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班列对中国-中东欧国家贸易结构的影响

基于中国和中东欧十六国贸易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中欧班列开行对中国-中东欧国家贸易及贸易结构(包括进出口结构和商品种类结构)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中欧班列的通行对中国-中东欧国家贸易总体上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但贸易效应主要体现在中国对中东欧国家的出口贸易上,对进口贸易的影响较弱;在商品种类结构方面,中欧班列有利于中国-中东欧制成品贸易,且对制成品出口贸易的影响更大,而对初级产品贸易影响相对较小;此外,中欧班列对机械产品贸易尤其出口贸易产生了显著的正效应。这说明,中欧班列的开通并没有改变现阶段中国-中东欧国家贸易的结构特征,而是进一步强化了现有结构特征。     

高铁开通、空间溢出与区域经济增长——来自广东省21个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高铁开通对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格局演化具有重要影响。基于空间经济学理论,选取2007—2016年广东省2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方法研究分析高铁开通对广东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高铁对广东地区经济具有显著的增长效应与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高铁开通不仅促进了沿线城市的经济增长,同时对广东各城市经济的融合与协同发展、优化经济增长的空间布局具有积极作用。广东地区间经济增长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资本形成、工业化程度以及对外开放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增长效应与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反映出虽然广东各地区经济增长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但地区间具有较好的经济、产业协作与联动,有助于广东整体经济发展。     

“一带一路”建设对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与中介路径

科学评估“一带一路”建设对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与中介路径,对理解国际合作模式、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3—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的相关数据,采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实证检验了“一带一路”建设对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总体性影响效果,并分析对外直接投资、进出口贸易、交通运输、就业等中介因素之间的作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2013—2017年间“一带一路”建设能够显著地促进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但新建交通基础设施线路长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等对沿线国家GDP增长的直接促进作用并不显著。它主要通过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增长,对沿线国家内部的货物资源流动、人口就业率、就业结构等产生积极影响,进而促进沿线国家的GDP增长。     

外资企业出口溢出与内资企业的出口市场开拓

改革开放以来,外资企业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和本土企业成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使用中国海关统计的2001-2011年间企业层面的出口信息,构建城市—产品—出口目的地尺度的平衡面板数据,通过条件逻辑模型方法,探究中国外资企业出口对内资企业出口决策的溢出效应。实证结果显示：外资企业出口活动对内资企业出口决策存在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此外还考虑了出口目的地和出口地区的异质性,并发现当出口目的地与中国存在较大的经济、地理、政治或制度距离时,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的出口溢出效应更显著;中国中西部城市的外资企业出口溢出效应比东部城市更为突出。检验结果表明外资企业出口活动在内资企业开拓国外新市场的过程中能够发挥重要促进作用。     

中国西部城市国际货运班列的线路特征、货物类型及货源组织

中欧班列的开行为内陆地区的商品贸易提供了新的通道选择,而货物的货源是班列运行的基础。基于我国西部中欧班列首发城市开行路线及运输货物的种类信息建立可视化地图及有向网络图,探索班列开行的线路特征、货物类型及货源组织特征。研究表明,西部地区近年来国际货运班列开通线路快速扩张、运输货物类别更加丰富,且通行班列、运输产品类型与通关口岸的过货能力、境外终点城市间表现出一定的联系性与规律性;传统重工业/资源型产业基地与产业转移、西部中心城市和交通枢纽的组织、同境外城市民族文化相似性与贸易互补性以及地方政府的支持为西部城市国际货运班列的货源组织提供了保障。建议应合理规划班列路线及过境口岸、组织新货源、加大西部地区特色优势产业的政策支持等,从而进一步提升西部城市中欧班列的运营发展和效益。     

高铁开通对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的影响

高铁快速发展极大地提升了目的地可达性,民族地区交通条件落后但旅游资源独特,高铁开通能否成为推动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的引擎,抑或加剧发展差距,亟待检验高铁的旅游经济效应。基于2000—2017年中国20个民族地区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评估高铁开通对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的影响。结果发现,高铁开通促进了民族地区的国内旅游总人次和国内旅游总收入分别平均增长16.52%和23.29%,对站点地区具有增长效应,但对地区间旅游业发展差距的影响不显著,不具有分配效应,表明高铁开通能成为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的引擎;影响机制检验发现,高铁开通具有扩散效应和结构效应,但未观察到虹吸效应和过道效应;动态性检验发现,高铁开通对旅游业发展的增长效应在开通后第一二年仍显著,而分配效应均不显著。     

京沪高铁对沿线城市地区间溢出效应的研究—基于2005-2013年地级面板数据

基于2005-2013年47个地级行政单元的夜间灯光数据和其他社会经济数据，本文分析了京沪高铁的开通对沿线地区的经济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相邻非高铁城市，京沪高铁显著地促进了所在城市的经济增长，这些高铁城市的经济增长也带动了其他相邻城市的经济发展。同时，京沪高铁的开通也显著地促进了京沪高铁经济带的地区间溢出效应。此外，相对经济水平较低的城市，京沪高铁的建成对经济发达城市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这说明随着京沪高铁的开通，经济扩散和经济集聚是同时并存和同时发展的。研究结果还表明，人口集聚因素是促进京沪高铁经济带发展最重要的因素，以下依次是投资和出口。投资和人口集聚因素对整个经济带的经济促进作用在增强，而出口因素的作用在下降。     

连通性对中国国际贸易影响研究——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例

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下文简称“连通性”）既包括基础设施的物理（硬）连通,也包括交通组织的运营（软）连通等,主要服务于人员流动与货物贸易。“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改善了中国与沿线国家间的连通性,影响了国家间的双边贸易。以2008―2018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货物贸易为研究对象,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分别从交通设施连通与否及其连通性水平2个层面定量评价和测算了不同类型交通连通性对中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的“门槛效应”和“集聚效应”。研究发现：(1)连通性提升对货物贸易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2)不同交通方式对双边货物贸易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其中,海运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公路和航空运输,而中欧班列的运行影响不显著;(3)不同交通方式对双边货物贸易的行业影响也存在显著差异。研究结果可为连通性提升在双边货物贸易中的外溢提供合理的分析和解释,也可为中国如何提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货物贸易提供启示。     

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的收敛性与作用机制验证

利用σ收敛、β收敛、俱乐部收敛、全局Moran’s I指数和局部Moran’s I指数对中国内地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的收敛性进行了剖析,发现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收敛性,并且收敛性存在与否很大程度上会因区域的不同以及不同的衡量标尺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差异性;利用空间计量方法对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收敛性的作用机制进行了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有着显著的正向刺激效应,工资水平对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无显著影响,全国和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分别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正向邻接空间效应,东部和中部地区分别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负向邻接空间效应。     

高铁对县域经济增长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以福建省为例

搜集福建省58个县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两机制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同时考虑空间邻接和区域通达时间距离两种权重来检验高铁开通对地区经济增长溢出效应的影响。结果发现,福建县域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性和正向空间溢出效应,通过高铁缩短城市间的通达时间比简单的相邻地区间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更大;资本和劳动力的产出弹性系数均为正,并且前者小于后者,福建经济增长主要以劳动力带动为主;高铁开通前后地区经济增长溢出效应有显著差异,开通后的溢出效应小于开通前,这有利于地区经济向均衡方向发展。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增长的边际特征时空变化

基于CEPII BACI数据库提供的1995~2015年HS-92-6位数国际贸易数据,利用H-K三元边际框架分析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类产品出口增长的边际特征。研究结果表明：①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各类产品的种类扩张主要发生于1995~2001年与2001~2008年两个时段;② 在后金融危机时段,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类产品出口增长模式主要表现为数量扩张为主,价格扩张为辅,而出口产品的种类扩张则不明显;③ 区域性视角下的数量扩张更显著,而国别性视角下的种类扩张与价格扩张更显著; ④ 动态演进上,无论从区域视角还是从国别视角来看,不同产品部门的边际特征均呈现出较大的差异,中国出口价格边际极化现象较为显著。总体而言,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品出口的增长模式在国别层面与区域层面表现出较大的异质性,不同种类产品具有不同的出口增长模式,同一种类产品在不同时段也呈现出不同的出口增长模式。此外,我们发现考察期内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增长模式正在发生显著变化,其中出口的广度增长效应正逐渐被数量增长与价格增长效应所取代。     

地理视角下国内中欧班列研究进展与述评

自2011年中欧班列开行以来,随着其国内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逐渐成为中国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之一。基于中国知网数据可以发现,中欧班列相关文献数量年均增长约70%,但发表在影响力较高期刊的文献占比还相对较低。从地理视角看,中国学者对中欧班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4个方面：一是测算班列具有竞争优势的区域范围,二是分析班列开行地区间的竞争博弈,三是优化班列运输网络的空间布局,四是分析班列的区域影响及其差异性。目前存在的短板主要包括：理论研究尚未紧跟实践,对整体改革的研究仍较缺乏,研究地域有待拓展等。建议在今后的研究中加快推进理论构建,多出系统性、针对性对策建议,在更大空间尺度内深耕细作。     

中国纺织业出口贸易网络扩张

中国是世界纺织业出口贸易大国,检视中国纺织业出口贸易扩张的二元边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2000—2016年省份-目的国尺度的纺织业出口贸易数据,使用Probit模型分析订单出口和信息溢出对我国纺织业出口贸易网络时空演化特征的影响,并探讨二者在促进我国纺织业出口增长过程中的相对重要性。实证结果显示,在出口地维度,产业集聚和产业转移带来的信息溢出效应会对我国纺织业出口贸易扩张产生显著影响,而在目的国维度,信息溢出对我国纺织业出口二元边际演化的作用并不显著,我国纺织业出口贸易增长实际由订单主导,且订单对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作用强度存在异质性,订单出口在我国向中高收入国家的纺织业出口中起主导作用,对低收入国家的影响则有限。进一步地,基于不同类型纺织品差异化的贸易地理格局,影响不同纺织品目的国扩张的因素亦不同。     

航空和高铁对中国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

交通运输是创新网络中人才流、资本流等知识与技术流动的物理空间承载,其对城市的创新能力影响已成为经济地理学的交叉前沿热点。论文基于2007—2018年中国城市尺度数据,以航空和高铁运输为例,构建交通运输对城市创新能力影响效应的理论框架,采用双向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航空和高铁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多重异质性机制,并探讨了知识传播、资本积累、产业升级在交通运输与创新能力之间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① 航空和高铁建设均对城市创新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高铁对城市的创新溢出效应约为航空的3倍。② 航空和高铁对不同类型城市的创新溢出效应存在显著异质性。城市等级异质性方面,航空和高铁对中心城市创新能力的正向影响强度高于非中心城市。人口规模异质性方面,航空对大、中城市创新能力提升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小城市有抑制作用;高铁运输则对不同人口规模城市的创新能力均有正向影响,呈现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的态势。区域异质性方面,航空和高铁对东、中、西、东北地区的创新能力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作用,表现出显著的“马太效应”,东部地区优势地位凸显。③ 航空和高铁均可通过促进技术转移、风险资本配置、外商资本配置间接促使城市创新能力提升。此外,航空还能够通过促进产业升级间接促使城市创新能力提升。     

中欧班列对企业生产组织方式的影响——以TCL波兰工厂为例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和中欧班列开通频次的增加带动了“一带一路”沿线企业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以TCL波兰工厂为例,深入剖析其传统的生产组织方式和现有生产组织方式的特征及二者的区别,在此基础上系统论述了中欧班列对其现有生产组织方式的影响机制及作用方式。主要结论为:① 中欧班列对TCL波兰工厂现有生产组织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主要表现在:原料配送时间成本降低、供应链时长缩短;原材料的“零库存”效应;市场响应能力和效益的提升;生产更加准时化、精益化,产品品质和多样化程度提升等方面。② 在中欧班列准时化跨国运输的支撑下,TCL波兰工厂摒弃传统的以“刚性大规模生产”为主的福特制生产组织方式,吸收丰田制的精髓,形成了一种特有的生产组织方式——“全球流动的即时生产”。③ TCL波兰工厂现有的生产组织方式与传统的生产组织方式有明显区别,体现在原材料的运输方式及仓储方式的变化、生产线的变化、生产方式及质量检测组织的变化等方面。     

新冠疫情背景下风险认知对家庭旅游决策合作意向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

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对2020年5月至10月间有过出游经历的317个家庭旅游决策风险认知、负性情绪以及合作意向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分析新冠疫情背景下风险认知对家庭旅游决策合作意向的影响。结果表明：体验风险认知对家庭旅游决策合作意向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即家庭成员感受到的体验风险越高,在家庭旅游决策中的合作意向越强;体验风险认知以负性情绪为中介对家庭旅游决策合作意向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中介效应在总效应中的占比超过1/4;感染风险认知以负性情绪为中介对家庭旅游决策合作意向存在显著正向影响;收入对感染风险认知对负性情绪的影响存在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感染风险认知对负性情绪、体验风险认知对负性情绪、负性情绪对家庭旅游决策合作意向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高速铁路和城市蔓延对雾霾污染的异质性影响

为了探寻高铁开通能否抑制雾霾污染以及这种抑制作用在不同城市空间形态下是否存在异质性,本文首先分析了高铁和城市蔓延对雾霾污染的作用机制,在利用LandScan数据测算2003—2016年中国281个地级市城市蔓延指标的基础上,采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检验了城市蔓延与雾霾污染的空间动态关系。借助双重差分（DID）模型验证了高铁开通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并探究了不同城市蔓延程度、不同城市规模和不同地区间是否存在异质性影响。最后从拥堵缓解效应和交通替代效应两个维度检验了高铁开通对抑制雾霾污染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 城市蔓延对雾霾污染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均显著为正。② 高铁开通显著抑制了雾霾污染,且该抑制作用具有持续性。每增设一个高铁站或一条高铁路线,将分别降低雾霾污染程度0.7%和1.3%。③ 蔓延水平越高、规模越大的城市,高铁对雾霾污染的抑制作用越强;南方地区的抑制作用显著高于北方。④ 高铁通过对公共交通和民航交通的替代效应以及拥堵缓解效应抑制雾霾污染。     

数字经济缩小了城乡差距吗？——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检验

发展数字经济是当前中国加快缩小城乡差距的新机遇。在理论诠释数字经济对城乡差距影响机理的基础上,采用省级面板数据,构建数字经济衡量指标,识别了空间分异特征,并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数字经济对城乡差距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研究发现：（1）2013—2017年数字经济、制造业集聚总体发展呈上升趋势,城乡差距显著缩小,但区域差异明显,呈现出由东向西递减、分布不均衡的空间格局;（2）数字经济通过发挥市场一体化效应、模块化分工效应直接地缩小了城乡差距,经由集聚经济通过发挥劳动力再配置效应、集聚效应间接地缩小了城乡差距;（3）分地区检验发现：受核心城市的虹吸强度差异影响,东中西部地区分别呈现出正向、不显著和负向的直接效应。东中部地区具有显著负向的间接效应,西部地区则由于较高制度成本阻碍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而表现出正向的间接效应。据此,缩小城乡差距应重视缩小数字鸿沟、促进要素流动和集聚平衡等方面。     

区域经济增长的同群效应——来自中国城市数据的经验证据

厘清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多样化的空间相互作用,对于探索新时期区域协调发展的新理念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增长极理论和中心地理论构建空间计量模型,以中国26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研究不同收入水平城市间的同群效应,从新的视角解释区域协调发展的内在动力。研究发现：高收入城市通过正向同群效应对邻近中等收入城市的经济增长产生了带动作用,通过负向同群效应对邻近陷阱城市的经济增长产生了抑制作用,中国城市之间未完全发挥自上而下的辐射带动作用;中等收入城市对高收入城市的经济增长、陷阱城市对中等收入城市的经济增长均具有正向同群效应,中国城市之间存在着自下而上的经济增长促进作用;同等收入水平城市间的经济增长通过正向同群效应相互促进。进一步的作用机制检验表明：同群效应的产生更多是源于分权体制下的“标尺竞争”,其中学习和竞争机制在不同收入水平城市内部的作用效果存在明显异质性。最后,从实施多中心空间战略、构建新型城市合作模式、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政绩考核体系等方面提出了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启示。     

文化的力量：贸易伙伴文化多样性会影响中国出口贸易增长吗？

文化多样性是国家普遍存在的重要属性,且这一属性有可能会对国家的供需市场产生影响并进一步作用于进出口贸易。采用1998—2017年中国对156个贸易伙伴的货物出口贸易与文化多样性数据,探究贸易伙伴内生文化多样性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贸易伙伴文化多样性对中国的出口贸易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②在采用工具变量法、变换关键解释变量、不同时间窗口的分样本检验等方法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基准回归结论依然存在;③在机制检验中发现,贸易伙伴文化多样性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通过贸易伙伴政治制度效率的中介作用进行响应,具体而言,贸易伙伴宗教信仰多样性、民族多样性以及语言多样性通过政治制度效率对中国出口贸易发挥的中介效应分别占总效应的32.14%、11.03%以及19.11%。据此,中国在开展国际经济合作中要重视文化的力量,加快推进与各国的文明交流互鉴,同时,也要加强贸易双边的制度合作,并强化国际经济合作的风险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