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去行政化”的误区与新管理模式探析

高校"去行政化"的意义、目标已无须赘述。目前需要关注的重点是去行政化后学校的管理状态,但很少有人提出具体措施。换言之,如何结合国情进行高校"去行政化"改革,改革中产生的问题如何解决是我们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毕竟我国高校所处的社会环境与国外大学有太多的差异,这些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势必在高校"去行政化"改革中造成极大的阻碍,甚至产生新的对立。     

我国高校去行政化研究与改革实践述评

近年来,我国教育理论界掀起了关于高校去行政化的学术讨论。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高校的内部管理体制大部制改革以及北京师范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的学部制改革对我国高校的去行政化改革实践作了探索。目前,我国高校去行政化改革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未来我国高校去行政化改革尚需深化。无论是二级学术机构的学部制改革还是职能机构的大部制改革,其主要目的都是通过组织结构的调整,扭转资源与权力的不合理配置现象,实现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去行政化。     

审判权运行机制去行政化路径探索

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是我国新一轮司法改革的重点。当前审判权运行机制行政化主要表现在案件审批制度行政化、法官地位行政化、上下级法院关系行政化等方面。审判权运行机制行政化降低了审判效率、影响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不利于构建健康的审级监督关系,造成"作出裁判的人不审理案件,审理案件的人无权裁判"。审判权运行机制去行政化要着力于转变思想观念,提高"去行政化"认识;完善审判权运行机制;以司法公开为手段,监督审判权独立公正运行;完善配套措施,约束和保障法官独立司法这四个方面推进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     

高校“去行政化”利弊分析及其思考

高校行政化被看作是阻碍我国高校发展的“罪魁祸首”受到人们的强烈指责,“去行政化”已成为新时期高等教育改革的主旋律。但是,如果理智地思考我国的现实就不难发现,高校行政化并非一无是处,有它存在的现实基础和独特价值。现阶段,极端化地对高校“去行政化”,不但不利于高校发展,反而会给高校发展造成更大困难。事实上,在我国现阶段,高校完全地“去行政化”也很难实现。因此,在高校“去行政化”的强烈呼声中,冷静地、现实地思考我国现阶段高校“去行政化”怎样“去”、“去”什么,比较符合实际。在我国,高校“去行政化”至少要具备两个前提条件,一是社会治理法制化,二是高校具有独立生存的环境和能力。     

高校行政管理去行政化路径探讨

近年来高校行政管理中去行政化概念一直是行政工作的热点话题。综观我国高校行政工作的现状,去行政化能对我国的高等教育起到积极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了教育改革进一步提高高等教育教学质量的宗旨。但是,在去行政化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改革的障碍点,合理规避、化解改革的风险,让去行政化在悄无声息中达到软着陆。     

论我国司法改革的去地方化与去行政化

本轮司法改革基于司法权是中央事权的设定,推行以去地方化为目标的省级统管,但是在目标与举措之间存在错位,省级统管可能会强化省级层面的地方化和司法系统内部的行政化。司法权的中央事权定位有待商榷,司法权天生具有地方性,司法的地方化分为正常的地方化与被行政化异化的地方化,司法改革应去除的是被异化的地方化,正常的地方化应予保留。司法的地方化与行政化之间相互影响,司法改革既要去地方化,也要去行政化,但是在程度上应有所区别,去行政化要彻底,去地方化要适度。全面建立与行政区划相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可以实现彻底的去行政化与适度的去地方化。     

论法官程序思维的培养——从法官思维行政化问题切入

司法权长期采取类行政方式运行,导致法官“上命下从”的行政化思维方式与行动逻辑,成为司法去行政化改革的隐性障碍。法律、程序与职业伦理等形塑法官裁判思维的诸要素在科层型司法结构中处于失灵状态,是为法官行政化思维方式的温床。法官思维方式的行政化表现为依赖集体决策与请示汇报,偏好法定证据,把司法解释当作行政命令加以执行等。司法去行政化改革通过内设机构改革与法官员额制,着力打造扁平化、同等型司法,为法官思维方式去行政化创造了客观环境。欲帮助法官实现思维方式的去行政化,一个有效的途径是培养法官的程序思维。     

关于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的思考

高校去行政化改革是教育行政改革的关键。高校应不应该去行政化,如何去行政化,学界虽然做出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但学者们的观点见仁见智,如以此用来指导当前教育行政改革实践,尚未形成系统认识,还不够成熟,需要进一步的论证和冷静、系统、深入的思考。     

从美国大学治理的历史演进看我国大学的“去行政化”改革

我国大学“去行政化”改革日益成为学术界和媒体关注的热点问题.大学行政化问题是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现象,西方大学发展过程中也经历过同样的问题.美国大学治理结构先后经历了殖民地时期的董事会主导到南北战争后的校长主导,最终在20世纪60年代形成以董事会、校长、教授为核心的共同治理结构.我国大学“去行政化”改革必须先确保大学内部的学术权力,明确各类组织之间的关系,确立组织运作的规范,确保这些学术组织能够有效地运作,从而使大学的学术事务是按照大学教育自身的规律和教育专业性为基础,而不是来自外部的压力或者行政命令来确定.     

我国大学去行政化与取消大学行政级别探析

在大学去行政化的讨论中,关于是否取消大学行政级别有相对立的观点,取消大学行政级别是高校去行政化的难点而不是重点,当前情况下不宜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大学去行政化应从外部转变政府职能和内部建设大学章程两方面入手。     

事业单位去行政化改革的文化分析

去行政化改革是事业单位改革的关键,不仅需要进行政事分开的制度安排,更需要推动组织文化变革,引领事业单位走出习惯窠臼,突破行政束缚,确立行业自信,重塑组织精神。事业单位去行政化改革面临着固有的级别档次文化、依附崇权文化、卑微工具文化、媚俗拜金文化等诸多文化障碍的消除荡涤。用文化视角分析和诊断事业单位改革症结,以柔性的文化方法协同刚性的管理体制突破,对于推动事业单位去行政化改革将大有裨益。     

我国高校非行政化改革的实施构架

我国高校非行政化改革,既不是一味地增加高校的自主权,也不是去行政化,而是有其科学的内涵和目标体系。据此提出的高校非行政化改革战略实施的7S构架,清晰地描绘了改革的主要切入点。从制度经济学和系统论的视角,在制度改革的形式及主体、改革顺序、改革速度、改革路径与突破口等方面,探讨了高校非行政化改革的实施方式。     

我国高校管理“去行政化”困境及对策分析

文章对我国高校管理"行政化"的内涵和"去行政化"的必要性进行了分析,从传统观念的影响、路径依赖等三方面论述了我国高校管理"去行政化"的困境,并提出相应对策来促进高校管理的"去行政化"改革。     

高校去行政化学术权力构建本体论探析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第十三章明确提出,"随着国家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推进,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指出,"推动公办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和去行政化,创造条件,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当前,高校去行政化已是既定的国家改革和发展战略,是推进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事业持续进步的突破口和着力点。     

执行专业法官会议制度的应然路径——以Q法院为样本的分析

执行专业法官会议制度是落实司法责任制、优化执行资源配置以及完善执行权力运行机制的一项有益探索,也是执行权力“去行政化”改革的有效载体。通过样本分析发现,目前执行专业法官会议制度本身带有浓厚的“行政化”色彩,表现为运行上的“制度行政化”和司法人员的“心态行政化”。针对执行权力运行改革,发挥执行专业法官会议的预期作用,不仅应从规则设定和制度设计上进行形式改革,更要注重从权力架构重塑和职业伦理提升上进行实质改革,唯有如此才能达到司法“去行政化”的总体目标。     

新时代新医改公共治理的范式转型——从政府与市场的二元对立到政府-市场-社会的互动协同

中国新医改走出初期阶段,进入到一个需求侧改革走向去碎片化、供给侧改革走向去行政化的新时代。在新医改的初级阶段,为政府与市场二元对立、零和博弈的旧理论范式所影响,医疗需求侧和供给侧的改革在再行政化和去行政化之间摇摆,医疗公共治理体系依然呈现高度行政化的格局。行政力量如何发挥引领作用,助长市场、激活社会,从而让市场机制和社群机制在行政机制的扶助支撑下于医疗公共治理体系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是新时代新医改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政府、市场与社会的互动协同,行政、市场和社群机制的互补嵌入,将成为新时代新医改公共治理体系的新范式。     

对教育去行政化的理性思考

表面上，教育行政化主要表现为学校的行政级别问题；实质上，教育行政化是指行政权力对教育的过度干预，表现为教育目标、教育理念和教育管理模式的行政化。行政化是中国教育现代化的主要障碍，去行政化是中国教育发展的主要趋势，但受体制、观念的影响，中国教育去行政化还任重道远。，     

“社区去行政化”改革实践的制度困境——对G市B区的个案研究

针对各地推行社区去行政化改革难以持续的问题，以G市B区为个案对“社区去行政化”改革实践的制度困境进行考察和分析后发现：新型社区“政务名称”与“政务级别”之间的非一致性使社区遭遇“公章效力”困境，反映的是机构与权力规则的不吻合；“属地管理”机制与“去行政化”举措之间的非一致性使社区及其工作人员遭遇“权责错位”困境，反映的是不同制度功能的不吻合；“事业编制”与“行政编制”之间的非一致性使改革后的社区干部遭遇“身份下降”困境，反映的是编制待遇及流动规则的不吻合；“经费包干”与“费随事转”之间的非一致性使社区遭遇“捉襟见肘”困境，反映的是市区两级关于社区工作经费规则的不吻合；“撤销建制”与“加强党建”之间的非一致性使改革所在地遭遇“街道地位”困境，反映的是地方与中央政策对于街道定位的不吻合，并最终引致改革的终结。由此，得出进一步的结论是：“社区去行政化”改革实践过程遭遇的，是不断改革环境中现有制度体系的欠吻合或非一体化的困境，即改革的制度与整体制度之间的非一体化困境。     

关于高校去行政化问题的思考与对策

高校行政化是现行教育管理体制各方面问题的集中体现。它是历史的产物,已经影响到大学的办学管理、人才培养、科研活动、师生关系、环境建设等方方面面,演变为体制顽疾,成为大学改革与发展的绊脚石。高校行政化的具体表现形式为高等院校行政级别化、机构设置上级对口化、高校管理行政科层化、学术管理教师边缘化。导致高校行政化的根本原因是官本位的历史文化环境、办学资源的行政控制权和办学决策的行政操办。高校去行政化改革不是简单地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而应全局考虑、整体设计、逐步推进、双管齐下。核心问题是理清政府与大学的关系,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和资源调配权,完善大学法人治理结构。     

大学去行政化是梦？非梦？

大学行政化恣意蔓延实在是危害大学生命。目前，我国关于大学去行政化形成了一个共识：大学需要行政但不能行政化；进行了两个方面的探索：学者的理论探索，政府与大学的实践探索；要明确三个关系：政府、大学与学者的关系；存在四个困惑：没有行政级别的大学恐怕会陷入暂时性混乱，去行政化是国际大学管理面临的难题，大学内部改革是体制改革最艰难的过程，大学内部官学一体化是去行政化的难点；要实现五个突破：让大学依法自主办学，让大学回归学术本位，让大学实施官学分离，让大学实现行政服务，让大学拥有改革实验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