牵情就礼写传奇——以《裴航》《离魂记》《柳氏传》《李娃传》为例

唐传奇中数量最多、质量最高的要数婚恋题材作品,其中除了那些令人扼腕唏嘘的爱情悲剧,像《裴航》、《离魂记》、《柳氏传》、《李娃传》等都是爱情喜剧,团圆结局。然而这些处于情与礼夹缝中的爱情,最终只能是与礼教无奈的融合。究其原因,正是唐代重科举、贵仙道的社会现实和唐传奇的士子创作群体两方面因素造就了风格独特的唐代传奇。     

《莺莺传》与《霍小玉传》之社会风评探析

《莺莺传》与《霍小玉传》是唐代传奇小说中的两篇优秀代表之作。两部作品在写作时代、社会背景、故事结构以及人物设定方面均有相同之处,但社会风评截然相反。当时的社会风尚和政治状况,传统的女性道德、新旧道德并行以及政治斗争等三个方面是两篇传奇呈现不合理的社会风评状况的深层原因。     

唐传奇爱情作品中的妇女形象

在中国文学史上,最早以小说这一文学样式,全面、深刻、生动地塑造妇女形象的,当推唐代传奇小说。被封建统治阶级视为“街谈巷议”、“残丛小语”的古小说发展到唐代体格一新,它不但改变了六朝志怪小说的荒涎不经,且“叙述婉转,文辞华艳”,“篇幅曼长,记叙委曲”,成了有意识的小说文学创作,成了我国小说进入成熟阶段的标志。唐传奇中以描写爱情题材的作品数量最多,成就也最大。如《霍小玉传》、《李娃传》、《莺茑     

由《裴航》看裴铏《传奇》的神仙境遇题材

《裴航》是唐代文学家裴铏《传奇》中的一篇代表作,爱情在《裴航》中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作者更加倾心的却是对神仙境遇的描写,神鬼神怪的事物几乎在《传奇》的每一篇作品中都出现,可见这才是裴铏最重视的题材。     

论霍小玉、李益和卢太尉的形象流变——从《霍小玉传》《紫箫记》《紫钗记》谈起

蒋防的传奇《霍小玉传》、汤显祖的《祡箫记》《紫钗记》都讲述了霍小玉与李益的爱情故事,三部作品中的主要人物霍小玉、李益和卢太尉的形象塑造各有特点。霍小玉从单薄到多维度;李益从"负心汉"到"痴情人"再到才子式的普通人;卢太尉由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角色到一个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反面人物形象。三个人物形象的发展变化展现出作者不同的美学观念和社会理想。     

重新评估《莺莺传》的艺术价值

“三大传奇”各有其存在的特色和价值。《莺莺传》体现了作者的审美主张,其艺术价值不止成功塑造了莺莺形象一端,更主要的是反映在人物人格表现复杂性的描述、春秋笔法的运用、结构的创新探索和多种文学因素的整合等方面。     

空门中的叛逆者——郑彩鸾和陈妙常形象比较

元代杂剧《竹坞听琴》和明代传奇《玉簪记》二剧的女主人公郑彩鸾和陈妙常两者身上蕴涵着极其相似的内质:身为尼姑或道姑,皆为爱情冲破封建理学和宗教的双重禁忌,成为敢作敢为的新女性形象,这使得其它爱情戏中的大家闺秀难以望其项背。但由于二女的生存背景、处世方式不同,因而其心路历程、性格特征等方面又存在诸多差异。     

空门中的叛逆者——郑彩鸾和陈妙常形象比较

元代杂剧《竹坞听琴》和明代传奇《玉簪记》二剧的女主人公郑彩鸾和陈妙常两者身上蕴涵着极其相似的内质：身为尼姑或道姑，皆为爱情冲破封建理学和宗教的双重禁忌，成为敢作敢为的新女性形象，这使得其它爱情戏中的大家闺秀难以望其项背。但由于二女的生存背景、处世方式不同，因而其心路历程、性格特征等方面又存在诸多差异。     

论《霍小玉传》悲剧的社会性

唐传奇中的名篇《霍小玉传》多被定位为爱情悲剧,并突出强调了霍小玉受压迫,被侮辱的形象。可是．由于霍小玉的悲剧根源在于封建社会规范,这一规范所构筑的文化环境同样影响着当时的社会群体。因此,《霍小玉传》的悲剧不应该是单维度的,而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另外,根据小说各角色身份地位的不同,其悲剧意义也各有指向。     

晚唐传奇《飞烟传》中女主人公形象分析

在中国文学史上,唐传奇具有重要的地位。晚唐皇甫枚所作的《飞烟传》就是其中经典之一。该传奇中的女主人公步飞烟为理想爱情而不懈追求和勇敢抗争,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堪称唐传奇女性人物长廊中的一个熠熠生辉的形象。其中所展现出的曲折朦胧的女性意识,则无疑为中国后世女权文学的滥觞。     

邵谒诗事考辨

邵谒是晚唐岭南著名诗人，“与曲江公岿然并存，其诗当不下人矣”（明代香山学者黄佐语）。学界对邵谒的研究已有初步成果。傅璇琮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有《邵谒传校笺》。其中有二点不准确之处，故予以纠正，并作二点补充。     

唐宋词籍在明末清初传播述略

清词“中兴”局面的形成是多方面合力作用的结果，唐宋词在明末清初的广泛传播是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在明未清初，唐宋词主要是通过纸本的方式传播的，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词籍传播”，当时词籍的传播途径主要是唐宋词籍的汇刻和唐宋词选的重印，其中唐宋词选重印者主要有《花间集》、《草堂诗余》、《绝妙好词》和《乐府补题》等，这些词籍在不同时期的传播间接地反映了明末清初词学观念的变迁。     

《草堂诗余》在清初的接受与批评

《草堂诗余》是一部“重北宋、轻南宋”,独尚绮艳婉丽词风的一部词选,在流传中享有盛名,尤其在明代流传甚广,对明代词风、词学观念产生了深刻影响.清初承袭明代词风、词学观念之影响,且为反拨明末淫靡词风,《草堂诗余》在清初一时被重新接受.但由于《草堂诗余》取径狭隘,以绮艳婉丽为词风本色,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晚明淫哇之风,但最终无法避免流入淫靡,且受当时社会情况、清廷文化政策之影响,《草堂诗余》受到了批判,乃至最终摒弃     

浅论唐顺之的初唐诗

介绍了嘉靖初的诗风转向，即由学习盛唐诗转向初唐诗。从三个方面论述唐顺之初唐诗的特点。提出了研究唐顺之的初唐诗，可以更加具体的了解此一时期的诗风转变。     

三槐堂遗址考证

三槐堂是宋朝真宗宰相王旦的府邸，著名的宋朝相府。而且三槐堂被宋人称为“惟德之符”，具有光辉的道德内涵。史书记载，三槐堂在开封的仁和门外。但是宋代的仁和门即今开封市宋门，明清时期的仁和门即今开封市曹门。记载王旦府邸三槐堂情况的文献皆是明清时期的，宋朝人当然不会把宰相王旦的府邸当做文物点对待的。那么三槐堂遗址的方位和所在地点当以明清文献记载为准，就是说，王旦的府邸三槐堂遗址在今开封市曹门外。     

明代宦官新论

明代的宦官制度一直为人所诟病,甚至很多人都将明代灭亡的原因归结为宦官,尽管牵强,但是明代宦官为害之深是汉唐两代所不曾有的,既要究其制度成因,更需要对其社会背景下的心理因素进行剖析。     

郑芝龙与隆武朝

郑芝龙本是明末闽粤沿海海商海盗集团的首领 ,受抚后 ,担任福建总兵之职。他借助明廷的名号和力量 ,垄断了东南沿海的贸易。明亡后 ,明的残余势力先后在南京和福州建立福王、唐王政权。郑芝龙遂翊赞唐王 (隆武帝 ) ,统管当时全闽兵马 ,以至权倾朝野。但他拥立唐王的目的并非为了抗清复明 ,而是为了保住自己海上贸易的特权 ,故当清军大兵压境时 ,他不作任何抵抗就投降清廷。历来史家都把唐王政权的灭亡归咎于郑芝龙 ,其实是不够客观的。本文分析了唐王政权灭亡的原因 ,论述了郑芝龙辅助隆武帝抗清所起的积极作用 ,力图给郑芝龙以客观的评价     

钧瓷的兴衰及其原因探析

钧瓷在唐代花瓷的基础上产生,北宋时期其工艺逐步成熟,金元时期钧窑系形成。经历了明代的衰落后,钧瓷在清代由仿制而逐渐复苏,新中国成立后获得新生并再铸辉煌。钧瓷的兴衰除了其自身特殊的工艺因素外,也受时代思想和审美意识的影响、政治因素的干预及经济因素的制约。     

中国古代菊花的命名与菊事活动考

宋代以前,菊花没有具体的名字,统称为"菊"或"菊花",菊花的命名始于宋代。文人的菊事活动始于陶渊明,在唐宋时期已成为文人的日常文化活动之一,在明清时期成为文人雅集的重要内容。菊花题材的绘画出现在晚唐,繁荣于明清。菊花的命名与文人的菊事活动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