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的影响与“五四”小说的变革

心理学对于"五四"小说的变革有着重要的影响。"五四"小说借助于心理学的影响,实现了中国小说艺术模式的转变。这一转变的核心问题,是小说把艺术表现的重点由人的外部生活世界转向人的内部精神世界。这形成了小说艺术特质从古典到现代的重大变化。实现这一转变的原因当然主要是文化环境的变革和西方现代文学思潮的影响,但心理学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首先,心理学为"五四"作家提供了新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加深了"五四"小说对人的认识和表现的深度,促成了以情感抒发和心理显示为主要追求的"心理小说"写法的大量出现。其次,心理学帮助作家去深入探讨人的深层心灵活动,使他们可以借助心理学知识,直接进入人物的心理世界,对人的心理世界进行科学的观察与探求,从而能够塑造出具有现代人精神深度的人物形象,丰富了"五四"小说作为"人的文学"的内涵。再次,心理学促进了作家对小说性质和特点的理解,推动他们对小说的叙事视角、叙事结构、叙述技巧和描写手法等艺术方法进行积极的探索与尝试,最终形成了小说艺术模式的全面变革。第四,心理学帮助作家深化了对西方现代文学思潮的理解,为"五四"小说借鉴外来新潮小说艺术从而实现中国小说艺术模式的变革提供了重要条件。     

“五四”文化传统与女性写作

“五四”人文和启蒙的光辉烛照着中国女性的心灵。近一个世纪的中国女性写作历程便是女性作为“人”的内涵的不断丰富以及与之相对应的艺术提升。同时,由于“五四”新文化结构内部“性别”的匮乏,又使女性话语的边缘挑战变得艰难而复杂,但它永远不会终结。     

晚清与“五四”小说变革之比较——兼评王德威的晚清小说观

晚清小说变革与"五四"小说变革是性质不同的两次变革,这导致晚清小说与"五四"小说存在着形态上的差别。晚清小说变革持续的时间、规模都超过"五四",但是却没有真正实现中国小说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变,主要原因在于晚清小说变革是非自觉的文学变革,变革主要发生在文学的外部,其价值指向是政治的、商业的。相比而言,"五四"小说变革是自觉的文学变革,是发生于文学内部的变革,其价值指向是文学的。晚清小说变革并非必然走向"五四"小说,它的变革路径与"五四"有很大不同,即基本保留古典小说模式,只是在内容上和形式上容纳一些新的思想、艺术因素。"五四"小说变革因历史背景、文化语境的特殊作用,找到了一条新的路径,这就是精神与艺术的一体化即"心理化"。通过这一路径,"五四"小说最终实现了中国小说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变。     

求为“有学问的实行家”——“五四”时期邓中夏的文化选择及其历史意义

邓中夏留在现代中国历史上的,主要是作为职业革命家而非专门学者的角色,但他的学术研究,对于指导和总结中国工人运动,却算得上居功至伟."五四"时期,邓中夏对"实行"一面的选择,及其求为"有学问的实行家"的自我塑造,确然体现了历史转折时期的知识界求新、求变乃至自我改造的时代风气.进而言之,"五四"之后邓中夏等激进人物对于"实行"一极的凸显与实践,实是转型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自我与时代关系的一种自觉选择.     

二十世纪乡土文学的风范“五四”乡土小说评析

乡恋情结——文学创作的丰厚源泉,怀乡——最重要的文学母题,五四乡土小说——新文学乡土小说的原型,以其独特的视角和表现方式,着力地方风光的描绘,风尚习俗的展示,民情人事的刻划,再现大时代、大社会的流动和发展,脚踏实地地为新文学的发展作出了特殊的贡献,成为二十世纪文学的一种风范。     

在永恒的过程中——论“五四”新文学变革的文化模式

文学的变革,不是“断裂”,而是对此前传统文学再阐释.这种再阐释即对原文化形态的策略性误读.为了变革当前的文学,而从传统中寻找符合需要的资源,对其进行“再阐释”的现象,本文称之为“汲古求新”的文学变革模式.这种模式常表现为两种方式:一是“隔代遗传”,即越过离当前变革最近的一段历史,上溯到更早的历史传统中的资源和根据,以反抗和否定当前要变革的现实;一是“同情弱者”,即寻求传统中处于弱势和边缘地位的资源,以抗拒和否定当前正统的文学势力.“五四”新文学的变革往往遵循着这样的模式.“汲古求新”的变革模式隐含着面对中西文化传统时“五四”新文学家们显在姿态与潜在心态的歧异与对冲、矛盾与统一、相反与相成的复杂情况.具有普遍性的这种文化模式,也表明任何革命都不是彻底的断裂,而是永远处在“藕断丝连”的过程之中.     

诗人视野中的“五四”语言变革——以郑敏、余光中为例

＂五四＂白话文运动一直被描述为一场有利于全社会的语言变革运动,而实际上,社会不同领域对语言有不同要求,＂五四＂白话文运动真正的目标是要为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转型打造一个利器,胡适以文学名义发起的变革恰恰忽略了文学自身对语言的要求。因此,＂五四＂以后就不断有诗人对胡适的白话文理论提出批评,进入20世纪后半期,郑敏、余光中等对这个问题做了更深入、系统的思考;在中国新文学史上诗人对＂五四＂语言变革的批评构成了一个独特的角度,由此出发可以更深入地认识这场变革的特点和意义。     

20世纪中国女性作家乡土小说的文化意义和叙事价值

20世纪中国女性作家的乡土小说不仅参与了中国乡土文学的整个发生、发展的建设过程,而且以其独特的乡土想象、别具一格的叙事风格和言说方式展现了不同历史时期乡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特质,提供了拓展乡土文学创作空间和叙事空间的新的可能性,显示了独特的文化意义和叙事价值。     

性别角色的颠倒与道德越界——维多利亚惊悚小说中女性人物的男性化倾向

惊悚小说流行于英国19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其中出现了许多与传统小说迥异的女性人物形象,在她们身上体现了明显的男性化特征。从性别理论上看,它是一种性别角色颠倒现象;从道德伦理上看,它是一种越界行为。这些女性人物的意义在于她们颠覆了维多利亚社会"家中天使"的形象,因而也向传统的男权社会观念、制度提出挑战。她们强悍的性格、大胆的行为、追求独立和争取法律平等的努力,表达了一种现代精神,从而使她们成为现代女性的先驱。     

论道德金律之文化内涵——道德金律在基督教文化传统中的意义

道德金律这一说法源于欧洲,我们要了解其文化内涵,就要深入孕育它的基督教文化传统中。文章试图通过对道德金律在基督教文化中的地位、性质以及含义的分析,以揭示其历史合理性与局限性,从而为开启道德金律的当代意义做一个铺垫。     

伦理绝境中的女性选择——谈近期三部中国电影

在中国近期出现的几部电影之中,出现了一种用极端伦理情境中的选择来挑战日常普适伦理的现象,导演试图通过一种不能自圆其说的道德逻辑来阐明关于"人性"、"生命"和"爱"的观念.却流露出偷换生命概念、漠视生命尊严的严重问题.     

人性与道德的双重困境——20世纪90年代女性小说中的女性/母亲形象叙事

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写作抛弃了传统文化和道德的叙事视角,从人性和人的价值高度把一度为传统文化所遗弃和否定的女性/母亲形象推出历史地表。在池莉等人笔下,女性/母亲们为了母爱而在传统的重压与生活的苦难中挣扎,她们的形象不再是完美的,甚或是粗俗和丑陋的。女性写作就是为了叙述或呈现形成粗俗而丑陋的女性/母亲形象的历史和文化成因,以及被种种历史和文化所遮蔽或无视的女性为生存而挣扎的历史,并由此而呈现出女性/母亲形象的现实担当及其生命价值。     

论藏族作家小说创作中的文化选择及其审美形态差异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藏族作家的小说在审美方式上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传统的与国家意识形态紧密结合的现实主义小说继续存在的同时,具有藏民族神秘文化色彩的所谓"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大量出现。通过比较这两类小说在主题表现、结构状态、人物塑造、语汇系统及其意义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可以揭示藏族作家在民族文化建设中的主体选择倾向,以及藏族民间文化资源进入小说后产生的独特审美价值。     

在解构中沉潜:上海沦陷区小说的“五四”底色——兼议抗战时期文学民族化

一般认为,上海沦陷时期日伪的严酷统治武力切断了新文学传统;狭窄言路下上海文学的异常繁荣被认为是畸形的、偶然的;异族统治下文学民族化的追求也被视为不可能.然而,异族高压、民族情绪、市民文化等多种话语力量的交错博弈形成了沦陷时期上海的异质文学空间,推动了理论与创作上极有文学史价值的“五四”重审.上海沦陷区小说一方面对“五四”经典主题、情节、人物进行着反讽叙事;另一方面也在题材选择和文学接受的调整中,继承发展了“五四”的精神实质.这一解构与沉潜并进的过程,促进了“五四”先锋质素的落地生根,展示了民族文学发展的另类经验.     

《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莎菲形象——以“五四”小说中的性爱主题为参照

莎菲女士对凌吉士的感情是欲望性的,它显示了"五四"新文化的性爱解放性质。但是"五四"的人性观、爱情观也包含了"灵"的成分,它不可避免地要对欲望进行限制。对欲望的解放与压抑的倾向在"五四"两性关系小说中扭结在一起,而《莎菲女士的日记》中莎菲的爱情心理与观念就突出展示了这两种线索的矛盾性,这篇作品因此也可以看作是对"五四"时期"灵肉一致"的人性观、爱情观的一种拷问与质疑。     

明清世情小说中女性在两种文化下的审美意蕴和生存价值

女性的生存价值是历代思想家和学家探讨的重要命题之一,也是明清世情小说的重要描写对象,这个小说流派中的女性形象与历代不同,它具有独特的个性,是叛逆性、依附性、矛盾性的化身。通过剖析世情小说年轻女性形象来解读现实社会中的女性生存价值,找到女性生存的最佳方式,这既是对小说的读解,也是对当时社会的读解。     

现代女性文学发生的理论前导——重读“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论

“五四”时期妇女文论是女性文学发生的理论前导 ,对女性文学有多方面的思想指导。“五四”妇女文论的突出特征是鲜明的妇女问题意识 ,明智地把妇女问题视为社会问题 ,男女两性共同的问题 ;妇女是文化的尺度 ,妇女问题说到底还是文化问题。这些认识开启了女性的心智 ,提高了妇女的觉悟 ,使一些知识女性在反封建主义的道路上选择了写作的生存方式。并以文学为中介传播启蒙主义和一切进步文化思想 ,以其所创造的新女性艺术形象具体阐释了妇女学理论 ,并且在妇女学理论与女性文学之间又形成了一种互动关系。     

寻找鲁迅研究与新世纪的契合点——“鲁迅与五四新文化精神”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广东省文联、广东鲁迅研究学会、茂名市鲁迅研究学会联合主办的“鲁迅与五四新文化精神”学术研讨会,于１９９９年６月１８、１９日在茂名市召开。广东省委宣传部、省文联、茂名市委及茂名市文联的有关领导同志参加了开幕式并到会祝贺。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联主席刘斯奋在书面讲话中指出,五四运动树立了一座推动中国历史进步的丰碑,孕育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伟大精神。五四运动所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在同封建主义展开斗…     

行走在男性和女性边缘——女博士“第三性”现象文化解读

女博士是社会的一个精英群体。除了性别差异外,她们同男博士别无二致。可事实是,女博士不但无法同男博士一样享受自我实现的喜悦,还背负上了一个沉重的称谓——第三性,即不被男性认可也不被女性接受的“另类”群体。这样,除了来自家庭、职业、学术等方面有形的性别束缚之外,在通往她们事业成功之路上,叉多了一道“身份认同”这个社会蓄意树在她们面前的无形屏障。文章试从文化的角度对此现象进行解读,以唤醒大众自觉意识,改变女博士的尴尬际遇。     

从启蒙到革命：来自道德理想的引渡——“五四”时期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激进思想的逻辑构成

本文对“五四”时期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激进思想的来龙去脉做了系统梳理,通过对道德理想在革命路径中举足轻重位置的分析,得出结论:启蒙并不一定要走向革命,同时,这也不能成为我们否定理想和革命的口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