在着"社区自治"和"社区治理"两种主张之争.实际上,社区治理更符合中国的现状,它要求重视公民的作用,但公民参与的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社区治理顺利推进的"瓶颈",因而对公民参与特殊性进行外内部的审视,应该能推进社区治理向前发展:从社区参与的外部视角审视,社区是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载体,即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自治组织,但不能仅仅是惟一的自治组织;从内部视角审视,内部参与将促使社区逐渐摆脱政府控制,培养公民精神,有利于促进社区公民社会的发展.     

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内在机理及其实践路径

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是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关键环节。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通过联结"利益—情感—文化",为居民提供非利益本位的交往空间,满足人们的社会情感需求,培育和提升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获得感和安全感,进而推进社区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当前,利益碎片化、情感弱化和文化异化等是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面临的主要挑战。对此,需要构建融利益整合、情感重塑与文化导向为一体的发展机制,促进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实现。     

区块链+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创新机制研究

十九届四中全会报告中首次强调"科技支撑"在构建社会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区块链技术是信息社会的产物,有利于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利用区块链技术可规避传统基层社会治理困境,诸如:行政色彩浓厚、需求与服务不对等、居民参与积极性不高等.区块链技术具有智能合约、时间戳、分布式账本等特点.基于此,创新构建基层社会治理的三大机制:需求评估机制、服务供给机制和监督保障机制.区块链+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不仅是一场技术变革,更是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之间的信任关系重构.     

社区"共治"中的冲突与协调

推动社区自治、促进社会发育曾经是20世纪90年代社区建设运动的主流话语.但在实践中,持续向下延伸的行政权力、不断介入的市场力量和逐步生长的社会力量在社区空间相互交织,使得社区"共治"成为当前社区治理的基本状态.在共治格局中,各个治理主体的利益取向、权力位阶以及治理逻辑差异明显,政府的行政权、居民的自治权、市场主体的经营权之间的冲突十分常见.因此,建立各治理主体新的合作模式,即明晰三者的权力和职能边界、确立共同的内部规则体系、建立群体利益与社区共同利益的协调机制,是化解冲突,在共治状态下提升社区治理水平的基本路径.     

"解码"基层群众自治困境:城市社区公共参与的内外分隔逻辑研究

基于2019-2020年于南京开展的"城市社区参与和公共性"调查,分析了主导社区内部参与的社会认同逻辑与主导社区外部参与的资源制约逻辑对社区公共参与分化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关键少数命题——代际和性别因素对不同类型社区公共参与影响路径不同,社区公共事务卷入的主体更可能是男性和中青年居民.(2)社会资源命题——社会地位认同对小区内部公共事务的参与具有积极作用.(3)经济资源命题——居民收入对小区内部公共活动参与具有抑制性,但会提升外部公共事务参与度;小区房价对小区内部公共事务参与具有限制性,但会提高外部诉求层级.(4)行动资源命题——社区内部社会资本与外部公共渠道之间具有替代和补偿效应.从社区内部参与的下沉性和外部参与的收敛性角度揭示了经济和社会资源的分隔如何制约公共参与层次,内外有别的参与逻辑为理解城市社区的公共性转向提供了更细致的分析框架.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苏州路径”

多元共治是当下社区治理的基本趋向。作为参与社区治理的多元主体之一,社会组织应当根据自身与各主体之间的关系基础及其角色定位,明确社区治理参与路径,既要以载体本位促进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社区治理,也要以参与者身份诉诸各主体力量,寻求参与的路径支持,从而提升其参与社区治理效能。通过多方联合,苏州市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在功能定位、发展战略、参与模式、服务机制等方面已有初步的路径探索,但也面临着社会认同度不高、主体意识不强、社区治理资源分配不合理等现实困境。对此,需要在夯实多元共治的基础上,多层面、多维度对社会组织的社区治理参与路径予以优化。     

社会资本视阈下的“村改居”社区治理——以深圳市宝安区为例

社会资本直接影响着社区治理的绩效.城市化进程加快导致"村改居"社区的大量出现,处在城市的新社会空间之下的"村改居"社区.由于进行"居站分设"治理模式的变革,出现了治理困境,给和谐社区的构建带来了难题.本文运用社会资本理论来分析"村改居"社区治理中的社会资本因素,以及在"村改居"社区治理中利用传统农村社区的社会资本的必要性.     

社区管理三大参与主体分析——基于多元共治的视角

社区管理一直都是社会管理的重要议题。本文从公共管理的学科视角出发,在多元共治的框架范围内对社区管理的三大参与主体进行了分析。文章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分析了业主委员会的基本情况和困境,第二部分对物业管理公司在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剖析,第三部分分析了居委会的管理困境,最后一部分则从多元共治理论出发,对三大主体困境的化解之道进行了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