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文化中的情理交融现象形成原因分析

中国法文化伴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了数千年,在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那便是在利用法律这一强有力的工具的同时,极力主张以传统道德为支撑,使法与道德交相呼应、各司其职,从而形成了令世界为之震撼的超稳定社会结构。在强调法律与道德并用的精神指导下,中国法文化不可避免的出现了情理交融的现象,而这也成为其一大特色。近代以来虽然由于国家的衰落,中华法系最终解体,并且随着西方法律原则与精神的传入,法文化的面貌为之一新,但数千年传统的惯性也以不可阻挡之势继续发挥着强大的影响。在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探究中国法文化中的情理交融现象,对正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将可能带来某种启迪甚至是方向的指明。     

论西方的自然法理论

什么是自然法?自然法就是正义和自由,是根据自然本性的要求规定的法律。自然法要求达到个人自由和社会和谐的统一,其本质是法律意义上的人与人、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统一。它具有理性价值、正义价值和法律价值。自然法在整个法学思想发展中有三种重要作用:一、原则化,即为制定法提供一个道德原则和标准,以指导和约束人为法的制定和实施;二、正义化,即为制定法提供一种价值理性的正义性基础;三、推动性,即推动法律思想和法律规范的发展,创造新的法律和新的社会秩序。     

道德法律化:一个虚假而危险的命题

针对我国社会转型期道德水平整体滑坡的现状 ,有学者提出了“道德法律化”的应对策略。这种主张混淆了道德与法律的本质区别 ,在逻辑前提上存在着无法弥补的漏洞。从事实层面上看 ,“道德法律化”是一个虚假命题 ,是对“法的法律化”的误解 ;从价值层面上看 ,这一命题隐含着道德标准绝对化和道德约束强权化的倾向 ,对社会道德生活存在着巨大的潜在威胁     

"礼法"同体与"天人"合一

传统中国社会为一身份社会、伦理社会、家国同构的社会。从当代法律解释学这一视域出发,结合传统中国社会之特质,传统中国具备不同于西法意义的“礼法”文化当属自然。传统中国人的“天人合一”、“一多相融”本体论哲学决定了传统中国法文化是“礼法”同体法文化。     

从二元论看法律与道德--《法学导论》的论述

拉德布鲁赫在<法学导论>中从实在和价值、现实和理想的二元区分角度去论述法律和道德的关系,突出了法律的确定性.道德和法律有联系,然而更多的是区别.一表现在法律的外在性和道德的内在性之分;二表现在法律的普遍性和道德的特殊性之分.而我国传统中道德和法律在管理社会的手段上的混淆导致法律的地位缺失和人治的形成.这种传统与我国政治现代化之间产生冲突.法律和道德的区分有助于解决这两者之间的冲突.     

论传统社会中以法辅德的方式和性质及历史走向

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法作为德之实现的辅助手段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它包括有三方面的内容：国家政策、皇帝诏谕和通常的法律。这三方面对中国传统道德的实践都产生过积极作用。但在传统社会中，由于法服从于德，亲情支配理性，使得法对于德的实现也产生过消极作用。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在德法关系的历史嬗变中所表现出的由离德到辅德的转变、德法合一到德法分立格局的形成以及由宗法伦理到公法伦理的过渡等特征，对在现代社会中如何处理德与法的关系以及实现法在道德价值现实化中的积极作用，有着积极的启示     

道德与法律的双向价值阐释

道德与法律并不是互不相涉的。从价值哲学角度看,法律对道德的价值表现在法律有助于道德规范、道德目标的认识、把握和落实,强化人们对道德的遵守;有助于人的德性养成;其对恶的惩治也就是对道德正气的弘扬,从而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而道德则是法律的前提和基础,它也有助于降低法律实施的交易成本;有助于法律的先进性程度的提高。     

从中国法文化角度透视宋明理学的政治社会作用变迁

中国法文化具有一些独特的方面,它以天人合一为运行目的,与道德密切相关,这些特点造就了中国古代社会特殊的法文化环境,影响着一些重要学术思潮的社会作用.宋明理学作为对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发挥重要影响的一种学术形态,它内部诸学派在政治社会中作用和价值的变化也与中国法文化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公务员加强法律理论修养的必要性和主要内容

适当加强法律理论修养有助于根除＂人治＂思想,建立现代法治观念,有助于全面提高公务员的法律素质和依法办事能力,这是增强党的依法执政能力的需要,也是加快推进法治进程的需要。当前公务员应当重点把握三个方面的理论问题：一是正确认识当代中国法的本质和功能;二是在法的价值问题上正确认识自由与秩序、公平与效率的辩证统一关系;三是正确认识和把握法治的实质。     

论市场经济社会法的民族化与国际化

在法制建设上有没有必要强调“中国特色”?近年来,不少法学学者对法律移殖问题和法传统现代化问题开展了热忱而广泛的研究.这两股法学热流的聚汇点无疑都是当代中国法的现代化问题,但无论哪一股热流都会在同一个问题上周旋,这就是法的民族性问题.比如,研究法律移殖问题时,首先碰到的就是被移殖的法律能否适应中国的“水土”;研究中国法律传统现代化的人首先关心的是如何保持中国特色.在发展市场经济的今天,当我们在研究法律如何面向市场经济面向现代化的同时,法的国际化问题也随之被提了出来.但是人们对法的国际化问题还存在着不少模糊的认识.     

论法律对道德的支持及其限度

法律支持道德的依据在于,法律不仅具有合道德性,还有优于道德的独特品质。法律对道德的支持是通过法的制定和法的实施来实现的,这是一个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的过程。法律对道德的支持是有限度的,主要表现为:法律支持道德的范围的有限性;法律重在规范人的行为,而不直接规范人的思想;法律的过度介入会削弱道德,遏制道德的发展。在实践中,我们应发挥道德与法律的综合整治功能,避免法律对道德的包办。     

论法律信仰与青年道德价值取向的互动机制

社会的转型与变迁导致社会环境、社会思潮乃至思维意识形态的不断嬗变,青年群体中法律信仰缺失、道德价值滑坡不断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严重影响青年成长。探究青年道德丧失、"有法不依"现象及生成因素,研究青年法律信仰与道德价值取向的互动机制,促使其成为有道德心和守法意识的人,从而有益其自身和社会的发展。     

发生学视野中的道德与法律关系再探

道德与法律是人类社会中两种主要的行为规范模式.从发生学的角度看,两者在产生、性质、功能、运行机制、价值目标等方面具有共性,而在人性预设、产生顺序与方式、权利与义务关系、调整对象范围与方式及其力量、社会作用大小等方面却有其个性.道德与法律具有多维互补的可能性与必要性.这无论是对于我国当前的法制与道德建设,还是治国模式的坚持与贯彻,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新时期中国涉外法律的发展

在今天的中国法律体系和运行机制中,涉外法律的活动已经越来越引人注目。涉外法律在中国的地位和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决不单是有这方面的实体法律规范这一客观事实后果所决定的。中国法的历史是悠久的,传统的遗产里,积累的经验中为何不曾象今天这样的多见涉外法律的因素呢?这虽然是法史学、法社会学探讨的专题,但专题本身要证明问题就是本文所想提示的——     

社会保障法的价值取向

法律价值是在主体人与客体法的关系中所体现出来的法律的积极意义或有用性。每一个部门法都有其自身的价值取向 ,以满足社会的某种需要。认为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价值取向在于社会安全、实质正义     

亲属间盗窃犯罪问题探究——由儒家到法治的视野跨越

亲属间盗窃犯罪问题是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都不能忽视的所在,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不但具有一定的学理价值,而且对于完善刑事法律,对于实现刑事法治的价值目标都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本文拟从新的视角考察,以中国法为主线,由传统的儒家法律思想对亲属间盗窃犯罪问题的考量到现代意义的法治理念对此的法理思考与制度设计,兼考域外相关理论与立法司法实践的积极效用,以期对亲属间盗窃犯罪问题作以新的解读与完善方面的思考。     

道德的法律审视——基于哈贝马斯的论述而论

当代思想家哈贝马斯借助其互为主体性的“交往理性”范式和商谈伦理学理论,以现代法律为主体(理性化和形式法)去审视道德这一主体:道德具有不可制度化、不确定性、不能稳定的可期待性以及不具操作性;而法律则不同,具有自治性、独立性(不可化约为道德)、可制度化、确定性、稳定的可期待性以及具有操作性.虽然“后现代性”视野中的道德不再是法律的基础,现代社会的法律不能化约为道德;但为了化解二者的紧张关系,他则从承载者交往理性的商谈原则出发,从程序主义的角度对法律的合法性进行了论证,实现了对传统论证方法的超越:法律与道德同源、互为主体、相互渗透、功能互补.哈贝马斯对于现代法律与道德关系的新推进,向我们昭示着——中国迈入现代社会的坦途只能走法治之路而非“德治”(人治)之路.     

试论道德对法律的支持

作为社会调控系统中的法律与道德 ,尽管各具不同特性 ,但二者又有着紧密的联系 ,法律的确立和实施都需要有道德的支持。笔者认为 :良法的价值基础源于社会伦理道德的普遍性标准 ;道德的柔性、内生性、自律性的规范特性与法律的刚性、外生性、他律性的规范特性正好优势互补 ;系统论的基本观点给道德对法律的支持作了最好的诠释。     

自然法发展的现代理路:作为正义的法律

传统分析法理学主要关涉到两个基本命题:第一是法的本质是什么;第二是法与道德的关系问题。而法理学经久不衰的问题之一是法律和道德之间是否具有直接的关系。坚信法律与道德之间没有直接联系的这些人,我们一般称之为"法律实证主义";而坚持认为法律与道德具有直接的联系的这些人,我们通常标示为"自然法学家"。在法律理论上的"自然法",按其发展路径理解它的意涵为:(1)有某种客观的道德真理;(2)这些道德真理至少部分地构成了法律作为真理的前提条件。     

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

在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进程中,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法主德辅"的原则。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关系,实质上是法律与道德、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在法理学和伦理哲学看来,法律与道德存在三种基本关系:道德的法律化、道德的非法律化、某些道德要求既可以法律化也可以非法律化。法律与道德、法治与德治存在诸多区别,但同时又有若干内在一致的地方,因此法治与道德是相互补充、相互作用、有机统一的。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看,实行依法治国实质上就体现了以德治国的基本要求;从法律与道德作为社会行为准则看,依法治国应当居于主导地位;从法治与德治的区别来看,法治应当发挥主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