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发展研究的理论基础

理论的形成过程一般基于实践和需求的推动,而理论的发展与成熟又从更高层面促进实践的深入。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引发人类对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空前重视,围绕低碳领域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已成为相关学科研究的焦点,而对低碳发展理论基础的研究与讨论几乎处于空白。本文通过分析资源、环境、技术创新等领域的相关理论或者方法与低碳发展的关系,认为可持续发展理论体现了低碳发展的理念和导向,碳代谢与循环理论反映了碳循环的自然规律,脱钩理论揭示了碳排放与经济、人口的关系与规律,3E系统理论与模型提供了低碳政策分析的工具,技术创新理论可引领低碳发展的技术突破,"隧道效应"理论则指明了低碳发展的路径选择。这六大理论分别从发展理念、自然规律、发展阶段、政策工具、技术模式、实现路径等角度阐述了低碳发展的内涵,共同构成了低碳发展研究的理论基础。相关理论相互联系并融入低碳研究,必将促进绿色经济发展和低碳社会构建。     

日本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体系综述

发展低碳经济已经成为许多国家和区域发展的重要策略。本文总结了日本发展低碳经济的背景、目标和基本理念,综述了其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框架和主要内容,具体包括低碳能源、财政、技术、交通、绿色消费、信息公开、国际合作、宣传教育等政策措施,指出日本低碳经济政策体系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并提出我国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低碳经济的概念辨识及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低碳经济是气候变化背景下人类的必然选择。虽然低碳经济理念备受推崇,但对于低碳经济的概念和评估方法尚缺乏深入研究。研究探讨了低碳经济的概念和核心要素,指出低碳经济是一种经济形态,其发展过程具有阶段性特征,低碳经济应该包含四个核心要素,即发展阶段、资源禀赋、技术水平、消费模式,其中生产过程的低碳化、能源结构的低碳化和消费模式的低碳化都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在此基础上,依据一定方法和原则,构建了以低碳产出、低碳消费、低碳资源、低碳政策和低碳环境为维度的多层次评价指标体系和相应的评价方法,以期为定量评估低碳经济发展潜力提供参考依据。目前对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进行评价还存在诸多问题,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已经达到低碳水平,因此在推动我国低碳转型和发展过程中,今后更重要的是切实落实应对气候变化和节能减排工作,以环境优化经济发展。     

低碳经济的理论基础及其经济学价值

低碳经济是世界关注焦点,低碳经济逐步成为发展模式主导.然而,理论界对低碳经济研究主要集中在意义和途径,没有对低碳经济理论进行探讨.没有完善低碳经济理论会导致对实际指导失误.构建低碳经济理论体系,夯实理论基础是发展低碳经济的关键.本文首先从经济史中探寻低碳经济理论根基,“世界主义经济学”认为经济学是以造福人类为使命的科学和个人福利是完全依存于全人类福利的,这些经济学思想中全世界思维可以作为低碳经济思想源头.通过与生态经济、循环经济、绿色经济、气候经济学和资源环境经济学等相关学科比较,借鉴和吸取其理论.最后,对低碳经济理论对经济学影响价值进行探讨,这些价值主要表现在提供经济发展新模式理论基石,引导消费方式转变,化解国际经济合作困境,完善国际经济学体系,拓宽了环境问题解决途径,丰富了相关经济学研究内容等方面.本文研究从理论上肯定了低碳经济有经济学理论来源,有经济学理论价值,不仅仅是经济发展新模式.     

中国低碳经济发展战略思考:以京津冀经济圈为例

为了应对气候变化,保证能源安全,许多国家开始发展以新能源的开发和使用为代表的低碳经济。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大背景下,积极采取节能减排措施,新能源产业也迅速发展。京津冀经济圈作为我国重要的经济增长极,在低碳经济发展方面积累了一定的优势。以京津冀经济圈为例,提出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战略思考。从低碳经济的定位、发展模式和核心竞争力三个方面,相应提出具体战略建议: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发展阶段,低碳经济发展的内容应该有所不同;对于我国来说,低碳经济的关键是低碳产业发展,能够通过提供低碳产品、服务创造价值;除了积极开拓国际市场,政府应该注重国内市场需求的开辟;根据地方的优势不同,可有意识地打造不同特点的低碳企业集聚;针对某一产业,可以就所处不同的产业链环节进行分工;京津冀都市圈,依托已经建立的各种合作协议,可以就低碳经济发展形成低碳城市联盟;要从技术、人才、品牌和碳市场等方面逐渐培养低碳核心竞争力。     

上海低碳经济发展技术路径的框架分析

低碳经济是当前人们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一种新的发展理念与发展模式。本文阐述了低碳经济的内涵和上海发展低碳经济面临的挑战,分析了上海发展低碳经济的传统路径及其效果。上海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在传统的节能减排工作上处于全国先进行列,但与发达国家的一些国际大都市相比,节能减排还有差距,在低碳经济发展方面也需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突破。鉴于此,面对全球低碳经济发展的新潮流,以及上海举办世博会的良好机遇,如何实现上海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在发展低碳经济过程中作出上海的贡献,这是人们关切和思考的课题。本文对上海未来发展低碳经济的技术路径提供了框架性分析的认识和思考,一是着眼于服务全球和全国发展低碳产业和碳交易市场,二是服务于上海城市经济,实现我国政府所承诺的低碳排放的经济发展。     

锦标机制理论下企业低碳经济发展激励机制研究

按照企业发展与环境相容的原则,低碳经济是应对全球变暖的最佳经济模式,低碳经济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基本特征,以应对碳基能源对于气候变暖影响为基本要求,以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基本目的.鉴于当前文献关于企业发展低碳经济的激励机制研究还略显不足,文章借鉴激励理论中的委托代理理论,根据Malcomson模型的研究方法,构建了包括1阶段合约和2阶段合约的企业发展低碳经济的激励机制框架,设立基于相对业绩的"锦标机制"模型并对模型进行系统分析,推导出政府在制定企业发展低碳经济激励政策时的注意事项,即中央政府要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支持地方发展低碳经济;地方政府要设立专门的低碳经济发展激励基金,并纳入财政预算管理;地方政府在激励企业发展低碳经济时,要有层次、有针对的对企业给予政策支持或财政补贴,形成阶梯式的支持结构,使有限财政资金得到合理配置;地方政府应该以区域内企业实施低碳经济活动的努力水平为评判标准对企业进行激励.     

绿色经济视野下的低碳经济发展新论

在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下,低碳经济应该是经济发展的碳排放量和生态环境代价及社会经济成本最低的经济,是一种能够改善地球生态系统自我调节能力的生态可持续性很强的经济。低碳经济发展理论的形象概括与现实形态就是一种绿色经济发展理论。发展低碳经济是推动我国科学发展的迫切要求和战略任务,其关键所在是进行能源经济的生态革命。发展低碳经济,实现低碳发展,是发展绿色经济的系统工程。我们应该立足于中国国情,把加快低碳经济建设同建设生态文明,加强生态经济与可持续经济建设、发展循环经济和绿色经济紧密结合起来,积极推进低碳经济的健康发展。为此,应提高认识,制定规划;加强绿色能源技术创新,形成低碳与无碳经济技术体系;加强绿色制度创新,形成低碳与无碳发展的体制机制。发展低碳经济必须以政府为主导,公民广泛参与,全体国民都走低碳发展之路。     

中国区域低碳发展的情景分析——以江苏省为例

本文以江苏省为例,旨在对我国地方层面的低碳经济发展(目标年为2020年)进行探讨,并通过设定基准情景(BAU),低碳经济政策情景(LES),以及进一步推进低碳发展的国际合作与技术转移情景(ICS)三种政策情景对江苏省未来中长期能源需求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进行分析,提出我国地方层面实现2020年二氧化碳减排目标所需要的发展路径与对策.研究表明,在地方和区域层面上实现2020年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在2005年的基础上降低40%-45%的目标是有可能的,通过采取发展低碳经济的相关措施,到2020年,江苏省的能源需求将比基准情景减少28%,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将在2007年的基础上削减50%,而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和国际间的技术转移,将有可能将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在2007年的基础上削减52%左右.     

中西部地区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困境与出路

低碳经济包含三个核心要素,即发展目标、减排和成本。发展低碳经济就是要在这三者之间达成一种平衡,也就是在保证发展目标的前提下,实现低排放和低成本。如果单纯为了经济快速转型和兑现减排承诺,而制定和实施强制减排政策,必然引发各种经济冲突和社会矛盾,从而使低碳经济发展陷入困境。从根本上讲,应该把低碳经济纳入国家整体发展规划进行考量,而不仅仅是作为工业减排的附属品。     

Policy on wetland impact mitigation

Important policy issues concerning the mitigation of impacts from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affecting wetlands are under examination by the U.S. Congressional 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 the Environment and Public Works Committee of the U.S. Senate, and the National Wetlands Technical Council. The issues divide into two main parts: (1) how the current strategy to simplify federal regulation of wetlands is limiting the success of mitigation; and (2) how to change the present strategy for mitigation under the U.S. Clean Water Act, if at all. Requirements for site-specific analysis of impacts and their mitigation requirements are being replaced by simple, uniform national guidelines on impact mitigation; these guidelines are designed to streamline the regulatory process in which the proposed activities typically generate only minor impacts. This trend ignores how the intrinsic values of the affected wetland modify the actual severity of impact. A change in regulatory strategy may be necessary so that the efforts at impact mitigation are scaled to wetland values as well as the magnitude of adverse effects normally expected with particular activities.     

西部大开发政策效应评价

经过15年的西部大开发,西部各个省份的综合发展水平怎样?西部大开发是否显著缩小西部与东部地区在综合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的差异?哪些政策起到了关键作用?是本文将要探讨的问题。研究方法主要是通过模型与数据的实证研究方法对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效应进行评价。内容包括:一是通过构建包含了社会、经济、科教与文化、对外开放和资源与环境五大类25个分项指标的综合发展水平评价体系,使用从1997到2013年31个省市的指标数据,并计算出综合评价值来考察西部大开发政策对西部地区各个省份整体发展的影响。从评价值排名上来看发现只有重庆、陕西、四川和内蒙古综合发展水平排名提升明显,而新疆、宁夏和青海发展差距还在拉大,其他省份排名变化不大。从分类指标来看,西部地区整体上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与生态提升较为明显,说明中央对于公共服务的转移支付和"退耕还林还草"等保护环境与生态的政策起到了一定的成效。二是选取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中央转移支付和税收优惠这三个主要政策作为计量模型的政策变量,分别考察西部大开发整体和分项政策对于综合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率的影响。通过系统GMM方法估计整体西部大开发整体政策效应,以2000年前后对比,政策实施对GDP增长率的提升并不显著,综合发展水平也没有收敛。而以2008年为时间节点,综合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速度都得到了显著提升。通过DID估计分项政策,结果表明基础设施投入和转移支付能够有效提升综合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速度,税收优惠提升相对较弱。本文建议:在交通基础设施投入方面继续对西部地区予以倾斜,特别是建设西部地区通往东中部地区的交通大通道;培育和完善西部地区的市场经济体系,政府较少干预企业投资决策;加强对于西部落后地区、偏远地区的公共产品投入,加强扶贫工作。     

企业积极环境行为的层次及其政策设计

企业积极的环境行为是我国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重要着力点,使企业成为积极的环境行为主体是环境政策的重要目标.由于企业在环境治理中存在达到企业最优污染控制水平、社会最优污染控制水平及污染完全控制三个目标层次的选择,企业在不同的污染控制目标层次上,其行为是有差异的.本文针对企业不同的污染控制目标层次,提出企业积极环境行为存在循环经济、利益调配、非此即彼三个行为层次的选择.每一个行为层次和相关的目标层次相对应.不同层次的环境行为,其行为动力和政策要求是有差别的.本文指出,从循环经济层次到利益调配层次、再到非此即彼层次,企业积极环境行为的动力是逐步递减的,并针对这一特征分别设计了相关的环境经济政策,以促进企业积极的环境行为.     

完善我国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收费政策的思考和建议

医疗废物处置收费政策是医疗废物处置产业化发展的重要前提和保障。当前,医疗废物处置收费政策执行难,欠费、漏费等问题非常突出,医疗废物集中收集十分困难。在对我国医疗废物处置收费政策进行全面分析和评估的基础上,对当前收费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以加快完善医疗废物处置收费政策为目标,从完善政策体系、加强监管执法、提高标准合理性、综合确定费用承担方、制定鼓励性的经济政策、提高宣传和缴费意识等方面,提出医疗废物处置收费政策改革完善的若干建议。     

适应气候变化的分析框架及政策涵义

适应气候变化与发展议题密切相关,这也使得适应成为一个过于宽泛的命题,影响了对适应内涵的理解。首先,本文基于国内外对适应问题的探讨,提出了适应气候变化的基本分析框架,即基于不同发展阶段的适应需求,区分增量型适应和发展型适应,并通过工程性适应、技术性适应和制度性适应三种适应手段增强适应能力。增量型适应是指在系统现有基础上考虑新增风险所需的增量投入,这种适应所针对的是发展需求基本得到满足,仅仅需要应对新增的气候风险所需的适应活动;发展型适应是指由于发展水平滞后,使得系统应对常规风险的能力和投入不足,需要协同考虑发展需求及新增的气候风险。其次,分析了适应的四个基本步骤,即:①评估气候风险及脆弱性;②甄别各种可能的适应对策;③选择可行的适应措施;④推荐"成功"的适应行动。还介绍了相应的社会经济分析方法,如脆弱性评估、社会经济影响评估、适应的成本效益分析等。最后,基于中国适应气候变化的基本需求及优先领域,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如开发农业适应技术、加强流域综合治理、开展健康风险监测、实施灾害保险计划等。     

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研究

循环经济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世界也是我国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我国现行的财政政策对促进循环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①保护和治理生态环境的财政投入相对于需求严重不足；②环保投资使用效率低下；③现行税收措施对环境保护的作用力度有限；④现行排污收费制度存在问题；⑤缺乏环境保护税种；⑥现行自然资源税存在性质定位不合适、征收范围过窄、计税依据不合理、单位税额过低等问题。为此，从财政支出政策和财政收入政策两方面提出了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     

中国西部环境政策回顾及建议

西部生态环境脆弱而屏障作用显著.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对过去西部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管理政策进行回顾和总结,辨析其实施成效与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对今后西部国土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我国西部生态环境政策进行梳理和分析,发现:①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政策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特征,改革开放以前(1949-1977年)主要是开发带动治理,改革开放-西部大开发之前(1978-1999年)逐渐由开发转变为以保护为主,西部大开发十年期间(2000-2010年)开始全面实施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②在空间上,通过自然保护区设置、生态移民、财政转移支付和差别化的生态环境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态、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③在各项政策和工程实施下,西部生态环境退化趋势得到明显缓解,同时,农牧民的生活条件和经济收入得到较大提高,在生态环境治理、全社会参与、环保投资等方面探索出诸多成功经验;④生态环境政策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生态环境建设多以各个部门主导,缺乏统一规划和政策协调,有些政策缺乏充足的科学依据,生态补偿政策缺乏总体还需进一步完善,环境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反馈环节还较薄弱等.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最后提出建议.     

贸易政策的环境影响评价导则研究

近年来,迅猛发展的对外贸易在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强劲动力的同时,也对中国的环境和资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贸易政策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对国内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而作为贸易政策环评的规范和指导文件,贸易政策环评导则的开发势在必行。本文从贸易政策环评工作的实践出发,结合我国现有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借鉴国际贸易政策环评中同步评价、全面覆盖、突出重点、逐级递进、及时调整等先进理念,在总结国内贸易政策环境影响评价研究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遵循贸易政策对环境产生影响的基本逻辑,系统地从评价原则、评价对象、评价指标、评价内容、工作程序等方面,对如何制定中国的贸易政策环评导则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指出应符合可持续性、可操作性等原则,遵循从贸易政策到环境影响的链式逻辑,涵盖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综合运用经济影响和环境影响评价的相关模型,与贸易政策的谈判和制订同步展开评价。     

走向更为积极的气候变化政策与管理

我国目前应对气候变化的策略表现为：将气候变化政策视为可持续发展政策的一部分；在参与全球气候变化的国际协议方面有着鲜明立场；重视气候变化方面的科学研究；把气候变化问题作为环境外交的重要部分；努力吸引公众参与等方面。但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仍缺乏应有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前瞳性。我国的气候变化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缺乏明确的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科学研究对政策制定的支持能力不足，公众参与薄弱．企业减缓气候变化的动力不足。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以“走向更为积极的气候变化政策与管理”为核心的改进治理结构的政策建议。     

The Dynamics of Justification in Policy Reform: Insights from Water Policy Debates in Ireland

Policy reform can be complex and fraught with contending arguments. Although much research has been conducted into the politics of coalition formation, less attention has been devoted to legitimating logics in policy reform. Drawing on the work of Boltanski and Thévenot, this exploratory study addresses this deficit by examining the influence of justifications deployed in policy debates. The paper analyses the role of shifting reasoning in contentious debates concerning attempts to reform water policy, including the introduction of domestic water charges in Ireland. Employing data from parliamentary deliberations, the paper traces the changing forms of justification used by those favouring and opposing the reforms. This examination suggests the importance of aligning an argument’s content with the shifting context into which it is introduced. The paper highlights the benefits of an investigative approach concerning policy justification for understanding policy reform dynamics at the intersection of politics and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