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阶段论和复盘视角的战略决策模式研究 ——联想集团国际化战略的能力追赶

中国企业战略管理的实践正在挑战传统智慧,作为后发企业,中国企业在短短30年里即实现了有效的“能力追赶”。那么,中国后发企业是如何在如此复杂的制度环境下实现能力追赶的？本文通过对联想集团如何运用东方智慧成功实现“蛇吞象”的纵向案例研究,展现了复盘作为其独特战略决策模式的价值和意义。具有中国智慧特色的联想复盘既是有效的组织学习机制,又是保持战略柔性、应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挑战的重要条件。联想的经验甚至成为哈佛MBA的教学案例,最终实现“中国价值观”和“中国方法论”的输出,联想这种独特的战略决策模式,对后发企业的能力追赶和中国本土管理模式的创建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双元学习与中国后发企业的技术追赶:国际化程度的调节效应

通过选取跨国经营的中国制造企业为样本,采用问卷调查和多元回归分析,研究发现双元学习对中国后发企业技术追赶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国际化程度对二者关系有显著调节效应,即国际化程度越高,双元学习对技术追赶的正向作用越强。研究结论深化了国际扩张背景下双元学习与后发企业技术追赶的关系,同时为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的追赶实践提供了启示。     

“海归”高管与企业技术创新

近年来,有学者尝试沿袭高阶梯队理论逻辑,探讨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海外经历与企业创新决策之间的关系。但是,“海归”高管如何对企业创新产生积极作用却鲜有相关实证研究。尤其是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企业作为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众多积极主体之一,“海归”高管的双重社会资本优势如何在创新激励中发挥作用,其人力资本价值走向引领创新驱动发展的投放方式,值得深入研究。文章基于高阶梯队和社会资本理论,从企业技术创新的研究视角探讨了高管“海归”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和机理,检验了企业产权性质对二者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以及资源松弛状态在二者关系间的中介作用。在“海归”高管与人力资本优势、与企业创新投资等理论分析基础上,提出三个研究假设：与本土高管相比较,关于企业的研发投入,“海归”高管的意愿性更强;与国有企业相比较,民营企业中“海归”高管对研发投入的积极作用表现更明显;资源松弛在“海归”高管和企业创新之间存在中介效应,“海归”高管增加了企业资源松弛度,进而提升研发投资水平。通过WIND数据库和CSMAR数据库,获取2008年至2016年期间深交所和上交所的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并设定5个研究模型分别用以度量“海归”高管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检验“企业产权性质”对“海归”高管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检验“企业资源松弛度”在“海归”高管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海归”高管与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且效果十分显著。企业聘用“海归”高管后,R&D投入显著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显著增强;与国有企业相比较,民营企业中“海归”高管的积极研发投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效应更明显;“海归”高管通过增加企业资源松弛这一中介路径推动提升R&D投资水平,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进一步回归分析表明雇佣“海归”高管的企业,其企业技术创新水平显著高于没有“海归”高管就职的企业,企业“海归”高管在高管团队中所占比例越大,越能够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研究还发现,相较于“海归”高管早期在海外求学的经历,其海外工作的经历对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效果更明显。研究结论从企业创新的视角揭示了“海归”高管的创新驱动引领作为独特的人力资本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并从企业自底向上的维度提出了我国积极引进海外人才的发展策略。     

高管团队断层线对企业绩效的非线性影响——基于高管团队互依性的研究视角

如何更有效地管理高管团队断层线以充分整合团队认知资源是战略领导权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议题。但是,鲜有实证研究分析高管团队断层线与团队结构互依性（TMT in-terdependence）共同作用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本文通过定量分析的方法探究了高管团队断层线与企业绩效的非线性关系以及团队互依性对二者关系的调节影响。数据分析表明,不同类型的高管断层线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存在差异,其中任务相关断层线与企业绩效间呈现倒 U 型关系,而社会分类断层线与企业绩效间呈现 U 型关系。数据分析还表明,高管团队横向互依性（Horizontal Interdependence）和纵向互依性（Vertical Interdependence）会正向调节高管团队断层线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显著提升任务相关断层线的积极效应。本文的研究对优化高管团队结构和提升团队运作效率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中国情境下的企业高管与商业模式创新:来自元分析的证据

随着商业模式创新在业界成为流行词汇,管理学领域也逐渐将其作为研究重点.高管对商业模式创新有着重要影响,但现有文献对此却存在模糊性认识.高管在商业模式创新中到底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本文整合现有基于中国企业样本的实证研究,运用高阶理论、认知理论、资源基础观和行为理论等,从特质、认知、资源-能力和行为四个视角出发,采用元分析技术探讨高管与商业模式创新的关系.研究显示,高管是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其中高管团队异质性、高管团队任期异质性、高管认知能力、高管企业家精神、高管社会资本、高管机会识别能力、高管行为整合、高管跨界行为正向影响商业模式创新,而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教育水平异质性、高管先前经验等变量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不显著.     

合作生产赋能农村环境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机制探讨——基于四川省D镇巷道环境整治的案例研究

农村环境公共服务有效供给是实现乡村生态振兴、推进共同富裕进程的基础。实践中农村环境公共服务供给面临着“国家悖论”下可及性短缺、内生性微弱、持续性不足等多重有效性困境，亟需“国家-社会”共同在场的机制创新以应对。通过对D镇实践的个案分析，发现作为赋能型供给工具的合作生产成功实现了对巷道环境的“良善治理”。其机制展现为：利用合作决议构建基于共识的供给价值场域，在推动纵向与横向价值关系整合与责任关联的基础上，激活主体参与供给的内生性动力；通过合作交付对服务资源开展结构化、捆绑利用和信息共享，实现资源有序编排格局，从而提升服务供给的可及性；通过合作管理创设“治理剧场”，将合作供给行为延伸至日常生活，实现服务供给成果的可持续性治理。研究启发实践应强化组织引导和行为助推，加强资源赋能与协作交付，推动制度嵌入与惯习塑造，从而实现农村环境公共服务有效供给。     

企业扶贫行为中的高管动机：“政治责任”还是“情感共情”——兼论管理自主权的调节作用

【目的/意义】在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过程中，提高企业扶贫积极性是推进产业扶贫和落实产业兴旺的关键，是接续推进乡村振兴政策设计的重要抓手。【设计/方法】利用沪深A股上市企业2016～2019年精准扶贫数据，深入“过程黑箱”，揭示企业高管团队扶贫决策动机。【结论/发现】（1）高管扶贫决策存在明显“政治责任”和“情感共情”动机，管理自主权的调节作用在政治和情感动机中存在显著差异。（2）当企业高管的扶贫决策源于“政治责任”动机时，若企业内部财务冗余丰富、盈利能力较强，会促使高管加大扶贫投入；而外部制度环境则不影响高管“政治责任”动机和企业扶贫投入的关系。（3）当企业高管的扶贫决策源于“情感共情”动机时，管理自主权调节作用无效，即高管纯粹因内心情感而产生的扶贫意愿不易被内部资源和外部制度环境等权变因素动摇。     

数字供应链：应急管理能力提升的一种新思维

现代供应链的流程优化、绿色供应链的战略意识与数字供应链的精准治理是目前研究供应链的三个层面。数字供应链作为一种智能化的精准思维,能够通过确切数据计算更好满足用户需求与治理需要。数字化转型中,需要管理者继续“舞动”供应链来有效应对各种显性与隐性风险。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突发事件,都可以从数字供应链思维中寻找到新的有效的应对方法。工业化时代借助结构化数据和纵向科层制实现科学管理;信息化时代通过处理半结构化数据和网络化组织进行实时控制;数字化时代依托非结构化数据分析等数字治理技术克服信任危机。智能革命态势下,管理者需要通过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提高危机前置化处理水平,提升应急管理能力,推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党政、国企与民企高管团队组成和运作过程比较

该研究在高管团队人口统计特征研究的基础上,加强了对高管团队成员价值观的研究,并对团队运作过程进行了深入探索,揭示了高管团队成员特征和运作过程与绩效的关系。研究对党政、国企和民企三类组织的高管团队的组成和运作过程进行了横向比较,发现三类组织的高管成员仍偏向人力成本观和以环境和资源作为发展代价的观点;他们一方面对组织有很强的主人翁感,另一方面,现实地将身体健康和家庭幸福作为首要的人生价值观;党政领导团队的集体决策程度和高管团队有效性低于两企业的高管团队;三类高管团队长期绩效的动因模型各有特点。研究通过横向比较,揭示了组织背景对团队成员的价值观、对高管团队的组成特征、运作过程和绩效表现的影响。     

中国企业"隐性能力"对其"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影响分析

基于双元认知能力和平衡管理能力研究我国企业国际化的“隐性能力”。借鉴传统经济学理论和“过程”理论研究企业国际化的思路方法,构建双元认知能力影响模型。对江苏省国际化企业进行抽样调查和实证分析,重点研究认知能力中的中国传统辩证思维与“中和”平衡管理方法对我国企业国际经营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高管的双元认知能力对企业国际化的广度和深度具有正向影响,并且对企业国际化绩效产生直接和间接影响;拓宽企业国际化的广度和深度有益于国际化绩效提升。     

后发企业如何应对竞争诱发的组织危机？——基于华为追赶经验的探索性案例研究

后发企业在追赶进程中时常由于竞争而受到外部竞争者的针对性威胁,甚至陷入组织危机,然而现有研究并未对此现象予以足够的重视。通过对高技术公司华为在知识产权竞争力发展过程中的主要危机事件——华为与思科诉讼案的深入调查,研究发现：在外部竞争者威胁与内部竞争力缺陷的联合作用下,后发企业易陷入组织危机;通过系统地扫描和分析内外部环境来感知和准确识别外部竞争者威胁（敌对竞争行为）和内部竞争力缺陷是危机管理的基础;适当地运用合作与竞争手段可以帮助后发企业减缓外部威胁并更好地抵御危机,从而为企业赢得良好的发展空间;系统的组织变革是提升组织竞争力、降低危机发生可能性的根本手段。     

战略创业视角下商业模式的演变机理研究

战略创业将当下优势利用与未来机会探索结合起来,对商业模式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战略创业影响商业模式演变的机理有待进一步研究。研究表明,在不同外部环境和内部资源的情境下,企业会选择不同的战略创业导向,并采取相应的资源编排行为,形成不同类型的商业模式。具体而言,随着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提高和内部资源的积累,企业依次表现出强利用—弱探索、强探索—弱利用和强利用—强探索的战略创业导向,经历拼凑式、整合式、协同式的资源编排过程,进而呈现出利用型、探索型、双元型的商业模式演变路径。     

高管权力、薪酬操控与债权人利益——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人力资本是现代企业的关键资源,薪酬制度是发挥人力资本优势的主要激励手段。然而,薪酬制度往往会受到企业高管操控,对债权人利益造成负向影响。通过抽样选择,对2 209家进行联贷的上市公司研究发现:（1）当高级管理人员拥有较大决策权时,公司决策更易表现出独裁性特点,难以体现集体决策的多元化优势,经理人容易操控与自身相关的薪酬制度。（2）经理人权力可能提高决策失误率,引发企业绩效不稳定,导致企业信用评级走低,长期债务比例更高,而债权人也将要求公司提供更高的风险溢酬。（3）企业决定举债期限系以避免遭受破产清算危机为主要考量因素。     

借和谐理念的东风加强家庭企业的诚信建设

诚信,是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是和谐社会六大要素之一;诚信,是家族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不可或缺的社会资源.但目前家族企业受诚信资源缺失的影响,难以融合信用资本、管理资本,难以向现代企业管理方式转变,陷入困境.而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科学论断,是视诚信为其本质特征的.因此,我们要借中央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股东风来加强家族企业的诚信建设.     

高管双重“农村烙印”如何影响了企业债务融资？

基于烙印理论的分析框架,实证研究了高管的农村经历对企业财务杠杆、债务期限结构以及债务成本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农村经历会给高管带来双重烙印,即认知烙印和能力烙印。具体表现为:（1）农村经历会通过降低高管风险偏好和过度自信程度来降低企业的财务杠杆和长期负债水平;（2）农村经历会通过提升高管所在公司的盈余质量和企业社会责任水平来降低债务成本;（3）高管农村经历降低企业债务成本的效应在融资难的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     

管理者注意力研究:一个最新综述

理解组织如何配置并管理其决策者的注意力是预测和解释组织行为的关键。以往研究把管理者注意力定义为组织的决策者对议题及其解决方案的觉察、编码、解释并集中投入时间和精力的过程。管理者注意力通常有三种类型:注意性洞察、注意性施加和注意性选择。测量管理者注意力的主要方法是内容分析法、问卷测量法和案例研究法。研究注意力的结构、过程和结果常用到五类元理论:企业行为理论、管理者认知、议题营销、企业注意力基础观和注意力生态观。已有实证研究表明,管理者注意力影响企业的创新、创业、战略决策和国际化等行为。纵观以往文献,管理者注意力的研究尚处于前范式阶段,许多重要的问题尚待未来研究给出满意的回答。     

经济全球化的企业发展战略--日本企业研究开发的历史、现状与启示

各国的企业发展史告诉我们 :技术进步不仅能够开发新产品和开拓新市场、扩大企业的发展空间 ,而且还能够通过改良原有的生产方式和技术关系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技术进步的实现 ,关键在于企业必须进行研究开发。同时也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保护。着重分析总结日本企业通过研究开发实现技术进步的历史过程和现状 ,以期对我国现阶段的企业发展有所启迪     

产业政策与贸易摩擦——从美日贸易摩擦到中美战略经济对话

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中国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后发国家由于产业结构升级而与原有发达国家产生贸易摩擦,这是正常的现象。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后发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产业政策”作为一种人为因素,成为了贸易摩擦中争论的焦点之一。支持贸易和产业政策的一种重要理论就是战略性贸易的理论。本文将从总结战略性贸易的有关理论支持开始,先回顾日本高速发展时期的产业政策和随之而来的美日贸易摩擦,再对比中日的相关情况,最后对中国的产业政策和贸易摩擦问题得出结论,即：中国现阶段的目的是“追赶”而非“争夺”,只有认清这一点,才能够在制定产业政策的过程中抓住机遇,把握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