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规制过程合法性之证成——以公众和专家的风险知识运用为视角

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风险规制是公众和专家运用各自所掌握的关于风险的事实和价值知识进行交涉、反思和选择的过程。公众的风险知识通过民主参与实现规制过程之合法化,专家的风险知识通过技术理性实现规制过程之合法化。在风险规制的价值目标确定方面,公众的风险知识具有优越性;而在风险规制的手段确定方面,专家的风险知识具有比较优势。就我国风险规制现状而言,由于公众的风险知识存在参与不足与过度参与的弊端,而专家的风险知识则存在理性不足与独立性不强的缺陷,因而出现了严重的合法性危机。为实现这两种风险知识的融合与统一,重塑风险规制过程的合法性,就需要通过改进参与程序与改革风险规制机构来达致。     

从规制合规迈向合作规制:以食品安全规制为例

食品安全法制体系的建立健全使得食品安全法治的重点转向法律实施,如守法和执法。其中,食品安全法律要求的不断趋严,使得食品生产经营者日益重视有助于履行法定义务要求的规制合规,并出现了服从性合规、竞争性合规、外生性合规、内生性合规、象征性合规和创造性合规等不同选择。鉴于此,规制者以合规导向的执法替代威慑导向的执法,并由此促进了合作规制的发展。然而,如何回应不同的合规选择和促进规制者和被规制者之间的合作,依旧有赖于规制者构建风险交流、责任约谈、精准普法等促进彼此交流法律认知和分享信息的支持性制度和改进许可、标准等工具适用中的单向且刚性要求。     

对公共风险的政府规制——阐释与评述

现代社会存在着诸多公共风险,也存在着诸多针对公共风险的政府规制。如何理解公共风险,这是政府规制成立的逻辑起点。与私人风险是由一方的故意或者过失而引起的不同,公共风险在本质上是一种与道德无涉且在功能上有利于减少风险和增进公共福祉的行为。但是一旦从风险变成事故,公共风险却会对社会造成极大损害。如何治理公共风险?业已成为我们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传统的侵权法由于技术上的局限,已经不胜任对公共风险的治理。政府规制在现代社会中发挥了越来越多的作用。当政府介入公共风险的治理之后,原先通过事后损害赔偿来保护个人权利的法律制度逐步让位于通过准入、标准和信息披露等构筑起来的以安全为目的的政府规制,而且这种制度的核心也不再是着眼于个案式的正义实现,而是为了减少整体风险。     

从"SK-Ⅱ事件"看政府规制经济中的事实行为

20世纪以来,由于社会需求的不断增加和政府职能的逐步扩大,传统的以权力为核心的经济规制方法逐步让位于更关注人权、民主,更注重权利(权力)与义务(责任)的衡平的现代服务性规制手段。其中一个突出现象就是政府事实行为在经济规制中的广泛运用。事实经济行为因为其自身的特点能更灵活地对市场和经济现象作出反应,但如果缺乏法律对其应有的规范,事实行为也会对市场及市场参与者的权利造成损害。从"SK-II"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对政府规制经济的事实行为进行法律规制的必要性。     

规制规制者：目标、职能与体系

本文界定了规制规制者的概念及特征,并从基本概念出发,首次提出了"规制规制者"的目标、职能与体系,尝试构建规制规制者的理论框架。规制规制者是对规制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的规制,规制规制者的目标是监督和规范规制者制定和执行规制政策的行为、促进和保证规制者行为符合社会公共利益;规制规制者的职能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职能;规制规制者体系的运行构件由规制规制者主体、客体、中介以及规制规制者环境构成。规制规制者的目标与职能必须通过规制规制者体系构件的有效运行得以实现。     

论“规制行政法”的范式革命

规制行政是特定法律授权设立专门的规制机关,针对特定领域中具有强社会公共性的私人行为的规制活动。规制行政法是有关规制行政的法,系行政法的新类型。法范式意指法学者共同体从事法学研究所共同遵循的理论和方法,主要体现在由社会问题和主流社会观念所决定的法的价值目标、规范的内容和实现方式三个方面。规制行政法的范式革命主要体现在:价值目标是从私益保护到公益保护;规范内容是从防止行政权滥用到激励和约束行政权合理运用;实现方式是从以事后对抗式的司法救济为主到以事前协商合作式的预防治理为主。     

论公共物品价格规制

公共物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决定其不存在私人物品市场中的供求市场并通过供求平衡形成的价格．即没有一个有效的价格体系来控制公共物品的消费。政府是公共物品市场上的价格确定者。但我国采取的“成本加成”定价法，实践中存在诸多弊端。本文认为，制定科学合理的价格标准：树立合理的价格规制理念：完善公共物品价格的事前、事后监督体系是完善公共物品定价法是必然要求。     

司法裁判中的隐性知识论纲

作为现代认识论的重要课题的隐性知识论的价值不仅在于揭示了隐性知识的存在,更在于论证了知识的本质是隐性的。司法隐性知识问题在当代英美法系司法实践中得以显现并在相关法学著述中多有表述。在我国大陆,司法隐性知识也广泛存在于案件裁判的事实建构与法律发现诸环节中,并在司法判案中有它特定的位置。司法前见、一般推理、事实解释、图式加工、事实剪裁、经验参与、结果导向、观念辐射等都是对司法隐性知识的艰难表述。连接隐性知识与既定法律规范依赖于法律修辞,裁判凭藉判决修辞而获得形式正当性并为公众更好地接受。现代诉讼程序规则是激励与规制司法隐性知识运用的制度环境,司法隐性知识的研究对当前我国大陆法治文化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公共规制的有效实现——以市场主体行为作为中心的分析

公共规制必须通过市场主体行为的改变来发挥作用,因此公共规制能否取得预期效果取决于市场主体的行为选择。市场主体可能采取的直接违法、制度规避、制度套利、共谋行为以及集体抗争等行为,都会导致公共规制的有效性难以充分实现。市场主体的行为类型与市场主体的贴现率、市场主体对制度信息的可得性和可理解性、市场主体对公共规制的信任程度以及市场主体的自主性相关。以市场主体的可接受性为导向提升公共规制的有效性,应通过提升公共规制的稳定性品格、保证制度的制定和解释能为市场主体所理解、提高公共规制的经济绩效和公平相容性、重视激励型规制等方面措施来实现。     

共享经济的法律规制问题——以互联网专车为例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依托互联网平台的共享经济得到长足发展。以互联网专车为代表的共享经济冲击着传统出租车行业,引发诸多规制难题。对于"互联网+"这一新兴业态,规制者不应简单地将之视为传统行业的互联网化,并依据全有全无的规制策略,以类比方式施加传统规则。为鼓励市场创新,规制者应践行《行政许可法》所规定的回应型规制策略,探讨规制的深层理据和价值,减少行政干预。     

论市场规制权

现行法对于政府治理经济的职权定位仍然停留在传统的权力框架中,或者以类似"宏观调控"的表述加以笼统概括而缺乏明晰的界定、类型化的区分与配套的制度约束。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政府的经济职权应重构为宏观调控权、市场规制权和公共投资管理权。其中,市场规制权以其内蕴的调整方法的直接性、调整内容的法定性和调整领域的特定性而自成一体。深入把握规制权的合法性问题并合理构建规制权的法律,不仅事关政府公共职能的适当发挥,同时更益于切实维护市场机制与私权。     

论公共规制中的路径选择

在现代工业社会,如何规制公共风险是立法者面临的难题。梳理两大法系国家的公共规制法律发展史发现,行政规制和司法控制是两种典型的规制路径。对于如何选择最佳路径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理论上经历了替代性分析和互补性分析两个阶段。其中,替代性分析支持单一的规制路径,而互补性分析则主张两种路径的合作。进入21世纪后,新规制理论学派提出了公共规制的"第三条道路"理论,主张合作规制不仅是行政规制和司法控制两种路径的联合使用,还包括更为丰富的内容,倡导灵活的、综合性的规制模式,它实质上是合作规制模式的深化。中国公共规制法律顺应世界公共规制潮流,选择了合作规制模式。然而,依据新规制理论,中国的合作规制尚有待深化和转型。     

论知识经济社会微观公共权力的法律规制

本文分析了知识经济社会中微观公共权力的法律规制问题。即如何认识知识生产中的微观公共权力性质和法律责任;法理学如何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立场出发,把握知识生产、科学发展与微观公共权力之间在人类实践基础上存在的制度同一性关系;法治如何切入这种制度性关系,创造适应知识经济社会的新的法律规则;从组织结构、正当程序和规则设置等各个“细小环节”上促使教育科研中的微观公共权力合理、合法运行。     

中国“规制规制者”体系的构成现状

本论文首次将“规制规制者”体系的运行构件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对中国“规制规制者”体系的主体、客体、内容与方法,以及制度环境的具体构成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分析厘清中国规制规制者体系的现状,有助于健全和完善规制规制者体系,提高规制效率。     

诚实信用原则到诉讼规则——对民事诉讼虚假陈述规制的探析

当事人向法庭真实陈述事实的本来面貌,使案件事实回归尚未发生诉讼之前的状态,这既符合国人对法律的一种朴素情感的需求,也有利于法官归纳案件争议焦点,促进法官及时啼理案件并作出公正裁判;否则不仅拖延诉讼程序,妨碍司法公正,甚至可能导致法院的误判和司法秩序的混乱。目前我国民事诉讼司法实践中虚假陈述大量存在,对当事人虚假陈述进行规制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各国虚假陈述规制制度虽有不同,但均是建立在法律明文规定的基础上。有鉴于此,在我国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已法定化但还尚未规则化、虚假陈述惩罚性制度尚未建立的情况下,应当以诚实信用原则为指引,适用并完善现有规则对虚假陈述进行规制。     

罕见病法律制度的困境与出路

域外罕见病药物法律以市场激励、软化技术规范的途径促进个体医疗平等权的实现,但是罕见病高成本与高社会价值的极端矛盾状态决定上述方式既无益于公平与效率的实现,更无法担当起价值整合的作用。我国罕见病立法应立足于公共健康而不应仅限于个体权利保障。以规制理性整合效率与公平,分析域外相关制度规制失灵的原因,在理论反思和制度参照的基础上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罕见病法律规制体系。     

论"民营化"风险之行政法律规制

公共物品民营化政策存在潜在的公共风险,这种风险可以是私人部门或政府组织引发.本文简要的分析了"民营化"之利弊,并着重阐述了对"民营化"风险进行行政法律规制以明确政府权责.     

个人信息保护中告知同意的开放结构及其公法实现

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对告知同意的批评源于民法格式条款的路径依赖，将告知同意等同于实践中作为其表现形式之一的隐私政策，继而将隐私政策作为格式合同存在的弊病扩展为告知同意固有且不可避免的问题。事实上，个人信息保护中的告知同意呈现开放结构，包含复次的告知同意阶段，呈现多元的主体交互关系，强调行为授权的程序价值，为公法介入告知同意提供了基础。个人信息保护中告知同意的多元合作规制体系，按照政府规制、元规制和自我规制各自规制优势确立公法介入的形式和程度，在矫正信息主体与信息处理者之间的权力差距以确保意志自由的同时，促进信息流通与信息安全等信息处理社会价值的实现。     

网络型公用企业竞争的法律规制

规制法治化是网络型公用企业竞争的必要前提,以事业法和反垄断法规制为其主要内容。事业法规制包括市场准入与退出规制、价格规制、互联互通与接入费规制、禁止交叉补贴与普遍服务规制、不对称规制等,其价值取向为涵盖在位生产者、潜在竞争者、交易者和消费者的福利在内的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之间的均衡;反垄断法规制包括滥用网络优势行为规制、合并与拆分规制、联合限制竞争规制、行政垄断规制等,其价值取向为“有限竞争自由→适度竞争自由→充分竞争自由”的发展。就法律位阶体系而言,反垄断法应为“基本法律”,而事业法为“非基本法律”,反垄断法应优于事业法。     

民营化、规制改革与新行政法的兴起——从公交民营化的受挫切入

我国当下公交民营化改革普遍受挫的背后隐藏着异常复杂的政府规制课题。作为公私部门合作治理的有益尝试,特许经营是我国公交民营化改革的基本路径。面对公交领域特许经营的诸多困境,地方政府应当尽快实现由"冲锋陷阵"的执行者向"身居幕后"的保障者的角色变迁,在坚守法治精神和契约规则的基础上切实担负起后民营化阶段的规制责任,努力促进公共福祉的提升。在公私合作的崭新背景下,通过对具体行政领域规制过程的观察和政策面的关怀,以回应真实世界为己任的新行政法已然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