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农业制度供给和变迁的分析

一、制度供需均衡和制度变迁的一般分析制度供需均衡是指制度供给满足制度需要的均衡点。在制度供需均衡时 ,制度供给者没有制度供给的愿望 ,制度需求者也没有需求的冲动。制度供需均衡又简称制度均衡 ,处于均衡时的制度就称为均衡制度。它有两个层次涵义 ,一是中央政府的制度供给满足地方政府、微观主体的制度需求 ,二是地方政府制度供给满足微观主体的制度需求 ,在制度均衡时不存在制度供给不足 ,也不存在制度供给过剩的现象。制度供需均衡是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偶然现象。诺斯认为制度变迁是一个制度不均衡时追求潜在获利机会的自发交替过程…     

转型时期中央与地方制度创新分析

中央与地方在制度创新上的利益冲突日益表面化。地方政府面对制度不均衡和创新利润时,要实现中央与地方共同推进制度创新的合作,才能使双方都获得利益。本文分析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博弈,认为解决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利益冲突,实现制度创新的出路在于不断完善我国当前有关的体制、机制和法制建设。     

考虑利他偏好的南水北调水资源供应链生态补偿契约决策

基于南水北调水资源供应链，构建政府补偿与市场化补偿相结合的多元生态补偿机制。假定水资源供应链中各成员具有利他偏好，对比分析利他偏好下中央政府实行断面水质补偿机制与水资源保护成本补偿机制的效果。结果表明：调水工程水资源供应链中水质、水价、消费者剩余与水资源分销商的利他偏好水平正相关；中央政府纵向补偿与地方政府横向补偿对水质提升均有促进作用，利他偏好下受水区的效用会随着水质的提升而提升；转移制度契约可缓解市场化补偿机制下供应链各成员决策的双重边际效用，改善水资源分销商“搭便车”行为，促进供应链总效用和消费者福利提高。     

论地方政府在制度创新中的作用

我国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及生产力的层次性特点为地方政府进行制度创新提供了生产力基础,体制改革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于事权、财权的划分使地方政府的创新活动有了其一展拳脚的制度空间.具体地,地方政府在制度创新中的作用包括:作为一个重要主体参与创新、克服并缩短制度创新中的时滞、制度创新成本外在化的补偿及促进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协调发展.     

晋升机制下地方政府官员的行为——一个与中央政府(官员)博弈的实证分析

地方政府官员与中央政府(官员)在不同制度组合中进行博弈,选择适应性行为.而正是这种行为最终影响其能否获得中央政府(官员)的晋升认可.     

制度安排与房地产市场效率

制度是影响市场效率的重要因素,制度经济学从产权、交易成本(制度成本)、制度变迁的角度探讨了制度对提升市场效率的作用。我国土地制度经历了从非商品性质到具有商品性质有偿使用、再到规范土地利用、保护耕地、注重土地永续利用的变迁过程。我国住房制度经历了从住房实物分配到住房商品化,再到住房分配货币化的变迁过程。我国房地产制度的变迁过程、以及变迁过程中合意的制度设计、合理的产权设置都提升了房地产市场效率,但由于制度的不完善、不规范,市场效率的正常提升受到一定制约。实行土地年租金制、改革农地征用制度;明晰住房,特别是公有住房的产权关系;完善税费收缴制度、住房金融制度、住房保障制度;建立、健全房地产市场预警机制;规范交易制度,加强市场主体的诚信建设是提升房地产市场效率的制度创新。     

中国高等教育评估制度变迁的回眸与前瞻——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

高等教育评估制度变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受到关键历史事件和社会矛盾转移的综合影响,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不同的内在逻辑和特征。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的高等教育评估制度变迁历程的分析发现,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制度主要经历了制度变迁生成、制度变迁启动、渐进性制度变迁和断裂性制度变迁4个阶段。受自我强化的学习效益、高昂的制度退出成本和制度转换的适应性障碍等路径依赖因素影响,高等教育评估制度变迁呈现渐进式和断裂式交织的改革特征。高考大扩招之后的质量问责意识觉醒和基于管办评分离的第三方评估机制引入是制度变迁的两个关键节点。经过诸多的改革突破和制度重构,现阶段我国已经形成从政府强势主导到社会组织、高校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现代化评估制度新格局。面向未来的发展矛盾转型,推进高等教育评估制度改革应紧抓制度变迁关键节点,加快构建基于法治的多元化评估制度;重视制度变迁的理念共识,凝聚高等教育评估制度变迁合力;加强评估制度的国际化和本土化对话,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评估话语体系形成。     

基于Logit模型的中国城镇家庭住房产权的影响因素分析

住房制度改革导致了住房自有率增加。根据中国六大城市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0.095%抽样数据用Logit模型分析了影响城镇家庭住房产权的因素。表明转型中国城镇家庭住房产权选择受到了制度变迁、地区差异和家庭社会经济特征的影响。     

浅谈住房公积金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按照我国住房体制改革设计的产品，现在某些地方公积金管理出了问题，更应该反思的是住房制度问题。我国住房制度存在的问题不是简单的执行过程中的问题，不仅有监管过程中的问题，更存在方向上的缺陷。本文将在分析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探讨解决对策。     

政府与市场的行为角色在高科技创业中的变迁

制度环境是转型经济的一个重要变量,深刻影响着我国高科技创业的发展过程,我国高科技的创新和创业活动经历了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我国高科技创业制度变迁的历程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进一步地,政府与市场的行为角色在高科技创业中经历了缺位、合辙、越位、契合四个阶段。本文从理论上探讨了上述两种制度安排方式在高科技创业发展实践中的作用。     

建立完善的城镇住房公积金资金筹集渠道

我国现有的城镇住房公积金制度发展非常快，但是，远远不能满足城镇职工住房需求，必须拓展城镇住房公积金资金筹集渠道，努力提高城镇职工的住房消费水平，开辟住房市场，使住房建设成为我国新的经济增长点。     

浅谈对住房制度改革的思考

本文对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城镇广大职工房屋分配制度的利弊进行了认真的反思与剖析，同时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九届全国人大会议后，城镇广大职工住房制度改革进行了新的思考，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地方政府在民营化路径分岔中的行为研究

在特定经济背景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边际产出效率和组织效率之间的差异，是民营经济地区间发展差异形成的关键因素，它影响到地方政府的意识形态偏好并制定相应的扶持政策，从而使不同地区的民营经济发展出现路径分岔．重庆市民营经济近年发展很快，但与浙江等经济发达地区相比，还存在一些差距．着眼于民营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内在关系与作用机制，考查地方政府在民营化路径分岔中的行为作用，以期得出对重庆民营经济发展有益的政策建议．     

我国民间金融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问题研究——以温州金融改革为例

诺斯开创的路径依赖为研究民间金融制度变迁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分析视角。本文基于路径依赖理论。以温州金融改革为例对我国民间金融制度变迁进行分析，构建了民间金融制度变迁路径依赖问题分析框架，要克服路径依赖应该从政府参与、征信体系建立和多种制度安排三方面入手。     

基于社会治理视角下的政府主导型土地流转性质

基于城市部门急剧扩张造成城市建设用地供给不足,地方政府依靠暴力获得土地的征地行为成为诱致官员腐败和诸多社会维稳事件.这种地方政府的越位行为与中央政府监管的缺位行为不仅引发政府资源配置的错位,而且引致诸多社会治理问题.因此,客观评估当前政府主导型农地流转绩效就成为落实中央流转政策,依法捍卫小农利益,促进社会稳定的前提.首先回顾了政府主导型土地流转制度的历史渊源与时代变迁;其次分析了政府主导型土地流转路径与特征,并从交易成本视角论证了中央政府对此产生的治理绩效;最后提出规范地方政府行为、提高农地流转绩效的对策.     

我国住房公基金制度的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推行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多年来,随着国家加强了对住房公积金的管理,各地住房公积金制度逐步走上了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但同时我们更应注意到,住房公积金制度全国运行中存在一些突出问题：覆盖率低、使用率低,沉淀资金数额巨大;发展不平衡;住房公积金管理决策制度不健全,决策主体不明确等,解决这些问题成为目前完善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的首要任务。     

浅谈住房公积金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发展策略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公积金在加快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完善住房供应体系、改善中低收入家庭居住条件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住房公积金事业在短短10多年期间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存在着发展不平衡、管理不规范等问题。住房公积金应进一步规范管理，朝着制度化、法制化、大众化、证券化的方向发展。     

地方政府属性与保障性住房建设

保障性住房关乎国计民生,同时也是民众所关注的热点问题。保障性住房政策的推动对于缓解住房供需矛盾、改善城镇居民居住条件具有重要作用。近几年来中央政府不断推进保障性住房的进程,加大保障性住房的投资力度,但地方政府并没有给予足够重视,政策执行效果中大打折扣。文章从地方政府的属性着手,分析其在保障性住房建设中不作为的原因,寻找刺激地方政府积极投入保障性住房建设的方案。     

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的制度重构

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是独具地方特色的政策过程,其受地方GDP考核的影响,与地方经济发展相关联。结合我国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的特点,从健全法律制度、完善政策监督机制、加强公务员制度建设、建立长短期效益相结合的绩效评估制度等四个方面,重构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的制度路径,以期提升地方政府政策执行效率,确保政策目标与政策效果的一致。     

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的演化研究

中国的金融制度伴随着金融改革的深化,由于“国家悖论”、政府效用函数最大化以及政府偏好序列的约束,及各个既得利益集团为获取制度租金而采取的博弈,使政府供给主导型的强制性金融制度变迁具有强势路径依赖的特征,锁定在低效状态。要退出中国金融制度锁定,必须引入新的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实施动态的制度变迁,从而达到高效的路径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