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更路簿》非物质文化遗产集体记忆的失忆与重构

南海《更路簿》是国家级非遗,承载着千百年来中国海南渔民耕海作业的集体记忆与"祖宗海"的家国情怀,探讨《更路簿》的保护、传承和活化等问题意义重大。通过对海南琼海、文昌等地20名老渔民的实地调研,采用NVivo 8软件对访谈及文献资料进行分析,探讨《更路簿》集体记忆的动态变化及其重构机制。研究表明:(1)记忆主体的更迭和客体信息的功能演变弱化了《更路簿》记忆的生境,渔民对时间性、季节性感知的失律,滞塞了记忆的代际流动。(2)《更路簿》集体记忆重构体现在多元主体的诉求赋予《更路簿》新的价值和意义,文本传承的仪式感与神圣空间的制度化激活了集体记忆的生命力,媒体语境对信息的重组和群体身份的同化构成记忆重构的重要路径。(3)渔民对南海的地方认同和情感依恋凝缩为记忆重构的特质内核,地理空间的地方化建构起个体记忆—集体记忆双向沟通的渠道,记忆的外生性升华为家—国尺度的转化。(4)南海作为渔民流动轨迹覆盖的场域,其活动空间的盈缩与《更路簿》记忆相关依赖,相互影响,渔民的空间实践与身份认同构成人—海间纽带联结的重要因素。     

民间祠神视角下的地方认同形成和结构——以宁波广德湖区为例

以国内外地方认同及其相关研究理论为依据, 通过宁波广德湖田区历史空间结构演变 中地方祠神为象征的地方认同分析, 探讨地方认同的形成和结构, 进而提出一个地方认同的 结构框架, 包括空间、象征和集体记忆三个要素, 它们互相依存, 共同组成地方认同整体。 其中, 空间是地方认同的指向和发生容器, 集体记忆是地方认同得以区别于他者的唯一性和 特征, 而象征标志则使得记忆凝缩、人群凝聚、记忆凭依, 并使地方概念得以升华和延续。     

文化景观对建构地方集体记忆的影响——以徽州呈坎古村为例

以对黄山市徽州区呈坎古村居民和游客的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式访谈为基础,综合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和ArcGIS空间分析等方法,分析了文化景观在地方集体记忆建构中的作用。结果显示,无论居民或游客,都对呈坎古村的宗族文化和风水文化形成了集体记忆,而罗东舒祠和水口园林等文化景观则在建构地方集体记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与景观接触的方式不同,居民比游客更重视景观的真实性,相对排斥重建和新建的景观,也较少受到导游词的影响;而游客则对景观的真实性不敏感,文化景观和导游解说都可能影响游客的地方记忆。因此,为更好引导对古村落的集体记忆的建构,不仅要重视保护传统文化景观,更要在景观重建或新建过程中尊重居民的建议,争取在居民的传统意识和游客的旅游想象中实现平衡。     

本土产业发展视角下的乡村地方性重构——基于阳美玉器产业的文化经济地理分析

以广东揭阳的玉器生产专业村阳美村为例,从文化经济地理学视角解读本土产业发展中地方性的嵌入与重构。研究发现：本土产业在地方性多方要素的驱动与支撑下产生,在多重尺度政治经济过程作用与地方主体的响应下发展。地方性是本土产业产生并建立对外功能联系的初始条件,也是主体响应结构变动所做战略选择和地方营销的依托。在地方性嵌入产业发展的同时,生产、生活和宗教等地方活动被强化了与玉器生产相关的功能和意义,民居、街巷、宗祠等空间形制因传统功能被挤压而出现重塑。地方活动与景观的变化并未弱化地方意义,村民的地方依赖和依恋因本土产业提供了更好的发展机会与荣誉感而增强。     

工业用地转型下地理想象与地方意义构建 ——广州广钢新城案例

在城市化进程中工业用地转型背景下,选择广钢新城为案例进行实证分析,从地理想象的视角,探讨周边村民、旧广钢职工以及新进入者等主体对广钢新城地方意义和文化内涵进行解构和重构的过程,并进一步解析地方建构与身份认同的联系。研究发现：1）由于主观性和空间实践体验的差异,不同社会群体对于广钢的地方意义有着截然不同的想象;2）周边村民、广钢旧厂职工集体记忆的嬗变,反映了空间形态、社会结构变化与在地群体的想象构建以及身份认同的耦合关系;3）新进入者的地方身份认同建立在排除在地群体的地方文化想象之上,二者对于广钢新城的地方意义和身份认同是断裂的,2个社会群体对于地方意义的感知与认同在未来还需要进一步的交流与融合;4）在社会话语构建的文化冲击以及权力和资本的支配下,外界群体逐渐产生对广钢新城地方文化意义的多元想象。广钢片区的大规模空间重塑以及由此衍生的地方意义重构说明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对地方建构具有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地方感的塑造与乡村治理：潮汕宗祠案例

采用网络资料收集、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法,对潮汕宗祠的地方意义、情感互动和内生效用展开分析,探讨了潮汕宗祠对地方感的塑造作用及其与乡村治理的内在关联。研究发现,潮汕宗祠作为同姓宗亲地域联系和情感连结的物质空间载体,通过其蕴含的地方文化、宣传展演和节庆活动等构建乡村地域的情感依恋与价值认同,进而形成地方依恋和地方认同。此外,潮汕宗祠通过建筑的形式扎根于地方,并作为乡村地域的异质性空间重构着乡村的地方性,并赋予乡村空间更多的文化内涵,以塑造乡村主体的共同价值和情感认同。诚然,潮汕宗祠的地方意义是通过多主体的共同缔造来实现的,以历史文化、个体记忆和物质资本等塑造自身的地方、民族的地方和跨界的地方。研究基于地方感和乡村治理的视角,强调物质文化载体的社会建构作用,探索乡村文化空间与乡村治理的互动,在实证层面回应了文化治理的积极意义。就现实意义而言,文章通过对潮汕宗祠地方性和根植性的讨论,旨在为乡村文化空间的营造、文化自信的建立和乡村治理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旅游开发影响下民族社区文化记忆的代际传承——以西安回民街历史文化街区为例

在旅游开发背景下,目的地社区文化记忆的代际延续与传承对居民的地方认同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借助文化记忆媒介的理论框架,依托23位本地居民的深度访谈,探究旅游影响下代际间记忆传承的时空媒介信息与延续性要素。研究发现：① 在旅游开发影响下,虽然新一代与老一代居民在文化记忆空间的认知与表述上存在差异性,但记忆媒介在旅游发展中的保留与存在,依然对构建居民地方认同的连续性发挥着积极作用。② 记忆媒介力量的发挥需要人-地-叙事的互动与共在。清真寺、家、以及背街小巷中的老餐馆等空间作为代际之地,既是父辈与子辈共享共同回忆的交往空间,也是居民在不断发展的旅游情境中寻找连接当下与过去的重要情感媒介。③ 由记忆媒介建构的记忆的延续性可以强化认同在时间上持续性与空间上的一致性,并对社区群体建立文化的凝聚力与自信力具有触发性。     

日常消费空间的地方性建构及消费者感知——以成都顺兴老茶馆为例北大核心CSSCI

在全球化与地方化的相互作用下,城市内部的地方性消费空间日益复兴,以最具地方性代表的成都顺兴老茶馆为对象,援引地方及地方性的有关理论,采用质性的研究方法,从经营者和消费者两个角度探讨茶馆的地方性建构以及消费者的感知。研究发现,在全球化的语境下,茶馆的地方性建构具有地方性与全球性杂糅的特征;而作为空间使用者的消费者,主要是从实体空间、地方文化以及功能价值三个方面来对茶馆进行感知和体验,且消费者对茶馆进行的消费过程中呈现出空间消费的特征;最终,茶馆在全球化-地方性的影响下,也在经营者与消费者的经营与消费实践中被形塑为现代化的文化消费空间,促使传统的日常消费空间向现代化和全球化转型。     

日常消费空间的地方性建构及消费者感知——以成都顺兴老茶馆为例

在全球化与地方化的相互作用下,城市内部的地方性消费空间日益复兴,以最具地方性代表的成都顺兴老茶馆为对象,援引地方及地方性的有关理论,采用质性的研究方法,从经营者和消费者两个角度探讨茶馆的地方性建构以及消费者的感知。研究发现,在全球化的语境下,茶馆的地方性建构具有地方性与全球性杂糅的特征;而作为空间使用者的消费者,主要是从实体空间、地方文化以及功能价值三个方面来对茶馆进行感知和体验,且消费者对茶馆进行的消费过程中呈现出空间消费的特征;最终,茶馆在全球化-地方性的影响下,也在经营者与消费者的经营与消费实践中被形塑为现代化的文化消费空间,促使传统的日常消费空间向现代化和全球化转型。     

流动中的地方记忆：南海渔民的流动性与集体记忆建构

渔民是天然流栖性群体,不仅需要关注其流动性时空规律,更要关注其流动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文化意涵。文章从流动性与集体记忆视角出发,选取海南省东部典型渔村为案例地,通过访谈深入理解渔民在流动中的地方记忆建构,主要从流动、停泊、定居的3种不同状态归纳渔民流动中的时空盈缩、物质条件和流动路径节点,从时间、地方和权力三要素探讨渔民集体记忆的形成。研究发现：1）渔民跨界流动具有动态盈缩的特点,经历了从民间自觉到官方规范,从渔业生产到商渔复合,从局地到广域再到局地的动态过程。2）渔民的流动状态和过程赋予海洋以地方特性。人船组合拓展渔民自主流动的能力,“陆—海—岛”流栖空间中的地物和景观凸显集体记忆的物质依赖性。3）随着生产生活方式变迁,代际更迭削弱了原有的人海关联,流动资源的分配不均导致集体记忆结构性消退,渔业村镇的全球—地方的跨区域色彩逐渐被剥离,回归到同质化的域内流空间。     

旅游“网红村”居民的怀旧、集体记忆与地方认同的特征及互动关系——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恼包村为例

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旅游“网红村”——恼包村为例,通过实验法和问卷调查法,探讨了旅游网红村居民的怀旧、集体记忆与地方认同3种情感的特征。运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了在旅游效应作用下,3种情感之间内在的互动机理。研究显示,在非本地旅游景观融入地方旅游社区的情境下,居民依然非常认同当前的景观与建筑,并对旅游发展保持积极态度;怀旧、集体记忆如果失去了物质载体,会在文化载体上集中表现;旅游景观的嬗变没有隔断居民对从前村落的集体记忆,但旅游景观优化带来的旅游效应削弱了居民的怀旧情感;居民的怀旧与集体记忆呈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居民的集体记忆显著影响地方认同,旅游发展效应对集体记忆与地方认同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旅游发展背景下侨乡地方意义的叠写与地方认同——以泉州市晋江梧林侨乡为例

运用质性研究方法,以泉州市晋江梧林侨乡为例,从地方意义叠写中的实体维度、社会关系、地方价值观3个层面考察侨乡地方意义叠写的建构特征,揭示了旅游发展背景下侨乡地方意义的叠写过程以及由此带来的包括海外华侨在内不同主体的地方认同问题。研究发现：1）人地错位下的意义叠写主要通过想象和旅游系统等传导机制完成,使侨乡呈现出海外华侨“形式上不在场”,但“内容上处处在场”的特征,并且推动梧林向传统与现代杂糅的地方格局转变。2）地方意义的叠写具有关系属性,多元互动是其形成过程中的显著特征。地方意义本质上是人地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当人地关系不再由传统的地缘关系或亲缘关系决定时,人与地方这一对弱纽带关系也并不能够通过地方意义加以巩固,表现为“侨—眷—乡”关系的异化。3）在地方价值观上,侨乡地方意义经历了从家尺度到国家与民族尺度的意义叠写,凸显了旅游背景下权力对地方意义的选择性表征,动态展演了不同主体的空间价值观取向之争和国家主流文化价值观对地方的引领。4）旅游发展背景下侨乡地方意义叠写引发了海外华侨兼具工具性和选择性的“购物车”式认同以及本地居民的差异化认同,不同主体的认同结构充满张力、分异乃至冲突。     

灾难地居民集体记忆、地方认同、地方保护意愿关系研究——以汶川地震北川老县城为例

从记忆地理和地方感角度,探讨2008年汶川地震重灾区北川老县城的人地关系。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灾后居民集体记忆的维度,探讨了灾后集体记忆、地方认同、地方保护意愿的特征。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揭示了灾后集体记忆（灾难记忆、创伤情感、抗灾记忆、观念启示、怀旧记忆）、地方认同、地方保护之间的关系。研究显示,灾后积极的抗灾记忆、观念启示、怀旧记忆对于提升地方认同具有显著影响,而地方认同对于提升地方保护意愿具有显著影响。结果对于了解居民灾难心理、地方感、灾后行为有一定帮助,对于灾后遗址保护有一定借鉴意义。     

Protection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Heritage of Place Names in Chengdu,China

Place names that contain rich regional cultural connotations are “living fossils” of history and culture, and they are of great tourist value. Taking the main urban area of Chengdu Cit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connotations of place names, as well as their tourist values. This value is believed to mainly include stimulating tourists' interest in traveling, presenting local tourism features, enhancing the travel experience of the visitors and serving the tourism economy. The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roblems of place name cultural heritage and puts forward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strategies for Chengdu's place name culture. Such strategies could include establishing a tourism place name system of Chengdu scenic spot names, using place names in the resto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ncient scenery, combining place names with food tourism resources and high-quality tourism commodities, developing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related to Chengdu place names, strengthening the theoretical discussion on Chengdu place name culture and conducting dissemination activities for Chengdu place name culture.     

空间意义的叠写与地方认同——中国最后一个原始部落翁丁案例

近年来,空间意义的叠写与地方认同成为乡村旅游空间实践和乡村振兴中人们关注的焦点,这一新问题的出现对乡村空间实践中多元主体如何进行理性协商提出了新的诉求。以中国最后一个原始部落翁丁村“石头的遭遇”“权力的草坪”“搬迁新寨子”为分析对象,对旅游背景下翁丁空间意义的叠写与地方认同进行了剖析。认为：① 在增长全球化和全球本土化双向塑造的地理空间实践中,翁丁正经历着从“地方性空间”向“流动性空间”的转向,以旅游为媒介的流动性力量以及不同主体的空间诉求,正在重塑着翁丁社会文化和关系的空间生产。② 翁丁原生公共空间塑造的秩序具有集体意识,但目前空间意义的叠写带来了地方的差异化认同,地方正在从“自然式认同”转向“分裂式认同”,作为民族团结和认同结构优化的切入点,需要逐步过渡到以主体间性和民族间性为特征的“理解式认同”。③ 空间意义的叠写和地方认同的分裂容易引发多元主体间的价值取向之争和地方意义的虚无主义,为此需要积极形成空间道德实践的价值指引,以避免发生激进的乡村旅游空间实践现象。未来乡村旅游空间实践,应避免以一类主体掩饰另一类主体的情形出现,公共空间的人地关系、空间主体的构成方式、地方的可见性以及不同主体道德规范的协商、妥协与让渡,是新时代乡村旅游空间实践不能忽略的维度。     

遗产旅游地居民的地方认同——“碉乡”符号、记忆与空间

文化地理学者对“地方”这一理论视角主观性意义的强调,使得“地方认同”等呈现人与地方情感联系的概念被重新审视。在当今中国申遗热的背景下,当地人的地方认同在各方力量对遗产归属与表述的争夺中重塑,如果将这种重塑放在多尺度的分析框架下,就可以发现地方认同不仅仅局限于某一特定封闭的地点,在本土、全国以及跨国空间中呈现不同的表述。开平碉楼与村落作为广东首个世界文化遗产,并且是中国唯一以华侨文化为主题的世界文化遗产,是研究遗产生产对地方认同变迁影响的典型案例。结合文献分析、观察法与访谈法等,阐述遗产旅游发展背景下当地居民的地方认同变迁,分析开平作为“碉乡”的具体内涵。研究发现：遗产申报和维护使碉楼被硬性确立为地方的象征,具有高度符号化的特点;“碉乡”形象在居民地方认同中的展开并不完整;“碉乡”在历史延续中存在着多重割裂;“碉乡”的空间边界既明确又封闭。     

藏族村落地名的空间格局、生成机制与保护策略——以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为例

地名是特定空间上自然或人文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村落地名作为文化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记录着多元文化信息,也是集体记忆的重要载体。研究村落地名的空间格局、生成机制与保护策略,对于传承乡土文脉具有深远的价值。以甘南州夏河县藏族村落为例,应用GIS核密度估计法刻画了地名的空间格局,从文化景观视角出发解读了藏族村落地名的类型和生成机制。研究表明：以文化型为主、自然型为辅、复合型补充的地名体系是藏族村落命名的基本范式;映射出深厚的自然性基因、恋地性基因、记述性基因和关系性基因等文化景观特质;环境指向、族源沿袭、信仰认同和区际交融是藏族村落地名生成的源发力量。制定地名保护名录、建立地名标识系统是藏族村落地名保护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