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立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的战略思考

2016年12月,国务院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方案》,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成为当前中国推进可持续发展的标志性事件.本文介绍了该方案的制定过程及其重要意义,对方案的主要内容进行了解析,并提出了近期应围绕创新示范区建设开展的几项重点工作.文章认为,建立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是中国顺应全球可持续发展趋势的必然选择,是解决国内可持续发展主要问题的迫切需要,是回应国际社会期待的客观要求.文章提出,在建设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时关键要把握好四个原则:①勇于突破GDP导向的传统发展思维,真正以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推动地方发展;②从制约地方可持续发展的瓶颈问题入手,通过制度、科技等各方面的改革和创新,形成成熟有效的系统性解决方案;③调动社会各界的积极性,形成政府引导、市场配置资源、各利益攸关方共同参与的机制;④主动分享系统性解决方案和实践经验,为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中国贡献.文章最后提出,面向未来,建设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要做好四个衔接:①加强与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工作的衔接,形成互为支撑的布局体系;②加强与"绿色技术银行"工作的衔接,促进先进适用技术落地生根;③加强与国家科技计划的衔接,促进创新能力的提升;④加强与各领域改革工作的衔接,形成综合创新示范的局面.     

协同治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制度分析

对国际议程间的关联性分析已经成为全球治理中的重要问题。特别是,由联合国引领的全球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已经占据了当前国际政治议程的首要位置,两者的协同直接影响到全球治理的有效性。《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巴黎气候协定》不仅具有共同的规范性基础,而且两者通过议题衔接和叠加已经形成了密切的治理关系,国际制度关联性日益突出。从目前来看,这种关联性体现了以下特点:第一,嵌入关系。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目标之一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的治理目标已经嵌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之中,但也与一些目标存在矛盾,因此,协同治理具有必要性。第二,指标对应。《巴黎协定》下的“国家自主贡献”细化项目与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大部分指标已经形成对应关系,治理具有同质性。第三,制度间倡议交叉与功能外溢。其协同治理关系具体表现在诸多层面上,特别是在联合国系统内的协调、治理模式的趋同、资金渠道的整合、围绕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所进行的发展机构改革,以及联合进行政策倡议、规则建构及政策制定等方面。从制度关系演变的角度来看,两者协同治理的类型正在发生变化,制度互动在不同层次上不断累积,并逐渐转向伙伴型的协同治理模式。     

中国参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战略思考

2015年联合国发展峰会通过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这是一幅由全世界所有国家共同描绘的未来发展蓝图.联合国制定该议程的内在原因有两个,一是为了完成千年发展目标的未竟事业,二是为了汇聚国际社会力量共同应对新的全球性挑战.“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将重塑当今的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体系,为发展中国家深入参与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提供了机遇,也有利于全球可持续发展走出“气候变化泥潭”.但是,该议程也存在不足,主要体现在一些可持续发展目标相互重复和难以量化、没有对不同类型国家给出建议、以及里约原则被弱化等.“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对中国未来发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机遇主要体现在有利于中国在可持续发展领域开展对外合作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挑战主要体现在中国将面临来自国际社会的“三重压力”.面向未来,中国应在坚持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定位下,积极、主动参与相关进程.从对内看,应在该议程框架下根据中国的国情制定“2030年中国可持续发展议程”,并建立有利于产业界、地方政府、民间团体等参与的机制,在实现议程中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就业机会;从对外看,应在坚持“力所能及、互惠互利”原则下,积极开展国际发展合作和发展援助,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该议程做出中国贡献.     

SDGs框架下中国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研究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是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核心内容,全球可持续发展指标框架以此为基础,用多领域指标监测可持续发展进展。SDGs通过后,各国都将其作为自身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指导,中国政府也将其上升到战略层面,并与国家"十三五"规划等实践路径有机结合。然而,SDGs的评价主体是全球和区域进展,对于可持续发展程度各异的国家进行统一评价并不适用,亟待研究一套适合于中国情况的评估体系,一方面形成国内可持续发展各领域的综合现状评价,摸清基本情况,另一方面形成对SDGs评估的对标,以促成SDGs各项目标的落地。基于此背景,本文重点分析了全球可持续发展指标框架的出台过程、概念框架、以及评估应用中的具体问题,以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基础,以可持续发展强调的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为理论支撑,对标SDGs的各项目标和具体目标,构建了一套适用于中国国家层面可持续发展进展评估的指标体系,旨在形成对中国落实联合国2030年议程的评价指标建议。选择2012—2016年为研究期,综合运用层次分析法、专家咨询法构建了针对民生改善、经济发展、资源利用、环境质量综合评价的指标体系,同时与SDGs评价目标相对应。评价结果表明:可持续发展的总得分在研究期内均保持增长的趋势,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态势始终改善。总分增长较快的年份,资源环境质量改善的得分也较高,其中贡献率较大的主要是与能耗和污染物排放下降相关的指标,通过现状评价明确了发展的薄弱环节,形成了SDGs框架下适用于中国评估的指标建议。     

《21世纪议程》:行动与展望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热内卢宣言》、《21世纪议程》和《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3项重要文件。之后,国际社会为推动"里约精神"的落实做出了积极努力: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每年举行会议,审议《21世纪议程》的执行情况;许多国家制定了国家和地方层面的《21世纪议程》或可持续发展战略;相关国际组织以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为主的活动也十分活跃。人类把发展与环境相协调作为行动准则,各国依据国情制定了促进环境与发展相协调的优先事项,使人类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取得了积极进展:全球经济实现了大幅增长,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在消除贫困等社会发展方面取得显著效果,全球开始进入城市化时代;全球能源资源供应呈现多元化,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成效显著。中国在经济发展滞后、贫困现象较严重背景下,承担了全球实施《21世纪议程》的旗舰角色;并依据本国的具体国情,选择性地学习与借鉴,摸索创造出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模式和道路,增加了世界可持续发展方式选择的多样性。20年来,尽管各个国家在可持续发展方面采取了积极行动,但是"里约精神"尚未全面转化为行动,在相关国际承诺与公约的履行方面还需付出巨大努力,仍然面临着重大挑战。如:以气候变化为代表的重大全球性环境问题对人类生存构成的直接威胁加大;生态超载背景下的发展空间争夺更趋激烈;全球性民生问题凸显,可持续发展面临的社会风险加大,等等。我们期待:通过"里约+20"大会,使得相关国际制度安排不断形成和完善,可持续发展进一步向全球行动转化;科技创新步伐加快,进一步推动全球向绿色发展转型;加快全球治理体系调整,新兴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全球共同努力解决重大资源环境问题,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国际关系呈现竞争性合作。     

国务院第56次常委会议审议通过“可持续发展国家报告”

1997年5月7日在北京召开的国务院第56次常委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人民共部国可持续发展国家报告》，并决定将这个报告提交给将于今年6月在纽约召开的环境与发展事务特别联大会议。1992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5年来，我国为执行《21世纪议程》作了大量积极有益的工作，制定并颁布了《环境与发展的十大时策》，批准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加快了环境立法的步大，形成了一整套有中国特色的、行之有效的环境保护政策、法规和措施。我国还在国际上率先制定并颁布了第一个国家级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即《中国ZI世纪议程—…     

关于中国推进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若干思考

千年发展目标(MDGs)的实施有效地推动了全球尤其是欠发达国家在减贫、教育、医疗、改善饮用水源等方面的发展,但是一些全球性问题仍然严峻,社会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不公平性等问题在不同的地区不断深化。2015年,联合国通过了2016—2030年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对全球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新的目标和要求。本文提出了推进实施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面临的八项主要挑战,分别是"制定科学的衡量目标的指标体系""如何将SDGs纳入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保障实施SDGs的融资能力""可持续发展指标的综合观测和获取能力""加强监测数据规范与评估能力""建立衡量社会进步的科学指标和方法""权衡不同目标间的冲突问题""如何将视角从陆地转向海洋和海岸带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等。为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本文从基本原则、推进方法和政策保障三个方面,提出了有关中国推进实施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的基本思路。     

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制定中有关问题的思考

"里约+20"启动的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关系到未来全球发展规则的制定。在对SDGs的提出背景进行全面回顾基础上,就其制定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①SDGs应重点关注四大问题,即全球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公平性、人口快速增长以及老龄化和城市化加速、人类活动持续超过全球承载能力、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机制的不完善;②在SDGs制定中,两大阵营的斗争将持续,但其利益共同点也在增加,最终可能是重点面向2030年设定一系列具有政治意义的目标;③SDGs将为我国加快绿色转型创造机遇,与此同时,实现SDGs过程中我国也将承受更多的国际压力;④我国参与SDGs进程应坚持4点原则,即在总体目标设置方面强调三大支柱的协调性,在目标的约束性方面强调指导性和参考性,在实现目标的时间方面强调预留充足转型期的重要性,在执行手段方面强调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指导下强化国际合作的迫切性。     

后2015时期的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与中国参与战略

"里约+20"开启了新一轮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改革进程。从趋势看,未来的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将可能以"一组目标、四大机制"为主体,也即"2015年后发展议程"。一组目标是指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四大机制是指"政府间高级别政治论坛"、"全球可持续发展态势评估机制"、以及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创新与转让机制"、"资金筹集机制"。这一系列变革将对全球可持续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有利于全球走出"气候变化泥潭"、有利于全球治理朝更加公平的方向发展和有利于促进全球发展合作。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变革也将对中国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利弊兼有。有利的方面主要体现在有利于中国开展对外合作,不利的方面主要体现在中国将面临来自国际社会的"三重压力"。面对全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中国应重点从三个方面进行布局:一是把"2015年后发展议程"作为中国与联合国互动的平台,促进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二是在发展合作的内容上,形成"软、硬"合作并重的格局;三是围绕实现"2015年后发展议程"建立以中国为主导的区域性乃至全球性伙伴关系。     

评《可持续发展理论与中国21世纪议程》

自从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将可持续发展提升到全球政治舞台以来 ,国内外有关可持续发展的专著如同雨后春笋。最近我高兴地读到《可持续发展理论与中国 2 1世纪议程》(刘培哲等著 ,气象出版社 ,北京 ,2 0 0 1)。该作者亲自经历了制定《中国 2 1世纪议程》的全过程 ,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在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方面有直接的体验 ,并从国际与国家的全局视野把体验与实践升华到理论高度。该书还是科技部国家软科学研究项目的一个理论成果 ,由著名专家组成的评审委员会给予很高的评价 :该研究成果“深刻揭示了形成全球共识的可持续发殿…     

环境载荷与环境压强:环境压力指标及应用

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动产生的环境压力与其具有的环境承载能力。决定了该国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可持续状况。因此．测度环境压力和承载力是制定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政策的必要条件之一。基于国家尺度的社会代谢物质流、地理面积和生态承载面积。可以构建出一个国家本国环境所承受的环境压力总量指标体系——环境载荷和环境压强；德国、荷兰、奥地利、日本和美国等五个工业国家的环境载荷和各环境压强总量指标若干年的实证计算和对比分析。可以发现．虽然美国的国内环境总载荷、人均物质总需求及人均生态足迹赤字等均是各国最高者．其环境压强却处于五国的最低端。与奥地利相近；以环境压强指标测度。除日本不明显外．其余四国的经济发展与本国环境压力之间在研究期（1975—1996）均显示出“脱钩”关系．即本国环境压强并没有随经济总量的增长而增加。为此．最后就环境问题的公平性和环境压力指标的优缺点进行简要讨论。     

环境承载力理论在区域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中的应用

环境承载力分析是区域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评价方法之一。对环境承载力的合理分析，能够反映区域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的协调程度，准确地评估区域规划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使评价更具科学性。在环境承载力定义的基础上，通过建立一定的指标体系，结合发展变量与限制变量之间关系的描述，研究了区域环境承载力的利用强度，由此提出了一种更为直观的环境综合承载力量化方法——环境承载力综合指数。并将其应用到广州市南沙国际汽车城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中，为该规划的进一步完善提出了合理的建议。该方法能够准确反映区域规划对环境的影响，为区域的协调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环境损害的法律定义研究

结合近年发生的重大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从环境权益的角度,深入剖析“环境损害”的现象与实质,兼与“环境侵权”、“环境侵害”辨析,借鉴国外立法经验,为制定我国《环境损害赔偿法》界定“环境损害”的法律定义。     

基于环境责任保险的动态环境侵权救济体系研究

通过对环境责任保险的定义和特点的总结,以及对其环境侵权救济功能的探讨,得出结论:社会从矫正的正义观到分配的正义观的转变,是推动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发展的根本原因;赋予第三人直接请求权是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补偿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是对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必要补充。在此结论的基础上,以环境侵权受害者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济为出发点,构建了以环境责任保险制度为核心的动态侵权救济体系:民事救济作为第一层次,通过法律程序来确认侵权行为、责任主体以及赔偿额度等事项;环境责任保险作为第二层次,用来分散被保险人的污染损害赔偿责任,补偿受害者损失;公共补偿制度作为第三层次,用来补充民事救济和环境责任保险所未能覆盖到的受害者的人身、财产损失。三个层次联动配合、相互补充,从而在我国面临日益增多的环境污染事故的情况下,为受害者、企业和国家开辟了一条新的环境侵权救济之路。     

基于独立环境报告的中日石油企业环境绩效信息披露比较研究

有效的环境绩效信息披露是正确进行企业环境绩效评估的基础.本文首次依据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2006年版)中的30个环境绩效指标,对中石油独立环境报告中环境绩效信息披露的研究发现,中石油环境绩效指标披露不完整,重要的核心指标披露情况更不理想,年度间纵向比较还出现了倒退;定性指标披露多于定量指标;体现企业积极行动和效果的内容和数据披露得相对较为详细;存在选择性披露问题,可比性较差,相关信息披露也较为散乱,不利于读者进行环境绩效评估.对此,我国企业应重视环境原始信息的收集和处理,将环境相关信息纳入企业日常的信怠管理系统,在披露方法上则应综合借鉴相关国际组织的做法并不断加以改进;政府监管部门也应对环境信息披露做出系统指引和规范,并积极推动环境报告审计的发展.     

负载有度:论环境法的生态承载力控制原则

可持续发展要求社会经济适度发展的同时,环境质量不退化.为达到这一目标,在环境管理中就必须以生态承载力为标准判断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是否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这是化解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矛盾的关键所在.环境法应当把生态承载力控制作为一项基本原则,要求人们对环境问题的预防应当以生态承载力为依据,确保向环境排放污染物的总量不得超过环境容量,并保证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不能超过生态环境在一定时期内的供给能力.这是对执法者在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中所享有的过大的自由裁量权的必要制约.然而,生态承载力控制原则的实施难度较大,除了需要立法的明文规定外,还应当注重研究、建立生态承载力的核算方法体系;此外,还应当对现行环境执法体制进行改革,促使地方环保部门在环境执法中摆脱地方保护主义的不当干涉,并积极加强公众参与,通过公众监督杜绝突破生态承载力的决策的制定和实施.     

Relations between Environmental Right for Citizens and the Right to Use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owned by Company and Enterprise

Abstract

From angles of administrative law and private law, the article analyzes relations between environmental right for citizens and the right to use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owned by company and enterprise and points out three principles to balancing two relations: A principle of equal protection, a principle that general interest is superior to special interest as well as taking an account for special interest, in specific circumstances, for example, in the circumstance that clashes between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interests can not be avoided, policy makers can put an emphasis on more important social interest according after considering weight of each interest. Finally, the article reaches a conclusion that China should establish system of environmental right for citizens from legislative and administrative levels so that a harmonious society can be constructed with guarantee.     

Relations between Environmental Right for Citizens and the Right to Use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owned by Company and Enterprise

Company and enterprise have to consume a certain amount of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during producing process and discharge pollutants into environment. No matter how advanced technologies for management are taken, company and enterprise will unavoidably lower quality of environmental public goods. In fact, current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a decline in environmental quality are mainly caused by actions of company and enterprise. Whatever environmental right for citizens is, either as a right i…     

环境规制的界定、分类与演进研究

受Chipko运动启发,本文对环境规制的内涵做了重新界定.基于这一界定,将环境规制分为显性环境规制和隐性环境规制,其中,显性环境规制又分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以市场为基础的激励性环境规制和自愿性环境规制;分析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内涵与特征等,着重提出了隐性环境规制这一全新范畴,并对其涵义、生成与作用模式进行了初步的研究;从规制主体、规制对象、规制成本和效率等方面探讨了不同环境规制闻的联系与区别;研究了环境规制的演变过程.本文的意义在于,对政府而言,对隐性环境规制的探索,可能扩大了政府环保策略的选择与运用空间;对企业来说,则打开了长期为人们所忽略的一个"环境规制黑箱",丰富了人们对企业环境决策变量的认识,为改善和优化企业的环境决策提供了理论基础.     

Scientific Establishment of Governmental Responsibility in Environmental Legislation

Scientific establishment of governmental responsibility is essential in environmental legislation, and the guideline of which is essential to improve the public trust on the government through development of the primary governmental environmental obligation, namely the governmental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as well as strengthening of the secondary governmental environmental obligation, i.e. the governmental legislation responsibility, so as to empower the governmental enforcement efficiency and the principle of establishing the governmental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ublic environmental demand and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governmental scope of administrati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governmental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for various levels of governments should be divided on the basis of different structures of governmental capacity, wherea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governmental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for various levels of authorities should be emphasized to concentration of authorities responsible for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on and expansion of authorities not responsible for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