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以人为本理念 彰显立法促进功能 ——从法案修改看我省地方立法价值取向

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我省审计监督条例、旅游条例、专利保护和促进条例、实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等4件法规,人们欣喜地看到,我省地方立法凸现了价值取向的重大变化:坚持以人为本理念,彰显立法促进功能,推动行政管理加速从封闭向透明、从管制向服务、从权力向责任、从权力向权利的转变,推进了法治政府建设。     

从“综治”到“法治”:犯罪控制的科学之路——写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两个《决定》颁布20周年之际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犯罪防控模式,从"综治"走向"法治"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发展的必然方向。当前,中央关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立法相对滞后,地方条例缺乏创新,各级综治办法律地位不明确,犯罪预防立法薄弱,法律监督不到位。对此,必须大力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立法,重点明确相关立法的调整对象以及各级综治机构的法律地位,赋予综治委行政处罚权,优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运行机制,强化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监督,不断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法制化。     

努力打造良好的道路交通安全环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立法规划,突出立法重点,坚持立改废并举,提高立法科学化、民主化水平,提高法律的针对性、及时性、系统性.要完善立法工作机制和程序,扩大公众有序参与,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使法律准确反映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更好协调利益关系,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道路交通安全与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是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最基本的民生问题.去年11月29日,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对《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的全面修订,修订后的《办法》已于今年5月1日起施行.这次修订,新增内容37条,较大修改52条,文字修改12条,修改的内容占到了90％以上,可以说是对我省道路交通活动权利义务关系的重新调整与细化,标志着陕西道路交通法制化建设水平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我国交通安全宣传教育的问题分析与建议

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交通的发展,交通事业的繁荣给我国的道路交通安全带来了严重挑战,交通安全的宣传教育作为交通安全管理的重要内容,在宣传道路交通法律法规、预防和控制交通事故、促进道路交通综合治理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目前我国的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存在着法律欠完善、体制欠周全、工作有待深入等一系列问题.本文从分析道路交通事故的整体特点入手,阐述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的重要性,分析我国交通安全宣传教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     

立良法促发展保善治

2021年,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立改废法规28件、审议11件,是本届以来常委会立法件数最多的一年.立法成果丰硕,为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促进社会善治提供了更为完善的法治保障.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体制研究——对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治理模式的思考

2013年底,四川省委、省政府积极创新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体制,搭建高位平台,成立以省长为组长、三位分管副省长任副组长、19个省直部门为成员的高规格综合治理领导架构,创新"1+X+2"即"政府+若干部门+公安、交通"的综合治理新模式,成效显著,受到了各级领导及社会群众的高度重视。为充分借鉴"四川模式"的先进经验,推动在全国范围内形成"政府统一领导、各部门协调联动、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格局,本文对我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体制及存在问题进行了分析梳理,并通过对国外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体制改革发展的对比研究,提出完善我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体制的意见建议。     

重在民主贵在科学——部分省人大代表谈提高立法质量

正国无法不治,民无法不立。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民对法治中国充满期待,对进一步提高立法质量的期待也越来越强。提高立法质量是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完善法律体系永恒的主题。针对这一主题,记者在代表住地采访了省人大代表。作为一名检察系统的人大代表,陈亚丽每年都提出为数不少的议案和建议,并一直从职业的视角关注着我省的立法工作。     

无证驾驶工伤认定的法律困境与出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生效后,无证驾驶等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是否属于违反治安管理的问题争议较大。本文指出对于无证驾驶受伤的工伤认定涉及到相关法律的理解和适用,需要适时填补相关法律漏洞或进行立法修改,才能达到实质法治的要求。     

道路交通安全法在完善刑法方面应当有所作为

自2004年5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交通安全法"),对与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相关的部门、机关和个人的法律义务及违反交通安全法并构成犯罪的行为追究刑事责任的全面规定,对于强化刑法对交通安全的保障作用,具有重要意义.但笔者认为,结合我国目前的交通安全状况及刑事立法、司法等方面的情况来看,交通安全法在完善刑法立法、进一步加强对交通安全的刑法保障方面还可有所作为.现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谈点个人的初步看法.     

集思广益成大业——我省公开征集立法规划项目意见众人谈

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开展的公开征集立法规划项目意见活动,无疑是2003年我省政治生活和民主法治进程中值得浓墨重彩地书写的一笔。自2003年7月1日《安徽日报》公布《安徽省2003-2007年立法规划(征求意见稿)》以后,我省从各级国家机关到各党派、团体,从各企事业单位到社会组织、普通公民,都非常重视,积极参加这项活动。     

行政管理视域下行政执法体制存在的问题对策——以济南市为例

济南市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在实践中取得了很大成效.通过整合执法队伍,进一步提高执法水平,使执法交叉、执法扰民、重复处罚、多头处罚等现象大幅度减少.但由于体制机制尚待理顺,有关的法律法规不健全,国内可资借鉴的成熟经验还不多,使济南市行政执法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因此,必须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提高科学民主决策水平和执行能力;加强立法工作,健全法规、规章,合理界定综合执法范围;科学配置综合执法职权,重新定位行政执法目标,完善行政执法协调机制.     

试论“劝告式”执法与构建城市和谐交通——以湖州市为例

如何构建城市和谐交通，是以罚治路还是依法治路？对交通违法行为是单纯的“严罚”，还是宽严相济？是动不动就“罚款”，还是有所区分，辅之于教育？在交通管理中如何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和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努力？湖州交警正是基于这些问题的思考，勇于创新，在交通管理实践中推出了针对轻微交通违法行为的“劝告式”执法．这是湖州交警为构建城市和谐交通的一种创新实践。“劝告式”执法的推出给我们的启示是：要构建和谐交通，必须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必须实施政务公开制度；必须牢固树立“执法为民”的宗旨。     

地方公安立法质量提升路径探讨

随着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深入推进,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应完善包括地方公安立法在内的公安工作制度体系。目前,各地公安立法还存在体系不健全、可操作性不强、欠缺特色性规定、不能适应社会治安防范现实需要等问题。提高地方公安立法质量,有利于完善公安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体系,有利于建设法治公安,有利于促进公安机关执法规范化建设,有利于规范警务运行机制。为有效提高地方公安立法质量,必须树立社会治安治理立法理念,准确评估地方公安立法需求与效果,完善和规范地方公安立法程序,推进地方公安立法精细化。     

公法学视野中的行政执法

行政执法在我国法律实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也面临诸多深层次问题。仅从行政执法自身来看待和解决这些问题,难以治本。应当从公民社会与法治国家的关系出发,以公法学的视角重新审视行政执法,大力推进立法民主化、科学化,发扬公民自觉自治,合理配置国家权力,健全纠纷解决机制,重构行政执法,加强法律实施,促进社会主义法治政府与和谐社会建设。     

过程论视野下自动化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以道路交通非现场执法时空情境分析为视角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道路交通管理领域也迎来了自动化执法时代。闯红灯、超速等各类交通技术监控系统的引入将传统街道执法空间改造成一个"全景敞视"规训平台,大幅提升了交通违章查处效率。然而,作为被规训一方的行政相对人并未真正享受到"科技+行政"的发展红利,其根源在于信息技术赋权不均衡导致交通执法"便行不便民",使得"电子警察"饱受诟病。面对非现场执法这一新生事物,司法裁判应跳出传统现场执法的固有逻辑,运用行政过程论对非现场执法行为进行全流程、动态审查,对非现场执法的不同行为阶段采取不同的司法审查方法和审查强度,兼顾行政执法方式革新与行政相对人权益保障的需求,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有效融合。     

电子警察法律问题研究

"电子警察"的使用对维护道路交通秩序、保障交通安全功不可没,然而,由于不规范执法因素的存在,导致"电子警察"获取的资料在作为证据使用时遇到了法律的挑战,这就需要尽快制定有关"电子警察"的立法.     

基于派出所法律实施的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以浙江K派出所为例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严打"、"普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以及"社会管理综合治理"等方式可以看作是国家对基层社会进行治理的探索.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吹响了全面依法治理基层社会的号角.作为拥有执法人员数量最多的基层执法机构,处在社会矛盾解决第一线的派出所的法律实施依据、方法和技术理应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法治资源和法治路径.浙江省K派出所的案例、做法和制度有力地诠释了派出所的法律实施契合基层社会治理.派出所法律实施所展现出来的四大法治功能是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桥梁.派出所应从人口管理、行政执法、刑事司法、服务社会、走群众路线、严格遵守程序原则和善于运用非正式制度性因素等方面来为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提供理念支持和行动榜样.     

在法治方略下寻求社会管理创新

社会管理创新是我国社会建设事业推进过程中回应现阶段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法治方面成为国家根本治国方略的当代,在法治方略下寻求社会管理创新具有现实正当性和优越性;依法适度培植社会组织和规范引导社会组织发展、在立法模式上改过去的行政主导立法为博弈立法、完善税收法制、立法中更多地吸收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习惯和惯例、构建政府与社会分工合作各司其职的适法格局等是法治方略下寻求社会管理创新的根本性举措.社会管理法治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和法治发展之逻辑必然.     

生态消费的法律保障:应然抉择与实然存在的研究

生态消费是一种生态化的消费模式,生态消费对于传统消费方式的超越和变革决定了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人类活动的重大社会问题,生态消费需要法律的保障.法律对社会利益的追求和维护、消费者社会义务的法律化以及和谐社会秩序对法律的需求为生态消费法律的创设确定了应然基础.作为一种长期的客观存在,生态消费法律在国内外立法实践中都有所落实和体现.生态消费法律主要包括了消费者社会义务制度、政府绿色采购制度和生态消费税收制度.我国应顺应消费模式变革的迫切需要,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生态消费法律保障体系.     

Post-mortem blood alcohol concentration of the traffic accident victims and changes in DUI legislation in Slovenia 1980–2006

This study aims to contribute to the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alcohol consumption on road traffic safety in Slovenia and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hanges in road traffic safety legislation concerning this issue within the period 1980–2006. For this purpose we have performed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1913 autopsy reports on traffic casualties, with an emphasis on their blood alcohol concentration (BAC), mode of participation in traffic (drivers, pedestrians, etc.) and the impact of legislation changes. In addition, we have analysed the relations between BAC, the time and day of death and the gender of victims. Changes in the legislation were made in 1981, 1985, 1988, 1989, 1990, 1998 and 2005, yet only those made in 1981, 1990 and 1998 resulted in the increase of the actual fines. Within the observed period there was a substantial reduction in the average BAC in almost all of the categories of traffic participants (pedestrians: from 1.20 to 0.73; passengers: from 1.08 to 0.56; cyclists: from 1.11 to 0.56; motorcyclists: from 0.68 to 0.33) except in the category of drivers (negligible reduction from 0.81 to 0.76). Insufficient improvement in the latter category is extremely important, because many sober vulnerable traffic participants become victims of drunk drivers. Further concern arises from the finding that heavily drinking drivers are not responsive to penalty increases. We ca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in addition to raising fines and expanding penalty points, the introduction and effective enforcement of complex legislative measures together with wide community action are necessary to resolve DUI problems in Sloven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