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法治图谱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是依法而为的治理,国家治理体系体现为法治体系,国家治理能力意味着法治能力,相应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表现为法治体系和法治能力的现代化。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新时期,国家治理之法治图谱的描绘必然能有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公共协商视阈中的公共治理运作机制研究

自公共治理理论提出以来,公共行政学界对于"什么是治理"还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分歧。因为学界无法在"什么是治理"这一问题上达成基本共识,进一步导致了对"如何进行治理或治理是如何被组织起来"在制度层面的研究更少,如果不解决治理本身如何进行运作这个问题,那么治理只能停留在设想甚至是理论层面。根据哈贝马斯的协商理论,可以认为公共治理本质是一种交往行为,因此,公共治理的各主体应以公共协商为基础,增进理解、达成共识,建立起一种公共治理的网络式合作机制,以达到公共治理的目标。     

西方公共治理理论体系的构建及对我国的启示

西方公共治理的五大前沿理论有共性也有差异,这种差异性并非是对立之存在,而是互补之存在。新公共服务理论在理念层面上,突出服务理念;网络（化）治理理论在治理结构方面,强调网络结构;整体性治理理论在治理方式方面,提倡整合或合作的治理方式;数字治理理论在治理工具方面,主张大数据技术或智能化治理;公共价值管理理论在治理目标或使命方面,认为创造公共价值将是未来的方向。因此,我们应将治理的理念、结构、方式、工具、使命等层面的优势整合起来,构建西方公共治理理论体系,发挥出整体优势,理论群优势。这一理论体系的构建既能反观我国当前的治理背景、设计出合理的治理方案,又能在理念、结构、机制、工具、目标层面启发我国国家治理体系构建。     

大数据背景下地方政府治理工具创新与选择

政府治理工具是指参与治理的各主体为了解决公共问题,实现一定治理目标,而采用的可辨别的行动机制或策略。地方政府治理工具的创新与选择对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有着关键作用。大数据为地方政府治理带来挑战,传统治理工具逐渐失去了治理效应,但同时大数据也为地方政府治理工具创新提供了空间和路径,整体性工具、网络化工具、契约化工具等成为大数据时代治理工具创新发展方向与选择。根据不同治理工具特征,针对不同治理目标、制度环境、行动者等制约因素,可以对地方政府治理工具进行评估与最优化选择。     

中国治理现代化中的制度之“重”和制度之“治”

当代中国治理现代化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内在的逻辑。从治理类型来说,包括政党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等方面;从治理内容来说,包括政治治理、经济治理、文化治理、社会治理、生态环境治理等领域;从治理关键来说,则更加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治理现代化中的主导作用。制度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内容,制度执行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集中体现,制度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要素。当代中国治理现代化中的制度之"治",突出体现在三大总体任务上:一是坚持以人民为基础巩固和完善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巩固和完善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的政府治理制度体系;三是坚持以人民为依托巩固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体系。     

风险社会中的专家体制:困境与出路

风险社会的来临,要求我们反思基于专家体制的决策风险及其发生机制。专家体制困境的重要根源在于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权力分配的结构失衡,因此,从结构层面上来说,专家体制的出路是走出“政治技术化”路径下国家中心主义的治理危机,纠正政治权力对决策过程的过多干预,通过建构国家治理机制、市场治理机制与公民社会治理机制之间的均衡治理网络,实现专家体制合理有效的权力分配。随着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小政府、大社会”目标的确立,政府与科技、商业、公共领域之间的关系都在重新界定与建构的过程中,专家体制也在不断改变其决策行动框架,降低决策风险。     

国家治理体系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关系到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政府治理水平的提升,关系到政府与市场之间功能与地位的调整与理顺,因而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一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背后体现的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取向,那么在理论逻辑上是要以新公共管理理论、政府治理、第三方治理和多中心治理理论为理论基石。目前,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还存在着范围不清、关系不顺、法律不健全的制度现实,因而必须构建科学规范的现代化的政府购买服务制度和配套制度体系,以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现代化。     

当代城市问题挑战传统城市管理

传统城市管理是以政府为唯一主体的公共管理 ,它在管理的方法和手段上表现为权力控制、行政命令、制度约束 ,非人性化的管理相当突出。在当代 ,它不仅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城市问题的挑战 ,而且承受着全球化和信息技术发展的压力。告别传统城市管理 ,走向由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公共部门与私人机构、国家与市民社会互动合作的现代城市治理 ,是人类维持城市发展和满足自身需要的主动选择。由治理而“善治” ,是一种理想的城市管理模式选择 ,是各国城市改革所应追求的目标。     

媒介化治理：作为正在兴起的研究范式

媒介化治理作为一种正在兴起的范式受到学界关注。从本体论看，媒介化治理指在多元主体构成的治理网络中发挥媒介重要性的长期过程，其理论思想主要来源于媒介化理论、发展传播学和公共治理理论；从认识论看，媒介化治理的核心研究议题涉及媒介在治理网络中的角色功能、场景构建、方式手段、运作机制和效能评估等方面；从方法论看，媒介化治理研究涉及批判主义研究方法、量化研究方法和质性研究方法。媒介化治理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双重动力下，将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跨学科研究新领域。     

政府社会治理现代化：现实挑战与政策选择

政府社会治理现代化意味着治理目标现代化、治理手段现代化和治理方式现代化。其价值在于促进政府的政治合法性,提升社会治理整体水平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我国政府社会治理现代化面临着三个方面的挑战：一是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多元化利益诉求的挑战;二是新兴媒体发展带来的民主政治诉求的挑战;三是工业化、全球化及风险社会带来的挑战。为应对挑战,政府应当做到：更新管理理念,转变政府职能;培育社会组织,加强合作共治;完善公共财政体制,促进公共服务提供;完善公务员制度,引导公务员转变观念和行为;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构建科学高效的社会安全体系和社会风险预警机制。     

整体性治理视域下的精准扶贫研究:基于福建省下党乡的调查

精准扶贫是中国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的系统工程。整体性治理理论强调依托信息技术手段,构建政府、市场、社会的协同机制,向公民提供无缝隙服务。从理论层面看,精准扶贫目标的靶向性、过程的整体性、主体的多元性以及执行的技术性契合了整体性治理的目标导向机制、信息技术机制、协调整合机制。从实际操作上看,整体性治理理论在福建省下党乡的精准扶贫中得到了有效检验:通过意识整合、主体合作、技术支持构建了精准扶贫的目标体系、协同机制、服务平台。然而,在反贫困治理情景中依然存在着行政内卷化与主体性认同偏差问题。这决定了今后的反贫困治理既要立足制度层面,建构多维度的贫困治理机制;又要考虑价值层面,重塑反贫困治理的主体性认同。     

党内法规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方式

党内法规制度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重要制度,党内法规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当代中国的治理事实。价值一致性、政党中心主义治理模式、宪法和社会主义法治传统为党内法规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正当性、合理性和法理的理论支持。就国家治理现代化而言,党内法规制度发挥着政治保障、制度整合、提升参与者素质、完善治理能力等功能。信息汇聚机制、过程实施机制和适应性调适机制是党内法规制度实现治理功能的具体方式。党内法规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治理现代化普遍要求在中国国家治理模式中的特殊表现。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出发,完善党内法规制度既是国家发展的时代要求,也是中华民族复兴历程中的历史任务。     

公共治理:经济法治理范式新选择之可行性分析

公共治理强调作为元治理作用的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企业、公民等多元主体形成互动性的治理网络,以共同参与、平等对话、民主协商、互动合作的方式来应对和处理社会公共事务,以期实现社会和谐发展和公共利益最大化.公共治理与社会整体利益存在的勾连关系表现为:公共治理实质上是政府让渡部分权力给公民社会,联合政府——市场——公民社会等具有多元利益需求的互动性的治理网络,通过“共治”的网络合作管理模式,促成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公共治理提供了两种层面上的思维性资源,一是实现主体上的多元化,二是干预手段上的柔化.将公共治理引入经济法价值目标的实现过程,其目的是为实现经济法的价值目标——社会整体利益提供一种新的分析框架和全新的治理范式.     

公共治理中的责任结构分析

公共治理的责任结构是指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在治理体系中的功能和角色。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作为公共治理行动体系最重要的组织化行动者,它们之间的责任关系对于治理的成败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这种责任结构通常意味着三个方面的内涵:即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行动的限度和范围,以及为确定的目标选择合适的治理工具;行动者的角色定位,即三者相互之间的权力与支配(或被支配)关系;行动者尤其是政府必须为其行动及其后果承担责任。     

当前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之理性审视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首要的是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新常态下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对改革发展全局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并对准确把握新常态下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丰富内涵有着重要意义.在当前,我国基层治理出面临来自执政党自身方面(治理主体)、施政主体——政府、新兴媒体治理层面等方面的挑战.在新常态下要强化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城乡基层社会治理机制方面的构建理念.要明晰城乡基层社会治理机制、治理要素结构和推进路径,推动基层政府的自身建设,提升行政治理能力;同时要突出前沿研究,坚持问题导向.提升我国基层社会现代化治理能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提供稳定的社会基础.     

国家治理现代化：缘起、实践及整体框架

国家治理是政府等治理主体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维度上运用权威配置资源、维持秩序的一个过程,它具有过程性、协调性和持续互动等特征。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     

乡村技术赋能: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策略选择北大核心CSSCI

乡村振兴战略正以蓬勃之势在国内广泛推行,探索如何实现乡村有效治理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议题。本研究从赋能理论切入,侧重于乡村技术赋能研究,旨在深入剖析和挖掘乡村技术赋能背后的运作机理,从而助推乡村实现有效治理目标。尽管现阶段技术在对乡村赋能时也面临个人技术赋能层面的观念困境与文化困境、组织技术赋能层面的参与困境与组织困境,以及社区技术赋能层面的制度困境与结构困境,但是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引导下,利用现代技术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已是大势所趋。为促进乡村技术赋能,实现乡村有效治理,未来可以从个人技术赋能层面增强自我发展能力、组织技术赋能层面构建多元共治格局、社区技术赋能层面完善制度结构体系,以此促进乡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国家能力视角下的政府内部控制体系构建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政府内部控制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以及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建立健全政府内部控制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以福山的国家建构理论和王绍光国家能力理论为基础,可建立基于国家能力视角的政府内部控制框架。该政府内部控制框架包括三个层次的目标定义:基础性国家能力目标、国家公共管理能力目标和国家治理能力目标。在该体系中,政府内部控制要素同样包括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以及对控制的监督。政府内部控制的范围除了涵盖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财政内部控制和预算管理之外,还应该包括政府部门一般业务的内部控制。     

公共治理视角下弱势群体话语权的保护

公共治理,意味着政府不再是唯一的治理主体,社会组织和个人也发挥着应有的作用。在当前的治理过程中,我国弱势群体话语权制度保障不健全、话语权社会载体不力、话语的正当渠道不畅,进而制约了公共治理的实现。切实保护弱势群体的话语权需从四个方面入手:创新社会管理理念,建设服务型政府;完善公共治理机制,协调利益矛盾;完善多中心治理,推进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加强弱势群体主体意识教育,提高其政治参与积极性。     

比较视域下国家能力建设的历史渊源、制度逻辑及中国贡献

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的传播放大了不同社会制度、文明体系之间的差异性,同时也加剧了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和意识形态分歧。各政治行为体对国家和政府责任的价值认知对于其权力组织、制度框架和治理结构产生重大影响。以国家能力作为切入点考察和比较中西抗疫模式差异背后的历史渊源和制度逻辑,它在政治价值基础、动员组织能力、体制吸纳能力、制度韧性等方面分别表现为理性政治与德性政治、紧密型社会与松散型社会、权利本位与家国一体、最小化政府与积极国家等诸多差异。疫情暴露了西方政治理念误区和制度性缺陷,构建有利于全人类发展的治理体系成为核心议题。中国可以为解决人类难题提供有益的思想启示和制度资源：一是强化责任政治逻辑,重新思考和界定国家的角色和功能;二是增强内聚力,重建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连续性和有机性;三是创新上下互通的协同网络,提高基层社会治理效能;四是增强协同应对危机意识,推动构筑全球治理新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