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在风险对大股东获取控制权私利行为的影响研究——兼析部分控制权私利的合理性

在大小股东冲突框架下,基于大股东对控制权私利可持续性偏好,构建大股东获取控制权私利行为模型,研究了潜在风险对大股东获取控制权私利行为的影响及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对部分控制权私利的合理性进行了探讨。而后,利用研究结论给出一个控制权私利悖论的解释。研究表明:(1)因潜在风险(成本)的存在,大股东会谋取位于控制权私利容忍区间内的控制权私利,达到既能让自己的控制权成本得到补偿,又能维持收益的可持续性目的。(2)获取适当控制权私利对大股东具有激励作用,能够保证中小股东利益和公司价值不受到损失。(3)超额控制权私利具有侵害性质,会导致中小股东利益和公司价值受损,它才是控制与治理的对象。最后文章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给出了一些结论和建议。     

新投资机会对大股东攫取控制权私利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新投资机会存在假设,构建两期投资下的大股东利益侵占模型,剖析新投资机会、现金流权以及中小股东利益保护对控制权私利的影响。并结合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私利产生的背景,以2000-2008年间沪深两市A股市场发生控制权转移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进行经验验证。研究结果表明,新投资机会与控制权私利显著负相关,新投资机会对于抑制控制权私利具有重要作用;现金流权与控制权私利水平之间存在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关系,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独立董事占董事会的比例与控制权私利显著不相关,再次验证了我国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制度在公司治理方面的低效性。     

资本投资控制权的私有利益攫取研究:评述与探析

控制权结构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作为治理结构影响财务决策的重要方面,随着治理机制中不同利益主体代理冲突的演化而被不断赋予新的研究内涵。基于股权分散和集中两种公司治理模式,本文首先在理论上阐释了企业实际控制人通过资本投资攫取控制权私利的实质;然后,从实际控制人利益动机、控制权结构和资本投向三个方面系统评述了资本投资的控制权私利攫取机制和特征;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设置特征和控制权配置格局,探析了不同类型的控股股东通过资本投资攫取控制权私利的动机、能力和实现条件;最后,从资本投向之间的挤占、资本投资的结构异化和控制权结构的设置等方面指出了未来该领域的研究趋势及其对我国上市公司的启示。     

所有权安排对大股东控制权私利的影响研究

尽管所有权安排将通过所有权的性质、控制方式和结构比例等主要特征影响大股东控制权私利的攫取行为,但在不同国别和公共治理模式下却存在着利益目标抉择和诉求的相对差异。本文结合分级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制度背景下,中央和地方国资委分别掌握上市公司终极控制权的基本特征,着重从所有权的控制方式和结构比例两方面阐释了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攫取控制权私利的动机、能力和实际效果差异。本文的研究结论将为股权分置改革和国有资产管理中配套法规的建立提供经验依据。     

完善公司治理确实能抑制大股东的控制私利吗

本文采用流行的终极所有权方法对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控制私利进行了量化,并在此基础上采用2004和2005年1099家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检验了公司治理状况对于大股东控制私利的约束效果.我们的研究表明,公司治理整体上与大股东控制私利呈现倒U型的曲线关系,这种公司治理的总体效果是监事会治理和经理层治理两种治理机制对于大股东控制私利作用的叠加,除此之外的四种治理机制并没有起到约束大股东控制私利的显著作用.此外我们还发现,不同的公司特征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大股东控制私利.     

投票权制度改进与中小投资者利益保护

在我国上市公司股权高度集中的情况下,大股东的意志完全主导了股东大会,而小股东意志对公司决策变得毫无意义,这样就极大地方便了大股东通过掠夺小股东利益的方式获取控制权私人收益。那么投票权如何配置才能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呢?本文以2002~2005年,我国上市公司再融资中赋予外部股东超额投票权的分类表决制为研究背景,发现分类表决制可以加强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尤其是基金持股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利用分类表决制可以解决财务学中的"再融资之谜"。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我国现有股权结构下如何更为合理地配置股东权利提供了新思路。     

终极控制权、现金流量权与企业价值——基于隐性终极控制论的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实证研究

在探寻上市公司“终极控制权”的基础上,分析具有隐性终极控制权的上市公司中的终极控制股东的控制权、现金流量权对公司绩效和价值的影响程度,进而度量隐性终极控制股东对于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隐性终极控制股东,并通过金字塔结构等方式使其终极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产生偏离,且偏离幅度与上市公司的市场价值负相关,不同类型的终极控制股东控制的公司有显著差异.     

上市公司控制权私有收益的产生环境分析

在世界范围内,控制权收益都成为了公司治理的顽疾,侵害了大部分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也不利于金融市场健康发展。本文通过对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私有收益产生的内外部环境分析,试图挖掘控制权私有收益产生的背景和动因,并提出在我国当年的公司治理环境下上市公司的控制权私有收益问题。     

总经理特征与公司控制权——基于不同会计信息质量的经验研究

本文以我国证券市场上披露虚假会计信息而遭到证监会或财政部处罚的上市公司为样本．以及与样本公司披露虚假会计信息年份前一年年末资产规模相同或相近的公司，作为对照组．研究了在会计信息质量良好与虚假两种不同情况下，上市公司总经理特征与其是否拥有公司控制权之间的相关性。本文发现，会计信息良好的公司，两职合一的可能性与总经理学历指标呈现显著正相关，即素质越高的经理，越有可能成为股东的代表，拥有控制权。由此得出在确保会计信息质量可靠性的条件下控制权与经营权合流比分离更有效的结论，并以此建议公司应当选取能真正代表公司利益的人担当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并加强对其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素质的关注。     

我国上市公司终极股东的剥夺机理研究:基于“股权控制链”与“社会资本控制链”的比较

随着第二类公司治理问题成为理论研究的新焦点,上市公司终极股东的剥夺行为越发引起了学者们的高度关注.在“双重控制链”分析范式下,终极股东控制权与其现金流权之间的偏离加大,导致控制权私利增大,这种被“修正”后的控制权私利,即被“社会资本控制链”分析范式下的控制权溢价放大的“股权控制链”分析范式下的控制权私利,才是终极股东对上市公司进行剥夺的根本动因.沿着这一分析思路,文章分别时终极股东利益输送渠道的选择、剥夺行为的逻辑起点、“隧道挖掘”行为以及“二次剥夺”等问题进行剖析和深刻解读,并特别提出了显性剥夺和隐性剥夺两种剥夺形式,从而更加全面清晰地认识终极股东的剥夺机理.     

高管持股、高管的私有收益与公司的并购行为

探讨公司高管发动的并购行为与谋取个人私有收益行为之间的关联性,并尝试从高级管理层的私有收益角度对公司高管的并购行为进行研究.基于代理成本理论及中国高管薪酬管制和公司并购的特殊制度背景,以1999年～2007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固定效应回归、随机效应回归和分层回归的实证方法,得到一些重要结论.实证结果表明,中国上市公司并购已经成为高管谋取私有收益的机会主义行为,通过发动并购行动高管获得更高的薪酬和在职消费,而高管发动并购事件谋求在职消费的私有收益动机最为明显.通过分层回归还发现,目前中国的制度环境下管理者持股水平虽然相对较低,但这一股权激励的确能够适当缓解高管以谋取私有收益为目的而发动毁损股东价值的并购行为.     

民营上市公司控制类型、多元化经营与企业绩效

本文将2006年度民营上市公司分为直接上市和间接上市两种类型,考察了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程度、多元化经营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发现间接上市民营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程度、多元化经营程度均显著高于直接上市民营公司。多元回归结果表明,直接上市民营公司最终控制人金字塔持股和多元化经营对企业绩效没有显著影响;而间接上市民营公司最终控制人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程度和多元化程度越高,企业绩效越低,说明代理问题在此类公司比较突出。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程度和多元化指标的交互关系也为此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本文的贡献在于对民营上市公司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分类,并从动机和行为两方面考察了其所导致的经济后果。研究增进了对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认识,对理解民营上市公司控制类型以及多元化经营也提供了新的视角。     

金融契约、控制权配置与企业过度投资

以金融契约理论为基础,从控制权视角考察了企业"核心控制权"、"一般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交互关系及其对过度投资的影响效应,并利用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管理者利用控制权地位攫取私利是引发企业过度投资的主要诱因,随着管理者控制权强度增加,过度投资水平明显上升;(2)投资者拥有的核心控制权能够对管理者一般控制权行使产生有效约束,相比较于股权分散、负债较少的企业,股权集中、负债较多企业投资者拥有的核心控制权更集中、干预动机更强,因而企业过度投资水平明显降低。     

我国家族上市公司控制权私人收益的影响因素研究

当家族利益与上市企业利益相分离时,家族有动机攫取控制权私人收益。采用控股股权转让与非控股股权转让的溢价差来度量控制权私人收益的方法,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家族上市企业的控制权私人收益水平达到30.56%;控制权私人收益水平与资产负债率显著正相关,与企业规模显著负相关,与控股股权转让比例存在不稳定的正相关关系,与股权离散度和大股东制衡不相关。研究结果说明我国家族上市企业的公司治理存在着结构形式完整,控制权配置不合理的缺陷。     

大股东的支撑行为与隧道行为——基于托普软件的案例研究

本文结合托普软件案例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实施支撑行为(propping)和隧道行为(tunneling)的动机及实施途径,并对相关的治理机制进行了讨论。我们发现,支撑行为与隧道行为是大股东为获得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采取的方向不同的利益转移行为,支撑行为的目的在于提高上市公司的业绩指标,而隧道行为的目标是实际资源向大股东转移,通常不影响当期业绩,但对公司价值和小股东利益造成长期损害。充分发挥外部治理机制作用,加强投资者权益保护的法制建设是制约大股东行为的有效途径。     

Control Premium in Legally Constrained Markets for Corporate Control: The Italian Case (1993–2003)*

We discuss the simple model pioneered by Barclay and Holderness (1989,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5: 371–395) and recently reproposed by Dyck and Zingales (2004a, Journal of Finance 2, 537–600; 2004b Journal of Applied Corporate Finance 16, 51–72) in order to measure the value of control in countries, like Italy, where transfer of control is regulated by law. We demonstrate that it is possible to broaden the application of B&;H approach to block trades followed by mandatory tender offers and we show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we may obtain significant measures of private benefits also when voluntary tender offers are considered. In order to test for our theoretical predictions, we analyse the pricing of 27 control transactions involving the common stock of Italian listed corporations between 1993 and 2003. We find that block-transaction (tender) premium equals on average 8% of the firm’s equity value in the case of pure block-trades, 9% in the case of block trades followed by a mandatory tender offer, while it increases to 18% in the case of voluntary tender offers.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in the case of block trades followed by a mandatory tender offer, the acquirer does not transfer a larger portion of its surplus. This doesn’t take place in the case of voluntary tender offers, in which the raider’s bargaining power collapses. Our estimate of the control premium is sensibly lower than that presented in previous studies based on similar methodologies, providing up-to-date evidence for control stake valuation purposes and for comparison with cross country studies aiming at assessing the quality of rules devoted to minority shareholders’ protection. We also perform a cross-sectional regression analysis of private benefits of control and confirm some of the findings presented in the previous literature: particularly, we find evidence of a positive relation between the magnitude of private benefits of control and the target’s degree of stock-pyramiding. We also find that foreign acquirers and financial investors seem likely to face greater difficulties in extracting private benefits of control.     

股权分割、公司业绩与投资者保护

本文首先回顾了股权分割与公司业绩的相关文献 ,发现并没有一致的实证依据证明股权分割损害了上市公司的业绩。在此基础上 ,我们构建了一个更为广泛的上市公司1995～2001年的面板数据样本 ,对上市公司股权分割与公司业绩的关系以及公司上市后的业绩变迁进行了实证的研究 ,结果发现:(1)公司的业绩与非流通股 (国家股、法人股 )比例呈显著的U形关系 ,非流通股独大或独小并没有对公司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相反适度混合的股权结构对公司业绩是最不利的;(2)上市公司在上市后的经营业绩整体呈逐年加速下滑趋势 ,而股权分割的差异对该趋势无显著的影响。我们认为 ,把股权分割当成是中国股市问题的核心是具有误导性的 ,私有产权和全流通并不能消除股票市场的委托代理问题。我国股票市场问题的关键在于缺乏有效的投资者保护机制 ,无法对政府、大股东和管理层的剥削行为进行约束 ,导致市场诚信的丧失。在制度性缺失的环境中 ,不同性质的公司控制者的行为方式不会有本质上的差异。我们认为股权问题的解决必须以投资者保护为基础 ,在我国大陆法系的架构下 ,当务之急是推动立法保护私有产权的合法权益 ,并通过引入“集体诉讼”和“辩方举证”机制加强投资者保护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