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对公众政治信任的影响机制与提升路径——基于对河南省居民的调查分析

社会保障是民生安全之本,也是社会稳定之基。基于对河南省17个地级市和济源市的3971名群众的调查分析,可以发现社会保障满意度对公众政治信任的影响机制：一方面,社会保障满意度显著地直接提升了公众的政治信任,即公众对社会保障满意度越高,其政治信任也就越高;另一方面,公众安全感在社会保障满意度对政治信任的影响中发挥了中介效应,即社会保障通过提高公众的安全感进而提升了其政治信任。因此,既要强化社会保障制度的导向性,积极回应公众的重大关切,不断满足公众的多层次多样化需求,也要增强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性,着力培育、提高公众的安全感,从而有效提升公众的政治信任。具体而言,要坚持为民务实,提升社会保障的治理效能;坚持依法治理,提高公众的安全感;坚持高效服务,提高公众的政治信任。     

网站制度对消费者信任影响的实证研究

在制度信任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为了探究网站制度如何影响消费者对电子商务网站和卖家的信任,构建了一个以网站制度为控制手段促进消费者信任的研究模型,并提出了相关假设。通过问卷调查收集数据并进行了数据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反馈机制、交易安全、服务承诺显著影响网站信任,在线服务对网站信任影响不显著;同时网站制度通过网站信任对卖家信任产生间接影响;网站信任直接影响卖家的信任,网站信任和卖家信任都对购买意愿有正向影响。     

贷方对网贷平台初始信任向借方转移的研究

本文以贷方、平台、借方3个网贷交易主体为研究对象,基于品牌延伸和制度信任理论,建立贷方对平台初始信任向借方转移模型。以2种制度信任因素和3种借方特征因素为解释变量,探究贷方对平台初始信任向借方转移方式。研究表明:贷方对平台初始信任通过其对平台品牌可信性感知向借方转移;制度信任因素、借方特征因素在信任转移中起间接影响作用;情景规范、借方财务状况影响并不显著。进而获得启示:平台在网贷信任建立过程中占主导地位,应重视针对平台的监管制度建设。     

人际信任、制度信任与农民环境治理参与意愿——以农业废弃物资源化为例

本文以农业废弃物资源化为例,探讨了人际信任、制度信任对农民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1)人际信任、制度信任在农民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决策中发挥着显著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在用主成分分析法构造信任变量、剔除老年人样本或控制村庄固定效应之后依然成立。(2)人际信任、制度信任对男性农民、女性农民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参与意愿均表现出显著正效应;随着农民文化程度、收入水平的改善,人际信任对其参与意愿的影响逐渐不显著,制度信任则依旧能发挥作用。(3)村级治理机制在环境治理方面发挥的作用不尽人意。上述研究结论有助于理解新常态下农民参与环境治理的影响机制,丰富了相关领域的学术文献,并对推进我国循环农业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浅析公众对科学的三层信任

近代以来,科学取得的巨大成功与广泛应用,使它成为了公众信任的对象。具体来说,公众对科学的信任是从三个层面获得的:科学家具有的信用责任和角色能力是公众信任的基础;科学知识的可靠性是公众信任的认知保障;良好运行的科学体制是公众信任的社会保障。但是公众的信任并不是无条件的、盲目的,保持某种适度、合理怀疑的理性信任是公众对科学应有的态度。     

认知与情感信任、权力距离感和制度控制对领导授权行为的影响研究

本研究探讨了领导对于下属的认知信任和情感信任对不同维度授权行为的影响作用,以及权力距离感和组织制度控制的调节效应.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的结果表明,领导对于下属的认知信任和情感信任均有助于增加领导的决策参与、信息分享和帮助指导的授权行为,并且,领导的下属认知信任对决策参与的影响作用最大.情感信任对帮助指导和信息分享的影响作用较大.层级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领导的权力距离感和制度控制均对下属认知信任与三维度的授权行为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但是,只有制度控制对下属情感信任与三维度授权行为之间的关系调节作用显著.     

创始爱心资金获取：情感信任还是能力信任

创始资金是新创企业开展创业活动的关键资源,但由于新创弱性和缺乏有效的市场记录,创业者不得不更多寻求非正式制度的社会网络支持,来自家人和朋友的爱心资金是对正式金融机构融资制度的重要补充和替代。已有研究大多将爱心资金与爱和情感联系起来,忽视理性因素的考虑。结合中国的制度文化情景,建立基于情感信任和理性信任的爱心资金获取整合模型,深化创业资金获取的社会网络和制度理论分析。基于2009年至2011年中国新生创业活动动态跟踪调研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采用Probit回归方法对社会网络、制度环境、创业活跃度和爱心资金之间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进一步考察爱心资金结构差异对创业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情感信任与能力信任的交互作用与爱心资金存在正相关关系,制度环境对情感信任与能力信任的交互作用与爱心资金的关系存在负向调节,创业活跃度则呈现正向调节。研究结论拓展和深化了创业社会网络的分析框架,将情感和理性因素结合起来,突破了已有研究对于血缘的利他主义和朋友的道义责任的情感性单一解释。     

公众的政治信任是怎样瓦解的

有近2000万党员的苏共,对于苏联解体居然未有像模像样的反抗。党员和公众或隔岸观火,或幸灾乐祸,或积极推动事态发展,足见公众对苏联的未来完全丧失了信心。因此,苏共的垮台和苏联的解体是民心尽失的结果。倒是各国执政者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建立起公众对国家未来发展的信心。政治信任转型失败导致苏联民众信心的溃散。在传统政治信任形     

中小企业集群信任重建机制研究——基于第三方制度干预的视角

在集群集体信任缺失,无法由企业家私人行为或企业自发行为解决的情况下,需要引入第三方制度干预机制来重建破碎的信任。基于第三方制度干预的信任重建主要在集群系统信任的层级中进行。为实现预期效果,需要建设具有创业导向的第三方制度干预平台。制度干预的内容包含:对过度竞争的管制、冲突纠纷的仲裁以及战略性生产性服务的供给。本文对集群制度干预平台的三个要素(集体企业家、博弈规则以及网络参与者)的具体内涵及其互动关系进行了分析。三要素各自方向上的合力决定了制度干预集群信任重建的效果。本文还探讨了第三方制度干预的三阶段机制,以及与其它信任重建机制的互动关系。     

创业团队信任的形态结构与变化规律研究

以6个典型案例为比较对象,研究发现:①与一般团队信任相比,创业团队信任的特点是对创业权益实现方式的计算信任和制度信任具有重要地位。②在创业活动中,创业团队信任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不断变化。③信任要素之间关系的变化具有结构性,使创业活动不同阶段的团队信任出现不同的构型,影响创业团队信任的整体形态与发展。④决定创业团队信任发展到成熟形态的关键因素,是形成对于创业权益配置规则的制度信任;支持这一发展的基本条件,是维持团队成员对于创业收益的计算信任。     

我国非营利组织与政府部门的信任关系研究

本研究以"信任"和"组织之间信任"为切入点,探讨了非营利组织与政府部门之间信任关系类型、相互信任影响因素、信任的产生机制和信任关系形成的模型建构。文章同时具体分析了组织声誉、组织能力、交往经验、沟通与协调、价值目标、资源控制性、可选择性、开放性、第三方权威制约、紧迫性压力、制度公正与正义性、制度完备与有效性因素,对关系型信任、计算型信任、制度型信任和被动压力型信任的影响,最后提出增强政府部门与非营利组织之间相互信任的策略与建议。     

政治信任的实践悖论

政治信任既具备信任的特征,更具有政治的属性,这意味着政治信任并不像一般的社会信任一样,信任水平越高越好;政治信任的形成既取决于期望的内容,也取决于对风险的评估,这意味着高强度与高稳定性的政治信任恰恰是基于对人性不信任的心理预设。这种政治信任与不信任的背离与契合构成了政治信任在现代政治生活中的实践逻辑。在政治生活中,并不是信任度     

信任与家族企业的成长

本文通过对家族企业成长过程的分析 ,论证家族企业成长瓶颈的实质是信任资源约束 ,进而概括了华人社会3种信任资源产生的机制 ,并分析其对华人家族企业成长的影响 ,提出华人社会独特的泛家族信任既对家族企业的成长提供了较大的空间 ,但又对其成长形成制约;泛家族信任的运作成本高于理性制度信任 ,它在企业融资的广度和效度上的能力低于市场经济中的理性制度信任的功能。促进家族企业有效成长的关键是解决当代中国的双重信任残缺的状况。     

移动商务采纳的信任因素研究

消费者信任是影响移动商务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本文提出移动商务的信任因素模型,利用问卷调查方法收集数据,对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技术信任、移动供应商信任和基于制度的信任被确定为主要影响因素,其中制度信任在现阶段起主要作用。     

新视野

地方政府公司化削弱社会信任感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社会发生的几起事件凸显了中国社会的信任难题。尤其是舆论对29岁的市长周森锋的密切关注,已经超出对一名年轻市长的好奇和猜测,典型地表现出公众对现行官员选拔制度的高度不信任,从而也是对地方政府的不信任。     

中国地方政府信任危机

<正>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对全国28个省市居民的随机抽样调查显示,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最高,而对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则比较低,公众最信任中央政府,首先表明这几年中央权力在增进公众福利、整顿吏治腐败、强化改革公平上树立了很高的权威;调控房价虽然屡次遭遇     

信任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及机制探讨

本文系统考察了人际信任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本文发现,如果户主认为"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其家庭从事个体经营或开办私营企业的概率比那些户主认为"和人相处要越小心越好"的家庭高2.3个百分点,这超过了家庭平均创业概率的1/5,具有明显的经济效果。为了克服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我们利用家庭所在地的宗教场所数量和姓氏离散度作为信任的工具变量,得到了一致的结果。本文还进一步讨论了信任对创业的可能影响机制,包括加强风险分担、信息传递、形成社会网络等,尤其是强调了对陌生人的信任所反映的"弱联系"在促进创业方面的效果。本文研究表明,通过社会建设、信用体系建设等手段提升社会的信任程度,可以与正规制度的完善互为补充,有助于推动创业。     

冲突中的科学专家与公众的信任问题探析

大科学时代的到来,科学活动的商业化与政治化,常常使科学专家处于冲突之中,利益冲突破坏了公众对科学专家的信任,价值冲突又导致公众对科学专家的怀疑,同时,科学体制的弊端还造成公众对专家信任度的下降。本文正是围绕着公众对科学专家的信任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讨论。     

坚定“三个自信”,强化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理想信念

十八大报告强调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对于广大非公经济人士而言,"三个自信"就是要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信念、对党和政府有信任、对企业发展有信心。以非公经济人士理想信念教育为重点,加强非公经济人士思想政治工作,是巩固党在非公经济领域执政基础的必然选择。     

产学研合作的利益分配制度安排探讨——基于中小企业参与的初级合作模式

近年来,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正成为我国实现技术创新、加快科技成果转化的有效载体。由于产学研合作初期是合作双方建立信任关系的关键时期,因此有必要通过制度创新理顺中小企业产学研合作初期流程,调动更多中小企业参与产学研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