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与沿线国家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研究

采用政策评估的有效方法——双重差分法,评析“一带一路”倡议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效应。实证结果发现,“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显著提升了沿线各国的全球价值链地位;进一步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地理区位上,“一带一路”倡议对提升“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更为有效。从沿线国家发展水平来看,“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提升了发展中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而对发达国家则不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从国际投资意向来看,实现双边投资协定签署及制度合作将有助于沿线各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升级。实证拓展研究使文末的政策建议更具针对性。     

贸易便利化与全球价值链嵌入

全球价值链分工是当前世界经济的显著特征,贸易便利化毋庸置疑是推动价值链分工体系向纵深发展的关键助力。采用2006—2014年42个国家的双边贸易数据,在测算各国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和贸易便利化指标的基础上,实证研究了各国贸易便利化水平如何影响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嵌入度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会显著促进各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嵌入度的提升;贸易便利化会通过提高对外开放度、扩大国内市场规模来促进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从区分“一带一路”与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看,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具有更为显著的促进效应;从区分时间段的维度来看,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贸易便利化对全球价值链嵌入的促进作用更加突出。研究结论将从贸易便利化的视角,为中国更高水平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提供可能的思路,继而为中国全面开放新体制的建设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持。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社会风险——基于BP神经网络的实证分析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区域合作正在不断深化，对沿线国家的投资力度也在不断增强。但中国在政治制度、社会发展、文化传承上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并不相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别间社会风险敞口也不同。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中的机器学习方法，构建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社会风险的BP神经网络，相对准确地测度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社会风险水平。通过对数据相对完整的50个沿线国家2010—2017年的风险数据进行评估后发现：在进行测度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大部分国家的社会风险属于偏高风险等级，占比为46.0%；仅有东欧地区部分国家以及东亚、东南亚及大洋洲区域内的少数国家的社会风险属于低风险等级；即使处于同一地理区域内的国家的社会风险等级也呈现出明显的国别差异。     

“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债务问题影响的实证研究

自2013年至今,“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其中,携手共建互利共赢的全球经济体系。但仍有个别国家为了维护其自身地位和利益,肆意炒作中国借此推行“债务陷阱”,阻碍了倡议的顺利发展。因此,通过选取“一带一路”部分沿线国家的GDP、货物和服务出口以及外债总额存量等重要指标进行分析,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债务情况做一个整体研究,对比考察其负债率、债务率及其增长率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后的变化,并建立计量模型,检验“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外债总额存量以及负债率的具体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显著增加了沿线国家的外债存量,加重了部分国家的债务负担,部分沿线国家也存在债务问题,但倡议对沿线国家的负债率及其增长率影响都显著为负,减轻了其债务风险,中国并不是造成其债务问题的主要原因,也没有使其陷入“债务陷阱”,关于“债务陷阱论”的指责是缺乏事实依据的。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采用G-L指数、BI指数、MIIT指数和VIIT指数,测算了2000-2018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状况,并实证分析了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整体上较低,但双方半数类别农产品以产业内贸易为主;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增量主要源自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的作用也在加强;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是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增量的主要源泉,其作用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明显增强;中国与沿线各地区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存在明显地区差异,与东南亚、南亚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以产业内贸易为主,与西亚及埃及、中亚及蒙古、中东欧及西欧则一直以产业间贸易为主;相对经济规模、贸易距离、产品差异度、市场对外开放度、外商投资、贸易不均衡、收入不平等、“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和自由贸易协定签署均显著影响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思考

全球治理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在竞合格局中如何克服世界经济失衡问题.文章通过分析“一带一路”战略,梳理出“一带一路”治理的内在逻辑,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治理模式——蓝海全球化与陆路全球化.“一带一路”倡议搭建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产能输出的平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以进行产业对接和生产要素资源整合.从目前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来看,TPP和TTIP导致中国依托海路的“资源—加工—消费”模式的蓝海全球化受阻,而陆路全球化经过中亚和中东欧,直通欧洲,北接俄罗斯,南下海湾地区,将会形成新的全球治理格局.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策略层面,文章提出了构建大区域竞合格局、分层次承接产业转移和推动经济转型中需要重视的几个问题:重视并应对经济周期,发挥亚投行的作用,建立产融互动布局下的微观经济发展模式,搭建智库平台与政府间的高效沟通机制,以及在政策层面推进全球治理体系的产业布局等.     

东道国制度环境、金融开放水平与中国OFDI--基于“一带一路”沿线59个国家的数据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作为我国参与这一过程的重要方式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实现产生重大影响。本文选取2003年至201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利用动态面板(SYS-GMM)方法研究沿线国家的制度因素、金融开放水平以及二者共同作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制度因素总体上促进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但在不同分组中会产生不同效果;金融开放水平则促进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制度因素与金融开放之间的交互作用显著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尤其在非亚洲国家分组中该效应较为明显。该结果说明中国对沿线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前需要对其制度环境和金融发展水平进行全面评估。除此之外,为了提升中国对外投资水平需要加快双边投资协定签署工作,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在沿线国家的深化。     

“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出版物出口的影响——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分析

发展出版贸易是中国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为了探讨“一带一路”倡议是否有助于中国出版业在政策和资金的扶持下实现对外贸易的新发展，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出版物出口贸易的促进效应和作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从经济发展水平、是否为六大经济走廊沿线国家和文化距离三个方面，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对不同国家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出版物出口贸易整体处于成长阶段，“一带一路”倡议显著促进了中国的出版物出口贸易发展，且该正向效应存在时间上的滞后性；“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优化沿线国家科技发展水平和提高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出版物出口贸易规模的扩大。异质性研究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对中低等收入国家、六大经济走廊沿线国家的出版物出口贸易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对文化背景相似国家的贸易的促进效应最明显。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贸易演变趋势及其虚拟耕地资源流量估算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开展互利共赢的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农业合作,特别是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粮食出口国经贸关系,对中国更好地充实耕地资源占有量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实施有重要现实意义。以稻米、小麦、玉米和大豆为例,分析了1995—2016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贸易演变趋势,并估算了双方粮食贸易的虚拟耕地资源流量。结果表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贸易量持续波动变化,2008年以来中国一直处于净进口地位且净进口量不断增长,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增速更快且中国主要出口稻米、主要进口稻米和玉米;“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后的2008—2012年和2013—2016年,中国通过粮食贸易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别累计净进口虚拟耕地83.60万公顷和403.53万公顷,其中通过稻米贸易分别累计净进口虚拟耕地73.84万公顷和239.74万公顷。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FTA的贸易效应研究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仅有3个沿线国家同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基于2000—2018年国家层面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自由贸易协定签署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贸易的真实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不同法治水平下的异质性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自由贸易协定签署显著促进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伙伴国的双边贸易，并对中国与沿线较高法治水平伙伴国双边贸易的促进作用更大；(2)自由贸易协定签署主要从需求侧、供给侧、供需交易三个方面通过经济规模、技术创新、外汇储备和贸易成本四种机制对中国与沿线不同法治水平伙伴国的双边贸易产生异质性影响，具体表现为：自由贸易协定在“一带一路”沿线较高法治水平伙伴国中主要通过扩大经济规模、增加外汇储备和降低贸易成本对其与中国双边贸易产生促进作用，未能通过促进技术创新而促进双边贸易；而在“一带一路”沿线较低法治水平伙伴国中未能通过这四种机制对双边贸易产生显著影响。据此应加大力度推进自由贸易协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提质扩容，同时因地制宜地放宽对低法治水平国家的贸易优惠政策。     

中国的OFDI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发展

通过2004—2017年的国际面板数据,运用带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测算GML指数,用其衡量“一带一路”沿线31个国家的绿色发展水平,考察中国OFDI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检验“一带一路”国家是否成为中国的OFDI的“污染避难所”。结果表明:中国的OFDI显著促进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发展水平,通过工具变量处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结果仍然成立,验证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并非是中国的OFDI“污染避难所”;分样本估计结果发现,中国的OFDI对亚洲国家的绿色全要素增长效应大于欧洲国家;通过引入基础设施水平和能源利用水平两个变量,发现基础设施水平和能源利用水平在中国的OFDI改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发展水平中起着显著的中介效应,说明中国的OFDI可以改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水平和能源利用水平,促进其绿色发展。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基于“一带一路”倡议的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新时代中国全面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为实现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注入了强大动力。基于2003—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研究了“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进口效应和出口效应均显著为正,但对进口的促进效应大于对出口的促进效应;区分投资目标国后发现,中国在新兴经济体投资具有显著的出口促进作用,而在非新兴经济体投资具有显著的进口促进作用。进一步地,将贸易进出口产品区分为初级制成品、资源类制成品和技术制成品,发现中国在非新兴经济体投资的贸易效应主要表现为对资源类制成品和技术制成品进口规模的促进作用;在新兴经济体则更多地表现为技术制成品出口规模的促进作用,而对资源类制成品和技术制成品的进口存在替代效应。因而,应加大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力度,实施“因国施策”的贸易策略,实现与不同类型国家的产业优势互补。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影响中国OFDI流入的实证研究

东道国基础设施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水平参差不齐,会对中国企业“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OFDI)产生直接影响。使用UC模型测算东道国的交通、能源、通信和综合基础设施发展指数,构建面板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来实证检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对中国OFDI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整体上存在基础设施偏好,说明了“设施联通”对拉动投资的基础作用;此外,基础设施空间溢出效应显著,相邻国家综合基础设施、交通和通信都能够通过扩散效应拉动中国OFDI流入东道国,突出了国家间“政策沟通”的必要性;基础设施对直接投资的影响在不同收入水平国家间存在显著差异,说明不同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重点不同。最后,分别从企业、东道国和中国政府角度出发,对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和促进中国OFDI提出建议。     

自贸协定对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福利影响的实证研究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到“一带一路”的合作与建设中来,而自由贸易协定可以促进国家间的贸易合作,消除或减少贸易壁垒,促进国家社会居民福利。为了定量化测算自由贸易协定给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带来的贸易和福利影响,采用基于李嘉图比较优势、Eaton Kortum国际贸易模型和部门间投入产出表的Caliendo Parro模型,构建了包括43国家40个部门的国际贸易模型,利用模型中的福利计算公式,计算了中国在2005～2011年期间签订的自贸协定的福利和进出口效应,模拟计算了关税为零后给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带来的福利变化和进出口贸易效应。测算表明:关税为零后促进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欧盟国家的福利,“一带一路”沿线29国平均增加0.86%、欧盟17国增加达0.72%;促进了中国进出口的增长,如中国对韩国出口增长幅度达128.00%、中国从斯洛伐克的进口增长达140.20%。测算还表明,对于已经和中国签订并执行自贸协定的国家,关税进一步降为零后它们的福利增加和进出口影响不大,如秘鲁福利增加0.06%、智利福利增加0.03%;进出口方面,中国从新西兰的进口将增加24.00%,中国对秘鲁的出口将增加53.8%。测算结果表明:中国应该坚持多边主义和国际贸易自由化,与更多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订自贸协定,利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自贸区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并探索对现代新型自由贸易协定的规则制定和监管措施。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潜力、风险与对策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推动中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着力点,利用联合国国际贸易中心(ITC)开发的出口潜力地图数据库,研究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潜力规模和结构。研究认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整体出口潜力巨大,但是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国家和产品结构分布不均衡特征,其中中国对东南亚国家出口潜力最大,出口潜力排名前列国家具有相对集中特征,电子和电气设备是最具出口潜力的产品。研究还认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面临着地缘政治、汇率、经营合规、物流和法律等诸多风险,各级政府、贸易促进机构和外贸企业需要在国家和产品层面,精准识别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机遇,有效落实出口促进策略,发挥自身竞争优势,积极防范出口风险,维护出口利益。     

数字经济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影响研究

为探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的影响等问题,利用2010—2019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相关数据、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产品出口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多指标面板因子分析法测算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借助拓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至沿线国家的影响,并通过异质性分析研究影响的差异性。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各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文化产品的出口都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至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存在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不同种类文化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程度具有差异,对书籍和报刊类产品的出口影响最为显著。研究表明,应持续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环境,提高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全方位合作与文化交流;深化数字文化产业融合,改善文化产品贸易现状,实现文化贸易高质量发展。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经济发展、资源禀赋和制度环境

基于2007—2017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57个国家的投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考察东道国经济发展、资源禀赋、制度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效应,并检验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是否存在“邻国效应”。结果表明：中国OFDI倾向经济发展水平低、市场规模大、基础设施健全和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东道国良好的监管治理对中国OFDI有积极影响,政治稳定性和腐败控制表现为抑制作用,监管治理对政治稳定性与中国OFDI以及腐败控制与中国OFDI的关系均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中国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邻国效应”,且投资类型为集聚垂直复合型;吸引中国对沿线不同区域以及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直接投资的因素互有差异。     

要素密集度视角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潜力及提升路径研究——基于254种产品贸易的证据

十年来,“一带一路”已成为新时代中国对外贸易合作的新亮点。文章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以“一带一路”沿线60个国家为研究样本,利用2001—2019年跨国面板数据,从空间视阈运用动态空间面板随机前沿模型检验了要素禀赋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的影响效应,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合作效率的变化特征,并分析了不同类别商品贸易的合作潜力,进而结合二维矩阵思想依据要素禀赋和贸易潜力的适配性提出未来释放贸易合作潜力的路径。研究结论表明:基于互联互通指数构建空间互联互通矩阵,检验发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存在时间—空间双重正向依存关系,自然资源要素和资本要素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劳动力要素方面存在一定“竞争关系”,创新要素的贸易促进效应尚未充分发挥。在控制变量方面,东道国经济规模、工业化程度、城镇化水平、两国间存在共同边界、签订协议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贸易均有利于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贸易合作,地理距离仍然是阻碍双边贸易合作的重要因素。除此之外,双边贸易合作还会受到非效率因素的影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贸易合作尚有较大拓展潜力,以上结论经过贸易距离矩阵和经济地理矩阵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在异质性方面,进一步发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存在明显产品异质性特征。在贸易效率方面,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效率不断提升,尚未达到“最优状态”。从贸易潜力层级看,再造型贸易伙伴数量最少,成长型贸易伙伴居多,不同类别产品贸易潜力层级结构呈现非均衡结构特征。最后,结合二维矩阵思想,依据要素禀赋与贸易潜力的适配性,可将贸易伙伴划分为集约高效型、效率引领型、稳步提升型和规模扩张型四类贸易伙伴,在此基础上提出单边突破式、扬优补短渐进式和跨越式三种贸易潜力释放路径,为促进“一带一路”实现“贸易畅通”,高质量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提供重要参考和借鉴。     

“一带一路”沿线数字经济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以2009—2019年809家中国A股上市公司在“一带一路”沿线42个国家投资的“企业—年份—区位”样本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探究沿线数字经济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从整体上看，“一带一路”沿线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民营企业、拥有海外业务的企业和数字经济关联行业的企业更倾向选择对“一带一路”沿线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进行投资。在作用机制上，“一带一路”沿线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或显著降低企业融资约束，从而正向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因此，应支持更多数字经济领域的科技企业沿着“一带一路”“走出去”开展商业合作，积极构建“一带一路”沿线数字经济生态。     

多维距离对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模式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面板数据的PPML回归分析

伴随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的深化,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模式的选择日益重要。基于2003—2018年期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45个国家的面板数据,综合考察多维距离对出口与外商直接投资两种主要国际化经营模式的影响。研究发现,东道国技术水平与经济自由度提升有助于扩大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制度距离、经济距离和文化距离阻遏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与外商直接投资,修正的地理距离可以增进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且助力出口。我国企业在制定对外投资决策时,应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模式,持续强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