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文化与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观

在中国本土思想资源中 ,道家文化与浪漫主义文学观最有契合性 ,由此决定了作为异质性存在的现代浪漫主义文学观在传播、发展过程中对本土道家文化资源的建立在“相似性”基础之上的“利用”路径 ,也就是说 ,原生形态的浪漫主义文学观在传入过程中多有道家文化式的“改写” ,并由此获得了存在的“合法性身份”。而道家文化的深潜影响某种程度上也纠正了原生形态的浪漫主义文学观之于中国本土现代时段的时空性“隔膜” ,从而使得浪漫主义文学观能够在现代文学史上生根、滋长 ,并形成为蔚为大观的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参天大树。     

楚辞与魏晋南北朝文学

魏晋南北朝文学对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的浪漫主义有继承(如浪漫主义精神),有发展(如某些浪漫主义手法),也有扬弃(如“夸诞”),从而形成了自己一代浪漫主义文学的特色。而这种“同”和“异”又自有其社会原因、思想原因和文学意识方面的原因。     

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三次现代性转型

20世纪中国文学在其现代性追求过程中有三次大的选择和转折 ,每一次转折都确立了一种新的现代性规范 ,即五四文学、“毛泽东时代”文学和“新时期文学”。这三种现代性规范各有其特点 ,五四文学现代性过于“欧化” ,“毛泽东时代”的“本土化”现代性规范过于封闭 ,新时期文学则体现了“整合”性特点     

新时期女性文学与现代国家意识

在新时期女性文学发展进程中,现代国家意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新时期女性文学基本上是依照启蒙的思想逻辑来思考女性问题,启蒙的思想目标也便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女性解放的目标,从而使女性解放问题转化为女性与“国家”、与“人”的启蒙的关系问题。在这一总格局下,新时期女性文学关于女性经验的倾诉,关于“爱情”等方面的描写,其主要着眼点并非女性性别的生存,而是对启蒙事业的承担。     

新时期浪漫主义文学中自然的双重含义

八十年代中前期出现的新时期浪漫主义文学把自然作为其理想的栖居地。这种自然包含两层意义、一层是以自然为对象的自然的人化,另一层是以自然为肌理的人的自然化。如果说自然的人化只不过是以准浪漫主义的一般特征的话,那么人的自然化则体现了新时期浪漫主义文学的新的发展。     

质疑欧洲浪漫主义

尽管学术界对浪漫主义这一概念存在较大分歧 ,尽管欧洲各国的浪漫主义文学有着不同的倾向和特征 ,我们还是应当认可这样一个事实 ,即欧洲文学史上曾经出现过统一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很长时间以来 ,我们对欧洲浪漫主义的很多观点和看法是肤浅的和不全面的 ,我们不仅错误地理解了“消极”与“积极”浪漫主义的划分 ,还忽视了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特有的政治和宗教色彩     

新时期浪漫主义乡土小说发展论

新时期浪漫主义乡土小说突破与超越了现实主义一元独尊的桎梏。新时期浪漫主义乡土小说是在新时期社会开放的形势下,现代意识充溢于作家头脑中,主体具有与历史和现实抗衡的个体精神时出现的产物,也是文学多元化状态下的产物。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浪漫主义小说唤回存活在记忆中的过去,使之成为一种精神力量来抵御现代化进程中对传统中的美与善的亵渎、毁弃,从而反抗政治对文学的过分束缚,使文学真正地回归文学本身。     

略说庄子学派浪漫主义文学传统之形成

战国中后期出现的庄子学派,对于中国哲学思想和中国文学的发展,都曾起过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学术界对于“庄子”其人与《庄子》其书的认识颇多歧异,学人对于庄子学派所进行的文学内在深层探索也常常因此受阻。本文试图在对《庄子》其书进行辨析的基础上,研究庄子学派的浪漫主义文学倾向及其承继关系,以期对于中国古典浪漫主义文学两个主要传统——“庄”、“骚”之“庄”的形成、发展勾勒出一个轮廓,并对该学派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地位给予恰当的评价。     

现代性视野中的中国文学思潮

文学思潮是对现代性的回应。新古典主义是对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肯定性回应,启蒙主义是对现代性的肯定性回应,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以及现代主义是对现代性的否定性回应。中国“五四”文学思潮和新时期文学思潮属于启蒙主义,革命现实主义(包括“两结合”)本质上是新古典主义,而在“五四”以后和新时期也产生了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文学现象。     

范式的转换与作家的命运--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断想

20世纪中国的文学范式主要包括五四新文学范式、共和国初年文学范式以及新时期文学范式。不同的文学范式有着“质”的不同,存在着明显的“不可通约性”。“质”的规定性既是这一时期文学的集中体现熏同时又规范着这一时期文学的发展;既是这一时期大部分作家共同的文学选择,同时也选择(或接纳、或剔除)从旧范式中过来的作家。不同文学范式的更替不限于一种模式,其实际转换远比一般教科书的描述复杂,所以这方面的探讨有利于推进和深化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与现实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青年早期在文学上是浪漫主义者,1843年左右逐渐转到现实主义上来。马克思、恩格斯转向现实主义的原因,一是因为其早期思想的进步和浪漫主义的“不彻底性”,二是由于其所生活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存在问题的充分暴露和现实主义文学的盛行,三是其哲学思想的唯物性和实践性,四是其无产阶级革命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关注、支持现实主义长达50年之久,其现实主义文学观高于当时欧洲现实主义作家和批评家的现实主义思想,具体体现在表现现实的彻底性、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独立性的肯定三个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并未过时,它对我们理解当代哲学社会思潮,理解现实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本身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历史语境中女性意识的特质——以女性主义批评女性文学现象为例

本文运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方法评价20世纪女性文学在社会、自然、文化层面的女性自我意识嬗变历程,女性意识经历了两次成熟期、两次异化期。成熟期:(1)五四时期女性意识由反抗封建婚姻的“人”的觉醒的外在性呈现于社会层面;(2)新时期女性意识以独立人格、社会价值的自觉追求呈现于文化精神层面。异化期:(1)“十七年”间女性文学以否定自然生理特征的“无性”的男性化认同于时代;(2)“后现代”的女性身体写作又以绝对的自然生理特征——“性自恋”和排斥男性的在场来张扬其话语的前卫性。女性意识具有特定文化语境中的历史含义。对女性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上的不同认同,使女性文学由现代到当代的演变中出现种种分裂、冲撞与彼此消长的曲折和偏离。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与现实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青年早期在文学上是浪漫主义者,1843年左右逐渐转到现实主义上来。马克思、恩格斯转向现实主义的原因,一是因为其早期思想的进步和浪漫主义的“不彻底性”,二是由于其所生活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存在问题的充分暴露和现实主义文学的盛行,三是其哲学思想的唯物性和实践性,四是其无产阶级革命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关注、支持现实主义长达50年之久,其现实主义文学观高于当时欧洲现实主义作家和批评家的现实主义思想,具体体现在表现现实的彻底性、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独立性的肯定三个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并未过时,它对我们理解当代哲学社会思潮,理解现实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本身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卢卡奇对浪漫主义批判的力度与限度——从《民族诗人海因里希·海涅》谈起

卢卡奇在1934年的《表现主义：意义与衰亡》中对浪漫主义大加批判,在他看来表现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是同一种精神的产物。而在1935年的《民族诗人海因里希·海涅》中,他借海涅对德国浪漫派的评价重新审视浪漫主义,并给予其客观中肯的评价,从而发现浪漫主义中最可贵的“平民性质”,表现在其现实主义文论上即为“人民性”。卢卡奇认为,海涅的“人民性”与巴尔扎克的“典型”都与浪漫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最终都使二人走向了“伟大的现实主义”。二战后,卢卡奇在德国知识界讨论“特殊道路”问题的大背景下,又对德国浪漫主义文化进行了清算,认为只有回归自由民主的传统,才能对抗危险的德国民族主义,而这本质上是自由主义对浪漫主义的激烈批判。     

“物感”说与陈世骧“抒情传统”论反思

陈世骧“抒情传统”论从西方浪漫主义的文学抒情观出发,对中国文学传统做出自我个体的内心自白与倾诉的言说与解读。西方浪漫主义的文学抒情观以其主体性哲学为基础,认为情感的表达与抒发并不缘于心物感应的自然触发,而是主体的自我表现,这与建立在中国传统气类感应哲学基础之上的“物感”说有本质不同。陈世骧“抒情传统”论对中国文学传统做出的言说与解读实际上是一种西方理论话语的预设及推演,造成对中国文学“感物兴发”的情感表达特点及传统的误解与误读,并有违中国文学史事实。这使其学说缺乏文学史实的有力支撑,而最终走向自身理论的瓦解。中国文学传统研究应该基于对中国传统话语体系及文学史事实的准确理解和深刻把握,而不是仅仅从某种先在预设的西方理论话语做出推演,这是陈世骧“抒情传统”论及其“汉学主义”理论范式的问题与误区所在。联系中国传统的“物感”说,反思与检视陈世骧“抒情传统”论的问题得失,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中国文学传统的正确理解与认识。     

“诗言志”与中国文学传统——兼对抒情传统论的反思

中国文学传统研究的问题意识并非空洞的存在，而是建基于具体的历史语境及其话语系统的一种中国问题意识，由此反观陈世骧等人的抒情传统论，有必要对其作出认真的清理与反思。作为中国诗论的“开山”纲领，“诗言志”对于理解中国文学传统具有起源性的重要意义，就此而言，陈世骧等人上绍孔子，以“诗言志”传统为其学说提供依据，亦可谓沿波讨源。但考察陈世骧等人的抒情传统论，这种抒情传统论从西方浪漫主义文学观念及其抒情界定对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作出个体情感表达及自由表现的解读，此种解读无论是在孔子那里，还是在以其观点为基本规约形成的“诗言志”及其中国文学传统中，作为“正统”之外的某种“异端”，都不能构成相互的理论支持，相反形成了一种来自“正统”与“异端”的质疑与反颠覆关系。这在造成理论阐释的错位与误读的同时，也构成了对其自身理论的瓦解。走出这种理论困境，需要从对西方理论话语的简单套用回到真正的中国问题上来，也就是回到中国文学本身所处的历史语境及其话语系统，并对之作出我们自己的理论阐释。     

广阔的视野,崭新的高度——评周惠泉近著《金代文学论》

中国文学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鲜明的民族特征,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另一方面,由于不同时空条件等原因,各时代的文学并非重复或雷同,而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呈现各自的时代色彩。从这个意义上,王国维先生所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说法,是颇有道理的。但在断代文学史的研究方面,古来学者所投入的精力、所依据的标准并不相同,凡涉及到少数民族统治的地域或时代,则往往囿于狭隘的正统观念,一概视为其文化落后不足观,而对其推动中华文化由多元走向一元的重要贡献缺乏认识。金代文学研究中长期存在的冷落局面和偏颇看法,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变革经验——以“莫言与当代中国文学创新经验研究”丛书出版为中心的讨论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文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已经成为世界文学的重要构成部分。张志忠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变革经验”是对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文学发展所做的一个抽样研究,该项目结项成果“莫言与当代中国文学创新经验研究丛书”(9种)以莫言的文学创新道路为中心,揭示其与新时期文学和百年中国乡土文学的内在联系,全方位拓展了莫言研究空间,深化了对中国当代作家和当代文学进程的研究,有助于世界进一步了解莫言等中国作家。世界性与本土性的文化交汇、新时期文学和百年中国乡土文学的进一步助推,是莫言创作变革创新的内在条件,也是他走向世界、获得世界声誉的重要原因。今年是莫言先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0周年,丛书出版对纪念莫言先生获奖具有特别的意义,但更重要的是以“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为契点,探讨莫言文学道路的发展与流变,分享莫言创作与中国文学变革的历史经验。     

浪漫主义、《镜与灯》及其“乌托邦”的理论建构

本文首先把浪漫主义当作一种产生于欧洲文化传统进而旅行到全球的世界性文学理论思潮和文学运动来考察 ,在对西方浪漫主义文论研究进行回顾的基础上 ,着重讨论了其奠基性理论著作《镜与灯》的意义及影响 ,并结合浪漫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流传和在不同语境中的接受 ,指出 ,作为一种超越本土范围的最早的文化全球化现象 ,浪漫主义在不同区域的接受和流变导致它产生了诸多不同的变体 ,它实际上充当了两个角色 :既是一种历史语境中的文学现象 ,同时也是文学生产和理论批评在当代的一种新的变体。在当今这个缺乏文学想象力的时代 ,重温浪漫主义文论及文学必然有着某种重建“乌托邦”的意义。     

观念突围、视角延拓及其实践限度——对左翼文学研究中若干重要问题的反思

新时期以来,左翼文学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但也存在诸多问题。随着研究观念的突围,过去那种政治意识形态解读惯性和“革命模式”研究观念得到了纠偏,文学性和审美价值的阐释框架逐渐获得了合法性地位．成为新的强势理论支点;“广义的左翼文学”理论的提出,为左翼文学研究提供了更为开阔的视阈,克服了既往“狭义的左翼文学”视角的诸多囿限及其带来的理论遮蔽;将“底层”与“左翼”建立联系,寻找到了两者之间在精神传统和话语逻辑等层面的贯通和接续。但是,这些新的研究观念和视角,其实践限度亦应引起我们深刻反思,因为在适用的有效性之外,它们还会带来新的理论风险和实践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