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扩充化推拉理论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因素分析

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转移为中国经济增长贡献了重要力量,但近年来愈演愈烈的"民工荒"现象也反映出农村劳动力转移后劲不足的问题。因此,分析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因素,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扫除路径障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扩充化的推拉理论,可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因素划分为源自农村的推力、源自城镇的拉力和源自制度的摩擦力等三个方面,据此使用最小二乘法(OLS)和Praise-Winsten AR(1)方法进行计量回归,实证结果表明:农村收入水平提升、农业生产力水平提升、农地资源水平下降构成了源自农村的推力;城镇收入水平提升、非农化水平提升、城镇基础设施水平提升构成了源自城镇的拉力;但以劳动力价格扭曲为表现的制度摩擦力,也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产生了显著的阻碍。     

全面二孩政策与中国劳动力供给

人口是构成劳动力的基础，生育政策调整下生育水平变动引发人口规模与结构变动，从而对劳 动力市场尤其是劳动力供给产生重要影响。本研究在对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和演变、劳动力供给的状况与 趋势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从宏观视角探讨全面二孩政策与我国劳动力供给的关系。总体来看，全面二孩 政策对政策实施后前十五年女性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影响十分有限，而从长远来看，对我国未来的劳动力规模 有一定的补充。另外，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发展背景下我国未来劳动力需求主要是质量和结构而非规模。因此， 进一步减弱了生育政策调整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后果。     

新时代下我国各地区对劳动力的吸引力问题研究

新时代下我国劳动力转移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人们对劳动力的认识、劳动力供需状况及不同地区对劳动力的态度等都与之前有很大不同。在这种情况下,本文认为影响劳动力迁移的因素主要包括地区经济发展实力、公共资源聚集能力和未来发展潜力等三个。在此基础上,本文建立了一个二级指标体系,以此为基准,对各个省级区域对劳动力的吸引力问题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整体而言,北京、上海、天津等直辖市和浙江、江苏等主要经济发达省份依然位列吸引力最强省份的行列,而大多数中西部地区吸引力依然不足。     

我的未来何处安放——新生代农民工的打工叙事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通常是指1980年以后出生并拥有农村户籍的进城务工或经商青年。新生代农民工力图通过自己的努力融入城市,但现存的制度和政策依然将他们挡在了城市边缘。他们迫切希望从农民工转变成工人,转变为城市居民。工厂专制和拆分型劳动力生产体制限制了新生代职业和积极公民意识的发展,加之新生代生命周期的发展阶段,使他们对城市生活尚不能产生未来认同。     

生育政策调整对我国劳动力供给规模的影响评估

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是中国生育政策的一次重大调整,研究该政策的实施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研究利用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设置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生育水平可能的变化方案,并在此基础上对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对我国未来劳动力供给规模的影响进行测算。研究结果表明,无论生育政策是否调整,我国未来劳动力供给都将呈现出2030年前缓慢下降、2030年后快速下降的趋势。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2030年后劳动力的供给规模,对减缓劳动力快速下滑的势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总趋势无法扭转。因此,未来生育政策的进一步调整应当更多地从人口结构、养老保障、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等其他社会经济因素方面加以考虑。     

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影响的经济学分析

农业剩余劳动力迁移对城市化进程具有很大影响,不同年龄阶段、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迁移状况不同。农村剩余劳动力是通过产品竞争与就业竞争两种方式介入市场的,其是否发生乡-城转移取决于其在农村和城市两种不同市场中所得到的平均收益、边际收益、总收益的对比,从而影响着城市化进程。     

农民工进城务工三十年——从“盲流”到产业工人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民获得了田地,可以自主支配劳动力,这为农民外出务工提供了前提条件。农村改革启动以后,民工潮汹涌而来。20世纪80年代初,乡镇企业的发展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方式。80年代末,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在工作机会、公共     

养育子女影响了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吗？ ——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实证检验

生育政策调整会影响女性生育率和劳动力市场参与率，进而对经济和社会产生影响。本研究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6年数据，分析不同子女年龄对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学龄前儿童对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参与有一定的阻碍效应，这种阻碍效应会在儿童进入正式学龄阶段后逐渐消失；其中，0—3岁子女对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对农村女性的负向影响大于城镇女性。因此，为了进一步促成我国生育政策调整目标的实现，需要完善我国女性生育支持行动策略，在推动0—3岁儿童照料支持体系建设的同时，更要关注城乡社会托育服务体系的同步发展。     

农民工培训的进路选择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必然结果。农民工是城市发展的建设者和见证者,为城市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农民工培训复杂而艰巨,是农民工向市民转向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它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培训的质量不仅关涉农民工个体的生存命运和生活状态,同时对国家和谐稳定大局有重要影响。     

京津冀协同发展为首都职工职业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本文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政策背景,对三地一体化发展进程中首都职工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进行了分析,建立了"劳动力需要转移量"、"劳动力实现转移量"以及"产业转移人户分离"("经济型人户分离")等概念,提出了在三地一体化进程初期阶段首都需要解决"精确定位劳动力转移量"的问题,明确了首都外迁行业职工完成有序转移的三个必要条件,总结了北京政府、企业和工会在规划和指导职工在京津冀一体化发展进程中实现有序外迁,需建立起"一盘棋"思维以及需开展的五项主要工作。本文旨在为政府、企业和工会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指导职工职业发展提供思路,为其组织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提供参考。     

户籍制度改革的经济学分析及路径探索

户籍制度关系到公民个人的基本权利以及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中国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及时转移到城镇从而造成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的重要原因。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在进行户籍制度改革,但进展并不顺利,这与人们的一些认识误区有关。为此,本研究对户籍制度改革进行经济学分析,进而对改革路径进行探索。研究认为:城镇化是基于利益的驱动,户籍制度并不是限制城镇规模有效的政策工具;农民工进城会在城镇劳动市场创造对自己的需求从而实现充分就业,是为劳动力市场萨伊定律;户籍制度改革的关键是实现一个人所作贡献所在地与接受公共服务所在地的统一,本质上体现了地方政府接受纳税与提供公共服务的统一;户籍制度改革必须由中央政府主导并将户籍制度法律化。     

生育与养育：女性农民工子女随迁的工资惩罚——基于核心家庭样本的分析

在农民工群体规模不断增长且家庭化迁移趋势日益凸显的背景下,妥善解决子女随迁带来的系列问题愈发重要。本研究聚焦子女随迁造成的女性农民工工资收入降低问题,基于母职工资惩罚理论,将女性农民工群体承担母职角色造成的工资惩罚分为生育惩罚与养育惩罚,利用2018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进行检验。研究发现：生育惩罚会降低女性农民工工资的2.4%,养育惩罚会显著降低女性农民工工资收入的11.0%;在一孩家庭中,幼儿园年龄段的子女随迁对新生代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农民工造成的养育惩罚最为严重;在二孩家庭中,婴幼儿年龄段的子女随迁对新生代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农民工造成的养育惩罚最为严重,且二孩家庭婴幼儿年龄段的子女随迁对工资造成的负向影响是独生子女家庭同年龄段子女随迁的4倍多。研究建议,要加强二孩家庭的托育服务供给,如提供在农民工家庭支付能力内的日间照料、托管、家政等服务,进一步释放流动人口带来的劳动力资源,促进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平等。     

关于农民工生活和工作状况的调查报告

围绕农民工的基本状况、工作状况、权利保障情况、社会地位的自我感知和家庭生活状况设计了相关问题,期望获得一些有关农民工的更接近真实的信息,为城乡二元体制的改革提出思考.     

企业社会工作 ：解决农民工婚恋问题的新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的深度发展以及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出现了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群体。农民工群体是社会工作重要的服务对象,农民工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农民工婚恋问题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社会现象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因而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领域。研究认为,农民工婚恋问题与企业社会工作关系密切,企业社会工作在解决农民工婚恋问题方面存在先天优势。研究建议,企业社会工作机构和社会工作者应该通过企业、社区场域,并依托工会和党建资源,不断完善社会工作模式,实现以企业社会工作路径解决农民工婚恋问题的常态化。     

农民工维权: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课题

“农民工”是中国特定的体制下对进城务工农民身份的一种描述。虽然农民对中国的改革与发展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已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长期以来,农民工仍是城市的边缘人,在城市里处处受歧视,合法权利得不到保障。农民工权利的缺失是产生农民工问题的直接原因,它不仅造成了农民工社会地位低下、进城就业难度加大、生活和工作条件恶劣、逆反心理和对立情绪加剧,而且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正常转移,延缓了城市化进程,甚至容易引发城乡矛盾,削弱工农联盟,严重影响了社会和谐。因此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必须认真研究农民工问题,切实维护农民工权利。     

Chinese migrant factory workers across four decades: shifts in work conditions,urbanization, and family strategies

ABSTRACT

Today about 90 million urban Chinese factory workers are migrant workers from the countryside, comprising the largest and most rapidly expanded industrial working class in history. Before the mid-2000s, these workers from the countryside were employed only temporarily in factories, and almost all were young, very poorly paid and exploited. But as labor shortages have developed and as restrictions against residing in China’s cities have relaxed, they are not as vulnerable as they were in previous decades. More of them are older, married, and have children, and many of them would like to settle on a permanent basis near their workplace with their families. Drawing on three decades of on-site interview research up through November 2018, the authors examine the changes that have occurred and the obstacles – such as the remaining difficulty of obtaining an affordable urban education for their children – that still stand in the way of migrant Chinese families remaining intact and settling permanently in urban areas. As a means of conceptualizing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shifts in migrant workers’ circumstances, especially for work relations and labor disputes, their evolving situation will be analyzed through the paradigm of Albert O. Hirschman’s concept of Exit vs. Voice.     

Rural women migrant returne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is essay focuses on the experiences of female returnees in rural–urban migr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Based on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women migrants, returnees, their family members, friends and fellow villagers in both sending and receiving areas, the research examines rural migrant women's return migration process. It investigates rural migrant women's decision-making in the process, the ways women returnees construct their lives in the countryside, their identity negotiation as returnees and the impact of patriarchy on women's experiences of the return and resettlement process. The author argues that despite women's active involvement in migration and the ‘empowerment and agency’ gained through migration, the patriarchal power relations within rural households remain intact and continue to shape rural female returnees' life in their villages.     

新时期就业歧视的成因及治理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而消除就业歧视则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本研究通过梳理就业歧视 相关文献,结合劳动力市场就业歧视的主要类型及表现,分析就业歧视产生的原因及对就业市场的影响。研究发 现,随着社会发展就业歧视类型逐渐多样化,出现户籍、性别、年龄、健康等歧视,也导致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 人力资源流动不畅、劳动者不公平感加强等危害。研究建议,我国应完善相关就业法规,维护就业者合法权益, 打造公平公正的劳动力市场环境,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实现。     

农民工回乡创业是解决空心村问题的重要途径——以北京郊区新农村为分析对象

由于城乡二元差距的存在,导致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流失,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出现了人文意义上的空心村,严重影响了我国新农村建设进程.现阶段,应通过引导部分优秀农民工回乡创业,以他们的创业带动农村就业,进而解决空心村问题.政府要从人力资源充实的视角去引导农民工回乡创业,落实新农村建设政策.     

隔离、利用与吸纳 —— 新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工身份制度变迁

新中国成立后,在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及其对农民(工)的身份定位,经历了全能主义下的城乡分治(1949-1977)、服务于发展主义的农民工政治(1978-2001)以及稳定/民生主义下的城乡统筹和有条件吸纳(2002-)三个不同的阶段。由此,数亿农民和农民工的社会地位和个人境遇也随之不断嬗变。这一过程不仅呈现了国家治理理念及其相关政策如何总体性地决定社会群体的生存机会与发展空间,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家治理转变的动力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