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农民工城市适应问题研究——以社会关系网络构建为视角

随着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介于城市市民与乡村农民之间的社会特殊群体"农民工"能否与城市居民进行良好的互动,融入到其所服务的城市中去,逐渐成为社会各界的研究热点.而青年农民工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必须对现阶段青年农民工城市适应的社会关系网络进行深入分析,以期对准确地把握和解决农民工问题提供一定的借鉴.     

从边缘到共生——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解读

农民工阶层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产物。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城市寻求非农活动,成为中国社会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但现实情况是,农村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却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社会中。城乡有别的户籍制度决定了他们在就业、社会保障、政治参与等方面处于边缘地位。我国应从改革二元户籍制度、建立平等就业制度、充分发挥社区作用、发展民间组织促进其为农民工提供更多社会支持等方面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改变农民工群体的边缘化处境。     

城市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浅析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社会结构的急剧转型,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涌入了城市,由于各种原因,拖欠农民工工资成了我国社会久治不愈的"社会病".只有通过政府、社会、个人共同努力,健全法律保障制度,完善经济秩序,加强道德建设,才能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切实保障城市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城市社区民间组织的治理对策探析

培育与发展社区民间组织应从城市社区民间组织的功能定位分析出发,坚持统筹规划、重点培育、分类管理的原则.此外,还应加强立法,构筑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完善内部治理结构,提升社区民间组织自我发展功能;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有利于社区民间组织健康发展的制度环境.     

新生代农民工政治意识形成变化的影响因素

在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已日益成为主体,他们的政治意识无疑对于我国的经济建设、政治发展、社会进步有着重要的影响.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意识表现出二维特性,这与我国传统的政治文化、政治制度、社会环境以及新生代农民工自身都有着关联.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意识建设,需要从内在与外在两方面着手.     

从机会获得到能力提高:农民工城市职业融入研究——基于浙江的实证考察

每一个公民都有自由选择职业和提高劳动能力的权利.改革开放后,农民获得了自主选择职业的权利,但由于制度惯性和路径依赖,农民工在城市就业中还存在着诸多亟需解决的问题.职业机会获得是农民工进入城市的第一步,能力提高是农民工继续城市生活的关键环节,劳动工作关系和谐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根本保证.农民工的职业融入不仅需要政府提供充分的制度供给和财政投入,加强文化教育和技能培训,还需要企业改善管理制度,关注职工的日常生活、文化娱乐和精神文明建设,从而实现政府、企业与劳动者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使农民工从机会获得走向能力提高,最终实现城市职业关系融洽的新境界.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研究——基于道德心理学的视角

新生代农民工是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主体,具有不同于上一代农民工表征的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更多地表现为社会文化问题。应以主体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最终目的,通过实施道德矫治,以期增强新生代农民的道德主体意识,使其行为与社会保持协调,促进主体角色转型,最终融入城市。     

身体与城乡结构的象征性界分——以黑龙江吴村建筑农民工群体为例

以服饰、语言、表情等为表征的身体常常是社会身份与地位的重要标志,身体具有重要的象征性意蕴.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大规模农民工群体(主要是建筑农民工)进入城市工作和生活,并将一系列服饰、语言、表情等身体标记带入城市,同时也将城乡身份界线由"城乡之间"带入"城市之中",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城乡结构性界限在城市中凸显出来.一方面,农民工的身体特征展现了农村世界及其与城市世界的差异;另一方面,农民工的身体特征作为城里人对其加以识别的标志,导致后者对前者的"他者化"建构,农民工的身体成为一种社会身份区分的象征标记.虽然改革以来城乡二元结构渐趋弱化,但镌刻在人们身体和认知空间中的城乡二元结构依然惯性延续.因此,一切涉及农村与农民(工)发展的制度安排都必须承认和关照负载于农民(工)身体之中的惯习的存在.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农民工转型:一个新议题

当前,农民工群体正在从亦工亦农向全职非农转变,由城乡流动向城市融合转变,由谋求生存向谋求发展转变.本文以城乡统筹发展为背景探讨农民工的转型,认为农民工转型不仅指农民工的市民化,而且也包括农民工的新型农民化.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型,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大量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减产、倒闭,所需劳动力锐减,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和发展受到挑战.学界必须从关心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和基本权益保障,转到关注农民工的未来发展.     

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社会资本、同群效应与社会距离关系的实证分析

缩小城市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社会距离,增强农民工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实现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是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和谐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根据湖南省农民工"三融入"调查所得的数据,采用路径分析的方法,可以发现,以社会距离为中介变量的社会资本、同群效应等因素对农民工的身份认同起着不同的强化作用。在社会距离这一中介因素的影响下,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对其身份认同呈现显著的正向强化作用,而同群效应对其身份认同呈现显著的负向强化作用。因此,应从缩小农民工的社会距离入手,增强其在城市中的社会资本,避免同群效应在其城市融入过程中的负向作用,从而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有序进行。     

农民工的边缘化状况及其融入城市对策

作为我国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农民工被边缘化的现状不容忽视,已经成为影响城乡统筹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因素.因此,必须加速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进程:改革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给农民以平等的公民权;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制度,使农民工享有同等的就业机会;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公共服务体系,使农民工享有同等住房、社会保障和受教育的权利;健康推进城镇化,不断健全城镇公共基础设施;敞开城市胸怀,营造良好氛围,加强农民工培训.     

接纳与融合：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路径选择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进城务工的青年农民,已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体,具有融入城市的强烈愿望。但受目前城乡二元体制的限制,他们的城市融入仍然面临诸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一是要消除体制壁垒,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提供制度保障;二是推进城乡联动改革,保障农民工的各项基本权益;三是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使新生代农民工公平分享改革成果;四是加强教育培训,提高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和综合素质;五是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营造理解、尊重、关爱农民工的社会氛围等。     

寻根之旅:城市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困境及其未来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步伐不断加快,大量农民涌入城市,成为城市中一个新的群体——农民工。他们物质和精神生活都很匮乏,特别是对于从小生活在城市的农民工子女来说,其处境更令人担忧。他们生活在城市,无法适应农村的生活和农业生产,同时在城市又无法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没有归属感,可以说是游离于乡村和城市之间的群体。本文针对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的生存现状,分析其生存困境,以及他们对这一困境的反抗或者说是宣泄方式,并试图找到解决方法,以期改善他们的生存环境,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农民工"是新兴工人群体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主要变化是大量农民转化为工人等城市居民,这一社会群体是新兴工人阶层与新市民.虽然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在不断改善,但仍然没有走出二元化城乡壁垒,没有享受到平等的市民待遇.本文对"农民工"群体的成长性与边缘性、维护"农民工"群体的基本权益、依靠新兴工人阶层的途径、新兴工人阶层的城市融合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社会管理的组织化路径——社区民间组织的“均衡化”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基于单位体制的社会秩序与组织模式面临转型与重构,社区逐渐取代单位成为城市社会管理的手段。然而,较低的组织化程度使社区尚不足以实现其多种内涵,也不能够促进城市空间的再组织化和承担城市社会管理的各项功能。社区建设过程中,社区民间组织的发展显示了一条社区组织化的新路径,但其各种类型发展的不均衡则造成了社区虚浮的组织化。政府转变观念并予以推动和扶持,有助于社区民间组织充分发展,实现社区多层面的组织化,为新时期中国社会管理奠定组织基础。     

关于推动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相关问题的分析

16～30岁之间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逐步占据中国农民工队伍的主体.无论是考虑到新生代农民工自身需求,还是出于城市发展需要,都有必要逐步推动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安家落户.要在提高认识、开展试点的同时,对农民工开展相应培训,并满足其住房和社会保障等方面需求,推动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社会融合.     

城市社区视角下农民工组织管理体制更新的推进重点

农民工“城乡边缘人”的社会角色定位使其闲暇生活具有与传统农民和城市市民不一样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单调化、庸俗化、问题化三个特征．由此农民工闲暇生活对城市社区建设产生了新需求。但多元化的趋势与过去沿袭已久的单一行政化组织管理体制模式之间的矛盾构成了我国城市社区组织管理体制的基本矛盾，由此促使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的更新改革成为一种必然。政府引导的农民工群体积极参与的社区组织管理体制模式将是城市社区管理农民工的有效管理体制模式．可从五个方面加以重点推进。     

当代农村民间组织生长成因研究

近年来 ,农村民间组织发展较快 ,而目前学界对此关注不够。农村民间组织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于农村自身广泛社会资本的运用 ,基层政府对农村的公共物品供应不足及农村精英的参与。农村的民间组织能协助政府治理乡村 ,是农民自身的利益表达机制。但同时政府也要加强对农村民间组织的引导     

从农民工犯罪看农民工管理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农民工犯罪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可以说是由农民工的个人素质、心理状况、社会环境、社会管理机制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建立和完善农民工管理制度非常必要和迫切.只有从制度上加强对农民工的管理,才能使农民工的违法犯罪得到控制、缓解,才有利于社会稳定,才能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健康发展.     

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融入

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融入问题关系着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进程。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过程中存在经济福利待遇不对等、强社会关系固化和城市制度的排斥、社会身份的多重错位等现实问题,提高对农民工阶层的收入分配比重,赋予他们产业工人的政治经济地位,多管齐下促进农民工阶层的垂直型社会流动,加强对他们的继续教育培训,是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和推进中国城市化发展可尝试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