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性别偏好的变迁研究（2010-2021）

本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2021）,描述分析了中国人口性别偏好随年龄、时期和世代的变化趋势。结果显示,人们的儿子偏好与年龄呈U型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民众的儿女无所谓偏好有所下降,儿子偏好基本持平,女儿偏好显著提升。结合我国近十年来生育政策的调整,女儿偏好的时期变化趋势集中体现了政策释放效应。生育政策调整对弱化民众的性别偏好,促进出生性别比向正常回归具有积极意义。不同代际的性别偏好呈现从“60后”“70后”的儿女双全偏好向“70后”末期“80后”的儿女无所谓偏好的过渡,进而发展到“95后”的儿女都不要。不过,性别偏好的代际效应并非线性变化,具有一定的波动与反复。我国民众的性别偏好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生育政策调整以及市场经济转型等重要历史事件有较大的关联。     

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特征与原因分析——对湖北省麻城、广水、安陆三市的调查

湖北省麻城、广水、安陆三市总出生性别比升高呈现出的特征:一孩出生性别比基本正常或略微高些,但二孩及以上出生性别比超高,而二孩出生性别比超高是总出生性别比升高的主要原因;政策内二孩生育存在严重男孩性别选择行为;贫困农民家庭是选择性男孩生育的主要群体;性别选择最容易在农村流出育龄人群中实现。农村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农民家庭多重生育需求、男孩偏好、生育性别选择,这些环环相扣的因果关系变量,以及胎儿性别鉴定与人工终止妊娠易获得性和现行生育政策的“挤压”效应等,是造成调查地出生性别比异常的综合因素。     

性别偏好与农村妇女生育行为的实证分析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的目的由于传统文化在农民的意识中根深蒂固，而且性别偏好在农村显然比在城市显著，故研究者的眼光多放在农村。性别偏好是中国农民生育需求的核心所在，最难触动。以往这方面的研究虽然从原因、表现、后果、解决措施等几个方面来分析，但大体是侧重在其原因以及研究性别偏好和生育性别选择所产生的影响上。本文利用对湖北部分县市的调查资料，对妇女生育行为、男孩偏好进行深入分析以期加深对性别偏好和生育行为本身的研究，加深对观念，生育行为的动机、逻辑方面影响出生性别选择的认识。     

文化因素对性别偏好的决定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中强烈的男孩偏好是导致高出生性别比的根本原因,且急剧的社会经济变革和有效的计划生育政策所导致的低生育率也起到了加剧的作用。国家生育调控导致夫妇在生育孩子数量和性别选择上的冲突,本质上是制度与文化的冲突。传统生育文化的力量是顽强和巨大的,并带有一定程度的继承性和历史滞留性,只有以一种新型生育文化去替代重男轻女、传宗接代的传统生育文化,才能逐渐弱化人们的性别偏好。     

性别偏好与性别选择性生育技术利用意愿——中国与德国、英国和美国的比较

国内以往对人们性别偏好的研究多集中于对"男孩偏好"的研究,而对性别偏好的其他类型关注很少,特别是对人们性别偏好的强度几乎没有涉及。运用国内298名大学生的问卷调查资料,结合美国、英国和德国的相关实证研究,对性别偏好的类型和强度进行中外比较研究后发现,与西方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相比,中国大学生总体上性别均衡偏好的比例更大,而无偏好的比例较小;中国大学生希望使用性别选择技术以达到生育理想性别孩子的比例相对更高。     

婚姻形式与男孩偏好:对中国农村三个县的考察

应用在招赘婚姻高度流行区、中度流行区和低度流行区的调查数据 ,本文研究了严格生育控制下婚姻形式以及个人、家庭和社会因素对男孩偏好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研究发现 ,嫁娶婚姻的生育行为有明显的男孩偏好倾向 ,而招赘婚姻的生育行为则不存在性别偏好 ;男孩偏好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 ,招赘婚姻的流行显著降低了当地的男孩偏好水平。研究结果为政府在农村降低男孩偏好水平、稳定低生育率提供了新的思路和途径     

选择性、传统还是适应:流动对农村育龄妇女男孩偏好的影响研究

我国人口的大规模流动正在改变着农村育龄妇女的生育观念,传统生育观念中的男孩偏好逐步弱化.文章梳理了流动对人们生育观念影响的相关理论,并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分析,在控制了人口流动的选择偏差的条件下,比较了从未流动的农村育龄妇女和有流动经历的农村育龄妇女在男孩偏好方面的差异,并进一步研究了“流动时是否与丈夫在一起”的经历对农村育龄妇女男孩偏好的影响.结果表明,有流动经历和没有流动经历的妇女在男孩偏好方面确实存在显著的差异,这种差异一方面是由于流动的选择性造成的,另一方面也源于流动使妇女的生育观念更为现代化,弱化了她们的男孩偏好.但是,流出地的文化传统依然通过家庭和社区影响着妇女生育的性别偏好.     

女性权益、社会地位与生育选择:相关文献评述

近年来随着发达国家及部分发展中国家生育水平的持续下降,女性社会地位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旨在从五个方面(子女数量、生育意愿、性别偏好、生育间隔和堕胎)对近几十年来国外人口学领域有关女性权益和社会地位对生育选择影响的研究进行系统的梳理和评述,以廓清女性社会地位的概念、测度方法和现有实证研究的主要发现,从而为该领域下一步的研究尤其是探讨中国背景下女性社会地位对生育行为的影响提供文献上的借鉴。通过文献服务检索系统、数据库和科学网站进行文献检索,列出文献清单,对研究设计、研究数据、女性社会地位测量、自变量、因变量以及结果进行审查编辑,排除写作质量不高、研究不规范的论文,通过逐层筛选最终确定了68篇文章。基本结论是:生育选择是个人偏好和社会结构性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女性的社会地位会同时影响女性生育意愿、生育性别偏好以及最终的生育决策。女性社会地位越高,子女数量越少,在生育决策方面越具有话语权,生育意愿越低。社会地位较高的女性一般会拥有更好的避孕意识,农村地区的女性生育意愿要显著高于城市地区的女性;女性社会地位越低,生育间隔就越长,越偏向于生育男孩,越容易发生堕胎。     

对中国生育"男孩偏好"社会动因的再思考

本文通过对部分中国育龄夫妇生育性别选择行为的文化诠释和制度分析,说明了生育“男孩偏好”的文化根源和制度基础。指出:在中国社会,男孩具有女孩所不具备的价值、特别是家庭和社会价值;同时“男孩偏好”是一种源于家庭制度和个体社会行为模式、制度化的社会价值取向。因此,人口出生性别比失常从根本上说反映了制度与文化的冲突,要扭转它需要制度创新和文化建设。     

子女孩次性别结构与女性再生育——基于孩次性别递进生育率的分析

现有子女的孩次性别结构是影响女性再生育的重要因素。使用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和时期孩次性别递进生育指标对女性生育水平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女性普遍生育但终身只生育一个孩子的比例很大,基于孩次性别结构的生育行为体现了男孩偏好;城市和镇在生育第一孩时就存在性别选择;第一个孩子是女孩的女性生育二孩的可能性较大,且二孩是男孩的比例显著大于是女孩的比例;第一个孩子是男孩的城市和镇的女性大部分不再生育,而农村女性有很大比例会生育二孩,但几乎不存在性别选择。采用某地区2019年的数据进行补充验证,同样发现:只有一个女孩的女性相比较只有一个男孩的女性生育者生第二孩的可能性要高很多,以上研究发现对当前二孩生育行为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中国生育率的地区差异及其政策选择

本文对中国妇女生育率的发展现况进行了客观的估计 ,分析了生育率及其地区差异的特点 ,从内容、可行性、合理性等不同角度对现行生育政策进行了审视 ,指出了现行生育政策条件下中国妇女生育率的发展趋势。面对社会经济和人口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诸多人口问题与挑战 ,从是否需要调整、调整幅度与如何调整三方面对生育政策调整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讨论了各种可能的生育政策调整方案 ,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对策建议。     

An Individual Relative Deprivation Index and Its Curve Considering Income Scope

China is characterized by a low fertility intention, a strong preference for sons, as well as a stringent birth control policy. In this study, we used data from a Fertility Intention and Behavior Survey of 2101 questionnaires conducted in 2013 in Shaanxi Province of northwestern China, and event history analysis methods to examine the effect of fertility intention and preference for sons on the probability of having a second child. The results not only validate the correlation of fertility intention with having a second child empirically, even in the low fertility intention and stringent birth control context of China, but also show that women with a preference for sons were less likely to have a second child. Women with son preference turn to sex-selective abortion to ensure that their first child is a son, thus reducing the likelihood of a second child and decreasing the fertility rate. Our findings also shed light on China’s potential fertility policy adjustment.     

低生育率水平下人口发展的经济后果分析

本文分析了低生育率水平下人口发展对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 ,同时指出它是一把双刃剑 ,同样也有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后果。为了既充分发挥低生育水平的积极作用 ,又逐步消除或缓解其不良后果 ,一方面要适时地调整现行生育政策 ,选择适当的总和生育率水平 ,另一方面要构建相应的政策支持体系予以支撑。     

非政策因素对我国生育率影响的量化分析

以西方生育率变动理论为依据,利用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省区截面数据,采用路径分析法对影响中国生育率的非政策因素进行量化分析。目前对生育率直接效应最大的非政策因素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妇女的受教育状况次之,避孕节育对生育率的影响已经减弱;同时还发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主要是直接或通过教育因素间接对综合生育率产生影响,而教育对综合生育率的影响除了直接或通过避孕节育间接发生作用外,还有一些影响是通过模型以外的其他要素来发生作用的。     

婚姻挤压下农村流动人口的生育性别偏好——基于相对剥夺感视角的分析

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偏高持续了三十年,婚姻挤压问题日益凸现,大规模的城乡人口流动则加剧了婚姻挤压问题及其社会影响的严重性与复杂性。受制度与非制度因素影响,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处于社会底层,易遭遇成婚困难、诱发相对剥夺感,可能对生育偏好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基于相对剥夺感视角,对2009年福建省X市外来农村流动人口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婚姻挤压对农村流动人口的生育性别偏好的观念与行为均无显著影响,但相对剥夺感对生育性别偏好行为有显著影响。本研究有助于理解婚姻挤压与相对剥夺感对农村流动人口生育性别偏好演化的特殊作用,对国家调整生育政策、提高流动人口计生服务与管理、促进性别平等有一定借鉴意义。     

Effects of public education and social security on fertility

Introducing a fertility decision and child care cost into an overlapping generations model with public education and social security, we examine the effects of these public policies on fertility. We show that an increase in income tax, which finances social security benefits and public investment in education, increases fertility. On the other hand, with a constant tax rate, a change in the allocation from social security benefits to public investment in education decreases fertility and, with a constant social security tax, the effect of education tax on fertility is neutral.      

缓解老龄化:适度放宽生育政策有效吗?

在中国人口老龄化形势进一步加剧的背景下,通过调整生育政策来提高生育率水平以减缓人口老龄化进程、降低人口老龄化水平成为公众的愿望。调整生育政策最大的可能是全面放开二胎。以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分别设定总和生育率保持目前水平1.64、从2015年、2030年和2050年起调整至更替水平四条路径,对中国未来人口老龄化趋势进行模拟。结果表明,适度放宽生育政策可以显著降低本世纪中国人口老龄化水平、减轻老年抚养负担;而且越早调整生育政策对降低人口老龄化水平及老年抚养负担的作用越显著,应在生育率失去弹性之前对生育政策进行调整。     

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变动考证和未来人口发展的策略选择

1990年以来各类人口调查和相关学者的研究结果显示,目前的低生育水平的实现有外在政策强力的作用,更有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内生化的作用;真实的生育水平既不是调查包括人口普查所显示的那样低(低于1.5),也不是有关部门和政府所想象的那样高。调查显示农村居民平均生育意愿不会高于2个孩子,这是生育率持续稳定的根本。众所周知,为了保证人口稳定持续的发展,应使妇女生育率保持更替水平或至少接近更替水平。从人口发展规律和人口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规律出发,结合当前我国居民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走低的实际,我们应该抓住生育政策调整的最佳时期,调整应该在最佳时期即未来5-10年内完成。     

Social change,population policies,and fertility decline in Colombia and Venezuela

This paper takes a comparative case-study approach to examine the social and policy correlates of fertility decline. The analysis compares fertility behavior across a mature and young cohort of women in Colombia and Venezuela, two countries that experienced rapid demographic change under dissimilar socioeconomic and population policy conditions. Based o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birth-spacing and birth-stopping behavior the analysis tests several propositions derived from the adaptation and innovation explanations of fertility decline. Results show that fertility regulation at low parities was largely absent among mature women in both countries, representing an innovative behavior among younger women. The introduction of fertility control, however, was highly dependent on women's socioeconomic position, particularly their educational and occupational characteristics. The strong family planning programs in Colombia resulted in a more rapid extension of contraceptive use, particularly female sterilization, and stopping behavior after two children relative to Venezuela. Results highlight the diversity of conditions under which fertility can declin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the importance of family planning and other policy initiatives to understanding the different pathways towards lower fertility.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回顾与展望——基于公共政策周期理论视角分析

计划生育政策作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引发中外社会各界的争议与关注。公共政策周期理论强调,公共政策经历问题认定、政策出台,再经过执行、评估、监控、调整等环节,最终归于终结。作为一项对人口、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公共政策,在生育政策实施过程中,进行政策监控及政策评估,对于探究政策效果及影响,正确决定政策去向及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试图在公共政策周期理论视角下,采用政策评估的科学逻辑及系统方法对生育政策进行综合全面的分析评估,并从当今中国实际国情出发,探究政策的调整方向,提出政策调整及改进的建议。本文认为,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目标已实现,中国的客观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计划生育政策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个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环境,统筹考虑政策调整、有序完善现行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已正当适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