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自由裁量权膨胀条件下的“合理性原则”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现代行政权力中最活跃的一部分权力,其膨胀和错位对依法行政构成了极大的威胁。行政合理性原则是对行政自由裁量权进行规制的有效手段,要求行政行为客观、适度,符合公平、正义等法律理性,其规制的核心内容是立法规范、司法审查及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职业素质。     

论行政惯例的司法审查

行政惯例是行政机关在处理行政事务中形成的惯常性做法，具有反复适用性，非成文表现形式，对行政机关具有直接拘束力特点。根据”举重明轻”原则，司法可以审查效力高于行政规范的行政规章，就更可以审查效力位阶等同于行政规范的行政惯例。只有在审查具体行政行为过程中，当事人双方对上位法规范没有异议时，才能附带审查行政惯例的合法性。审查行政惯例的标准是上位法优先标准、宪法基本人权标准以及基本权价值位序衡量标准。审查行政惯例要避免忽略宪法的基本人权原则，也要避免对行政惯例进行合法性和适当性的全而审查。     

行政备案的实践类型与法治化路径

在“放管服”改革的背景下,行政备案凭借信息规制和行为规制功能日益得到广泛应用。以备案阶段与审查形式为标准,可以将行政备案划分为预防型备案、告知型备案、后设型备案3类。当前,行政备案规制创新面临法律属性异化、设定标准缺失、备案程序匮乏以及法律责任归属混乱等法治化困境。行政备案不是行政事实行为,而是未型式化的行政行为。行政备案的法治化应当从4个层面展开：其一,行政备案的核心逻辑为“公法上的积极作为义务”,其不禁止相对人从事特定活动,而是为了信息规制、过程监督而获取监管信息;其二,行政备案的设定须遵循依法设定原则、辅助性原则和行政效能原则;其三,行政备案的程序应当兼顾保障参与者的程序权利与备案程序完备性;其四,行政备案的法律责任设置应当按照责任主体、责任内容与责任类型展开。     

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中“未依法履职”标准之认定

以权责一致、合理期待理论为依托，从行政机关作为义务的来源、行政机关依法履职的阻却事由以及行政机关是否全面履行法定职责三个维度对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中“未依法履职”标准进行检视与反思。当前，仍然存在行政机关作为义务的范围不明晰，行政机关缺乏对于履职阻却性事由的预先排查以及行政机关全面履行法定职责审查标准适用混乱等问题。因此，应完善诉前程序中“未依法履职”标准认定，明晰行政机关的作为义务来源范围；在履职过程中应加强行政机关的专业性判断以及与检察机关的协作互动；强调检察机关在诉前程序的不同阶段应当适用不同审查标准，以维护环境公共利益。     

公共行政组织的法律规制

公共行政组织在当今中国的兴起与发展已成为必然趋势,但同时也涌现出众多不可忽视的问题。对公共行政组织加以有效的法律规制,不仅是确保行政分权、实现行政民主化的必要途径,也是控制国家行政权力、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和实现法治的必然要求。具体思路是:借鉴域外经验,增强“准行政组织”性事业单位的独立性和社会自治组织的“自治”程度,以建立独立自治的公共行政组织;在规制的路径选择上,实行加强规制与放松规制并举,并从加强立法、拓宽行政法的适用范围、扩展司法审查范围以及扩大公众参与等方面实现对公共行政组织规制的相关制度构建。     

关于行政立法与行政案件审理标准的探讨

学界一般认为，行政立法是指制定行政法规和规章。又按《行政诉讼法》规定，行政法规和规章分别是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依据”和“参照”。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主要是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就审查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标准而言，“依据”当然是标准，“参照”虽然有别于“依据”，但也是一种标准。现在的问题在于，不能制定行政法规和规章的行政机关（以下统称“其他行政机关”），根据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授权对某些事项作出具体规定，这是否属于行政立法范畴，可否作为人民法院审查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一．种标准？这是一…     

行政机关监督地方行政立法的问题及完善建议

行政机关对地方行政立法的监督是行政系统内部自我控制和自我纠错的行政行为。这种“自己监督自己”的体制有违法治的基本精神,同时在监督主体、审查标准和监督程序等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在既有的框架内,应从实体规则上明确各监督主体的监督职责和审查监督的标准;从程序上完善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制度,改进对“审查建议”的处理制度,建立“改变”和“撤销”决定的公布制度以及地方行政立法计划备案审查制度。     

长阳县山林、土地行政复议的几点思考

行政复议因行政争议而引起。行政争议是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因行使行政决定、许可、执行、处罚、强制等行政权力时与管理相对人发生的争议。行政复议是行政机关对行政争议进行复核审查并作出决定的一种行政救济法律制度。它是行政机关内部上下级间的行政监督，其监督形式借鉴了司法机关的工作原则及方式，具有准司法性质。     

论行政紧急权力的宪政基础及其规制——从“巴黎骚乱事件”说起

行政紧急权力是国家紧急权力中的重要部分,是紧急状态法制的核心问题。为了更好地进行紧急状态立法,需要对行政紧急权力的宪政基础、宪法规范、宪法性质及宪政规制做深入研究。行政紧急权力在宪政上是必要的,但其性质不应具有“超宪性”,其宪法规范依据需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对行政紧急权力需要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宪政规制,特别是来自司法审查的制约。     

行政裁量法律控制研究

对行政裁量法律控制机制进行研究,论证了权力机关对行政裁量的法律控制,在分析我国权力机关进行监督现状的基础上,提出应当借鉴一些国家实行的议会监察专员制度并结合我国国情加以改造使之符合我国的法治实践,对完善我国权力机关对行政裁量的监督提供了参考思路。在论证行政机关对行政裁量的法律控制时重点放在行政程序对行政裁量的法律控制上,对行政程序控制行政裁量的回避制度、听证制度、信息公开制度、参与制度、说明理由制度、职能分离制度进行了初步探讨。具体分析了司法机关对裁量的法律控制,提出了行政裁量权属于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不能审查,行政裁量属于行政权的运用活动、司法机关可以审查的观点,说明了审查的范围只限于行政裁量的合法性,在认定滥用职权的主观方面时主张采用“过错推定”的原则。结束语说明现代社会对行政机关提出的是积极进行行政裁量更好地为社会服务的要求,现代行政法上的行政裁量制度是以有效发挥行政裁量权的积极作用为目标。提出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提高公务员的依法行政意识和依法行政水平应当是解决行政裁量问题的最终途径,完善岗位责任制、发展责任控制模式是对行政裁量进行法律控制的最佳方案。     

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存在问题探析

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关键,依法行政最根本的其实是用法律法规来约束行政权力的行使,基本要求就是行政机关的执法人员一定要按照法律法规来办事。目前我国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水平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存在的问题也较多。笔者认为可以从进一步提高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加强行政执法审查和行政复议工作等方面进一步提高依法行政水平。     

算法的行政法属性及其规范

算法已被广泛应用于干预或者给付行政场景。算法给行政带来了正向效益,也可能造成法治价值的失序。在规范算法方面,存在着治理工具论和权力控制论两种学说。治理工具论从法的外部视角出发,将算法作为法律的作用媒介,侧重于对算法本身的技术规制。权力控制论从法的内部视角出发,认为法律对算法的研究应穿透至算法背后的算法权力。在行政法体系内讨论算法,应在依法行政原理的支配下,通过明确算法的行政法属性实现对算法行政权的控制。算法作为一种“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可被纳入行政规定的范围,若涉及外部性权利义务的分配,则算法属于法规命令。作为行政规定的算法应当以全面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可以将对算法的合法性审查嵌入到现有的审查机制中,从制定程序和内容两方面确保算法的合法性。只有从算法行政回归依法行政,才能找到合适的权力制约路径,从而实现数字时代行政法教义学体系的持续与稳定。     

行政公益诉讼起诉条件的适用检视与一体化重塑

201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行政诉讼法》,明确检察机关享有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保障行政机关依法履职的权能。经过五年全面实施，办案实践分别从起诉期限属性、被告明确性、诉请具体性、管辖隶属性认定等四个方面出发，尝试确定起诉条件适用标准，提高行政公益诉权运行效能。由于一方面偏差定位行政法律监督功能，在国家治理体系层面，忽略国家权力之间的“功能秩序”平衡，另一方面尚未明确诉讼程序的保障性，在检察系统层面，忽略检察权能之间的“梯级秩序”平衡，导致检察机关适用行政公益诉讼起诉条件存在诸多缺失。为弥补缺失，有必要在考量逻辑参照的基础上，明确起诉条件的构成要件，排除适用起诉期限，统一被告明确性、诉请具体性判断标准。     

行政紧急权力的法律属性剖析

行政紧急权力具有超法规性、集中性、扩张性以及程序的简化性等四个属性。超法规性体现为它具有超越实定法和超越正常状态下的法律体系,而适用一种特别的法律体系的属性;集中的属性体现为水平方向的立法权力和司法权力集中到行政机关,垂直方向的地方国家行政机关的权力集中到中央国家行政机关;扩张的属性体现为行政紧急权力能够中止、限制或变通执行公民的某些基本权利;程序简化的属性则是应急性的行政法规或规章以及具体性的紧急行政行为特别强调程序的高效和简便。     

公平竞争审查的制度逻辑与实施进路——以2022年修订的《反垄断法》第5条的分析展开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是中国式现代化在竞争理论与制度实践上的创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具有中国特色的一项制度创新。202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仅在第5条引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并没有明确其与反垄断法、“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之间的逻辑关联,制度定位不明确;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中存在规制对象交叉模糊、行为违法性认定的依据与适用规则不清以及执法依据与责任惩戒规则不完善等问题。为此,应当在反垄断法中明确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属于公平竞争制度的法律定位;对抽象行政行为垄断中的规制对象进行法定划分,合理解释“规定”范围,有效协调两类行政垄断规制方式;确定公平竞争审查中行为违法性认定的法定标准,明确违反公平竞争审查时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调查权;通过反垄断执法与行政内部追责的法律衔接,完善公平竞争审查执法与责任追究机制。     

WTO下我国行政补贴司法审查制度的建构

入世后 ,我国行政补贴司法审查制度向WTO争端解决机制的规则和标准靠拢 ,有利于提升行政机关的执法水平、维护我国的司法权威和贸易利益以及加强个人权利保障。具体宜从以下方面加以完善 :增加诉讼类型 ,引入课予义务之诉 ;扩大受案范围 ,行政补贴规则纳入受案范围 ;扩展原告资格 ,从“法定权利”标准转变为“法律上的利益”标准 ;构建宽严适度的司法审查密度 ,一是要“合法性”审查与“合理性”审查并举 ,二是主要进行“法律审”。     

多元行政任务下的行政机关自我规制

在行政国家和福利国家背景下,行政机关担负更多更复杂的功能。行政任务、行政权力和行政控制之间,呈现出相互影响的正比例关系。在寻求行政权力控制上,宜采取"析权"的态度——分析行政权力的必要性和时空背景;既要控制行政权力的消极功能,又要发挥行政权力的积极作用。无论域外还是中国行政权力的控制历程,都表明行政机关自我规制在弥补立法控制和司法控制的功能性不足方面,具有特殊意义。中国既有的行政监督理论和制度在行政法学发展史上发生了多次中断,仍有复兴和重构的必要。     

浅析行政垄断的法律规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市场竞争也日趋成熟。但是，由于地区利益分配的天然不平等和“全能型政府”的逐利思想在经济领域的膨胀，行政垄断成为阻碍、破坏市场竞争最大的威胁之一。行政垄断在《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中的主要责任形式都是“由上级机关责令改正”，理论界与实务界对司法审查能否对行政垄断进行规制存在较大争议。     

论专利确权司法审查权与行政权的冲突及解决

我国专利确权制度因严格遵循行政、司法职权的绝对分立，产生了一系列实践难题，社会各界对此提出了质疑和批评。早期的理论认为行政行为带有主权性质而否定它有受司法审查的效力，行政行为效力的绝对性带有王权的色彩。现代行政理论正从崇尚权威转向强调服务社会职能，即行政行为必须实现它所服务的社会目的，因而行政行为的内容是可以变更的。基于效力性、专业性和对外法治建设的需要，法院在审理案件中应具有审查专利效力的权力。为了避免平行诉讼中与行政权的过度冲突，法院只能在必要的情况下有限地审查专利效力，并且这种确权权力是相对的，效力仅限于个案。作为协同的制度，现有技术抗辩应限定于等同侵权领域。同时，在审查效力的认知标准、证据适用标准等方面，专利确权和专利侵权诉讼中的效力审查的标准应趋于统一。     

行政道德制度化建设与依法行政

行政道德对于预防行政权力滥用，保证行政权力良性运行的实现，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它只是一种道德评价，属于“软规制”，单凭道德谴责而不采用法律惩罚不足以保证权力的良性运行，必须借助于法律，将行政道德制度化，使之成为具有强制力量的“硬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