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变局、国家兴衰与发展之路——三次千年变局叠加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每当先进的发展制度开始取代落后的发展制度时，整个世界格局就会进入重大的转换阶段。在中国五千年的发展历史中，有两次重大的历史变局完全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轨迹并深远地影响了当前中国的发展模式。新时代下的中国作为前两次历史变局影响的客体，曾经既是先进发展制度取代落后发展制度的受益者，也经历过作为落后发展制度主体而被先进发展制度冲击的过程。目前世界正处于第三次先进发展制度与落后发展制度交替的历史变局阶段，作为第三次重大历史变局的主体，在三次千年历史变局叠加的背景下，能否有效地认识、适应并改造利用前两次历史变局的经验与教训，构建系统性、科学性、可行性、领先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将决定中国在本次历史变局中能否顺利成为先进发展制度的主体从而实现民族复兴。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马克思主义阐释

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重大理论命题。深化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学习和理解，须对其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的阐释，围绕存在论、认识论与方法论等展开。一是在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中分析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代图景与发展演嬗；二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厘清关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认识发展的阶段；三是在科学的世界观指导下掌握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正确方法。惟其如此，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审度和正确把握自身所处的外界环境提供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与实践遵循。     

从思想启蒙到产业革命的三次循环与中国发展

50 0年的社会发展存在着如下的周期循环 :思想启蒙→政治革命→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业革命 ,至今已经历了三次循环 ,每次循环都把社会推向新的阶段 ,都发生思想中心、科学中心、技术中心、世界强国的转移。中国在前两次循环中落后了 ,在第三次循环后期开始加快现代化步伐 ,追赶世界先进国家     

自主创新与中国第三期现代化发展

从中国与世界互动和交往的角度来认识和分析,可以把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概括为三个历史阶段.中国第三期现代化发展阶段也可称为辐射世界现代化阶段,其基本实质就是中国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真正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重新成为世界先进文明大国;其基本内容就是中国具有辐射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竞争力.中国要实现第三期现代化发展目标,尤其是要完成第二期现代化发展阶段向第三期现代化发展阶段转变,就必须要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生产力移植与跨越式发展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应该抓住经济全球化、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的历史机遇,通过生产力移植,即主动移植发达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过剩的资本、先进的制度安排和管理经验以及优秀的科技人才等诸多影响生产力发展的要素,突破生产力由“落后—一般—先进”逐级递进的传统发展路径,努力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     

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及其主题转换

自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大体以50 年为期分为三个阶段,相应地,科学社会主义主题也经过了由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如何取代资本主义,再到社会主义如何在与资本主义共存、交流和冲突、对抗中发展自身的三次重大转换。对科学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及其主题转换的历史考察,有利于深入理解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当代价值和开拓科学社会主义的新的现实。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现实逻辑、实施路径与时代价值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基于应对逆全球化趋势、新冠肺炎疫情、经济发展转型的现实逻辑；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需要明确"双循环"一个要义，打通供需两个端口，耦合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三个链条，循环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四大要素，练好新理念、新科技、新经济、新基建、新机制五大内功；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条件下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将为破解中国经济发展新困境提供新思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持续发展指明新方向，为世界新一轮经济复苏注入新动力。     

时代大变局下中国共产党世界观之范式跃迁——基于党的二十大报告的解读

作为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便自觉肩负起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在百年探索和实践中，形成了顺应时代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观，并经历了从走向与立足世界、了解与融入世界、影响与改变世界、创序与引领世界的历史演进。在合规律和合目的的双重逻辑规导下，中国共产党的世界观以其实践合理性、历史合理性、文化价值合理性实现了中国革命道路、中国建设道路的范式超越和以民族复兴为主线的时代转换。在新全球化时代的时空变迁中，中国共产党将用先进的现代性参与新世界的建构，展现百年大党的自信与担当。     

资本积累、模仿与创新 --从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发展看落后国家如何赶超

现代经济增长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增长动力主要来自资本的积累;第二阶段的增长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先进技术的模仿;当进入先进发达国家行列以后,第三阶段的增长将主要依靠自主创新.由于自主创新需要大量的研究与开发投入,成本比前两个阶段大得多,同时风险也大得多,因此,相对落后的、处于第一、第二发展阶段的国家是有可能赶上甚至超过处于第三阶段的先进国家的.美国和日本的发展经历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绘画风格史中的两次变局与画境转换——兼谈美术教育中的文化结构培育体系之构建

魏晋隋唐与两宋绘画风格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向、元代文人画兴起对两宋写实主义的反拔是中国绘画风格史上的两次重大变局。本文把以两次风格之变与当时的文化思想之变联系考察，以画境转换为考察的切入点，对当代美术教育中切实加强文化结构培养体系构建给与关切，其中理学对两宋和元代绘画之影响的观点是创新之处。     

国际能源转型与中国能源革命

一般认为，近现代能源史上经历了两次能源转型，即煤炭取代柴薪、石油取代煤炭成为主导能源的能源变革。当前，以可再生能源为代表的第三次国际能源转型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国奋力赶超，已成为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引领者。通过厘清能源转型的概念，归纳前两次国际能源转型的规律，总结出国际能源转型的成功经验，为当前中国的能源革命战略提供指导;同时，以动机动力、资源禀赋、技术条件、经济可行、政治意愿五要素作为分析框架，建议中国需要根据特殊国情，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能源转型道路。     

是“西方东渐”还是“东方西渐”的反弹

本文根据历史资料和《光明之城》的记载，阐述了中国宋代商业繁荣、工业兴旺、城市开放以及个性张扬的历史事实，提出了中国宋代资本主义萌芽而后又遭摧残的观点，阐明中国宋代先进文化思想对西方落后文化思想产生影响的历史必然性而近代又反弹的辨证历史观，说明先进的文化思想必然会影响或取代落后的文化思想，驳斥了“西方东渐”的片面之词。     

试论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可能性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曾经有过两次合作。每次合作,都对中国革命的历史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能否随着历史的进程“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呢?这是学术界所关注的问题。 国共两党两次合作、两次分裂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要双方竭诚努力,国共两党仍有实现合作的可能性。本文拟通过前两次国共合作的回顾及两次合作的历史经验总结,谈谈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可能性。     

把握“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要完整、准确地理解和实践“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必须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出发 ,正确对待现存的落后生产方式 ;必须从世界生产力发展的历史中把握先进生产力 ,跟踪世界生产力发展的新潮流 ;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必须正确处理生产力各要素之间的关系 ,促进生产力的协调发展。     

20世纪世界历史整体概观

１９、２０世纪之交，世界成为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垄断资本的统治，激化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矛盾，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在反垄断资本的斗争中走向联合。在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世界链条的薄弱环节（俄国、中国等）被突破，开始了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伟大变革。第三次科技革命扩大了世界交往，加强了各国的相互依赖，工业化从少数国家向世界扩展，加快了各国从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７０年代中期以来，新科技革命开始兴起，各国经济都被卷入世界市场，参与国际竞争。世界社会主义事业虽然遭受严重挫折，但国际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存在，反垄断资本的斗争必将发展，直到取得在全世界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胜利     

国家治理中的第三次分配:美国镜鉴与中国道路

第三次分配在中国推动共同富裕迈入新阶段的当下扮演着重要角色。基于国家社会关系视角,将第三次分配划分为强政府大社会、弱政府大社会、强政府小社会、弱政府小社会4种实践模式。美国第三次分配建构起了弱政府大社会实践模式,以社会主导、政府监管、政治中立为主要特征。工具理性是美国第三次分配的成功经验,形成了文化、组织、制度及技术“四位一体”的逻辑理路。隐藏在工具理性外衣下的阶级理性是美国第三次分配的失败教训,在阶级理性思维影响下,社会“私”的方面被放大,形成了以捐赠者为中心的家长制作风。中国第三次分配是先富带动后富、助推共同富裕的实现方式,它深嵌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第三次分配不能照搬美国模式,需要在充分吸收工具理性和摒弃阶级理性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塑造强政府大社会模式,将中国文化要素融入制度体系,增强第三次分配主体规范性,加大第三次分配激励力度,完善第三次分配监管体系,持续并高度关注贫困人群。     

变局中开新局：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与中国制造业的未来

中国受益于承接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快速发展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但尚未完成工业化，第五次国际产业转移则已悄然发生了。与前四次低端产业从工业化国家向欠工业化国家单向、梯次转移不同，未完成工业化的中国却成了第五轮国际产业转移主要转出地，且出现了低端产业向东南亚国家转出、高端产业向欧美发达国家回流的“双转移线路”，形成了对中国制造业发展的隐忧与冲击。通过分析历次国际产业转移与全球制造业格局变迁的关系，揭示了第五次国际产业转移出现的新特征和对中国制造业未来发展带来的新挑战，并立足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发展背景，结合国际发展环境与中国自身发展实际，提出了系统的应对策略。     

晚清变局中的驻藏大臣

西藏是清王朝西南边疆重地,清朝历代皇帝都高度重视驻藏大臣的选派。到了晚清时期,驻藏大臣及其藏区事务遇到了严峻的挑战,主要原因是晚清经历了太多的变局,驻藏大臣已难以恢复往日管理西藏的锐气。晚清后期,西藏地区遭受英帝国主义的两次入侵,西藏也滋生出一股股分裂的潜流,而驻藏大臣由于缺乏清中央政府的强有力支持和自身的心智短拙,无力应对帝国主义的讹诈和抑制分裂主义势力的膨胀,以至酿成驱逐清兵、拉萨满汉商民和驻藏大臣的悲剧。晚清变局中驻藏大臣的遭遇及驻藏大臣制度的终结,显示出中国近代西藏的命运与祖国命运的紧密联系,同时也昭示了改革驻藏大臣制度的迫切性和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跨越”理论形成中的三个转变及其方法论意义

马克思“跨越”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对于理解和把握“世界历史”进程中落后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具有极其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跨越”理论的形成蕴含着“三个转变”，即：研究视角从国家民族层面到经济社会层面的转变，对俄国革命的预期从外生到内生的转变，以及作为前两个转变的结果，对俄国农村公社的评价从消极到积极的转变。这一内在逻辑转变过程对于探寻和理解“中国道路”有三点方法论启示：一是要注重对社会经济状况的认识和研究，二是要注重对历史环境和具体条件的分析与把握，三是要用“世界历史”眼光看待和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亦论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三个方面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下简称《终结》一文中，第一次科学地提出了哲学的基本问题，他指出：“全部哲学，特另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①恩格斯接着指出了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基本方面。近年来，我国哲学界提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其内容应包括三个基本方面，但对第三个基本方面的理解，又各不相同。②笔者赞同哲学基本问题应包括三个基本方面的观点，并认为，第三个基本方面应是：思维能否改造现实世界即世界能否能动发展的问题。本文试就这一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