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修史和史料工作片断

唐代统治者十分重视修前代史、当代史及史料的收集,这对于研究我国史学史和档案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唐初,起居舍人令狐德棻首先倡议利用前代档案史料和遗老记忆,以修撰前代历史。《唐纪要》誉之为“修撰之源自德棻始”(见《唐会要》中的《史馆》篇,以下同)。他曾对唐高祖李渊说:“近代已来,多无正史,梁陈及齐,犹有文籍可凭”,“至于周隋,多有遗阙”。为补救计,必须从耆老口中采访史料。他说:“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更十数年”,“恐事迹     

芝麻通鉴

吴人韦政腹枵然,好谈诗书,语常不继。或嘲之曰:“此非出‘芝麻通鉴’上乎?”盖吴人好以芝麻点茶,市中卖者,以零残《通鉴》裹包。一人频买芝麻,积至数叶,而以零残语掉舌。人问始末,辄穷,曰:“我家‘芝麻通鉴’上止此耳。”(明·冯梦龙《古今笑史》无术部第六)     

略论避讳在太平天国史料考订中的利用

罗尔纲在《太平天国史迹调查集》中说：“史料必须考订，不考订就会以伪乱真。而在中国历史上，伪造文件数量之多，以对太平天国文物的伪造居第一位。”①为深入研究和探讨太平天国史就需要深入进行有关档案史料的编纂和考订工作。而在太平天国革命过程中，由于主观和客观原因，避讳在各个领域，特别是政治、文化领域，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清史史料学》出版

正由中国史学会会长、著名明清史专家冯尔康教授所著明清史学术文库《清史史料学》(上下两册)已由故宫出版社于2014年5月出版。清史资料浩如烟海,且散布各地,文种复杂,对研究者参考利用颇为不便。作者即针对此问题,以自己多年从事史学研究之经验,著成此书。作者首先在绪论中介绍了清代的历史地位和加强清史研究的意义、研究方法,清朝修史制度、私人著述与史料,清史史料学的任务,以及本书写作目的、内容和     

屈原与儒家

屈原思想归属哪一流派在学术界历来众说纷纭,各持己见。把屈原归人儒家、墨家、法家者皆有,但更多的是将之归人儒家。《史记·屈原列传》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王逸说：“《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离骚序》）刘勰《文心雕龙·辨骚》说：“虽取熔经意,亦自铸伟辞。”清戴东原也说：“其心至纯,其学至纯,其立言指要归于至纯,二十五篇之书,盖经之亚。”（《屈原赋注·序》）陈澧《东塾读书记》更明确指出：“屈子之文虽为辞赋家,其学则为儒家。”     

聂夷中籍贯考辨

一聂夷中，晚唐著名诗人，曾任华阴县尉。其籍贯旧有二说：一为河南人，一为河东人。现存史料中，五代人孙光宪《北梦琐言》首述聂氏籍贯，谓其为“河南中都人”①。嗣后宋元诸书，如蔡居厚《诗史》、阮阅《诗话总龟》、魏庆之《诗人玉屑》、辛文房《唐才子传》皆从之，谓聂夷中为“河南人”，而均不标县籍②。至明代，高《唐诗品汇·诗人爵里详节》云：“聂夷中，字坦之，河东人。”③其后清《全唐诗》卷六三六、李调元《全五代诗》卷六聂夷中小传皆承其说④。近代以来，有关论著述及聂夷中籍贯，或取河南说，或取河东说，并无考证。１９５…     

“汉学”与史料解读

"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的遗传性"(蔡元培赞语)的胡适见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有"六经皆史"一句,遂强做解人,谓"六经皆史"的"本意只是说‘一切著作,都是史料’",由此又导出钱玄同"断烂朝报"、梁启超"流水账簿"及傅斯年"史学即史料学"诸论。钱穆深以为忧,谓"章氏六经皆史之论,本主通今致用,施之政事。其前有李恕谷,后有包慎伯、周保绪、魏默深,与实斋皆以游幕而主经世……经生窃其说治经,乃有公羊改制之论。龚定庵言之最可喜,而定庵为文,故时袭实斋余绪者。公羊今文之说,其实与六经皆史之意相通流,则实斋论学,影响于当时者不为不深宏矣。近人误会‘六经皆史’之     

墨家文献典籍概论

先秦时期出现了“诸子百家”，而对后世思想文化影响较大的有“十家九流”，其中以儒、墨、道、法最为有名。墨家是惟一曾与儒家并称为“显学”的一个学派，从有关的史料记载中我们就可以窥见其当时的盛况。《韩非子·显学篇》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吕氏春秋》中说“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以属弥众，弟子弥丰。孔墨之后，学显荣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还说，墨子“无爵位以显人；无赏禄以利人。”但其“盛誉流于北方；义声振于楚越。”可见，在先秦诸子中没有哪一家能与墨家相比。就连儒家的孟子在批判现实和其他学派时也曾对…     

论“史”与“志”应有区别

史、志关系相当密切,二者有其相同的方面,但也有其相异的方面。史为记事,志为述地记人。史、志的发展,各自有渊源,而史先于志。《周礼》春官小史“掌邦国四方之志”。注引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三书为地方史之起源。为何《周礼》称“四方之志”,而不称史,因“史”是当时的官名,故说春官小史“掌邦国四方之志”。梁启     

五四学群运动有关各方的不同应对——以《申报》、《国民日报》为中心的考察

"精英华语体系"和"革命范式"观点认为五四运动是由精英领袖发起的一幅爱国民众合力抗议政府外交失败的图景。通过翻捡当时《申报》、《国民日报》等大量珍贵史料,笔者认为,五四运动是爱国学群为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自发组织的采取以"非暴力手段"为主要手段的爱国学群运动。在这场"活剧"中有关各方争先恐后之"镜像"跃然于纸上,其特点是:"学生登台、群众搭台、政府抑台、列强拆台"。五四学群运动并非是失败的,理由是:一方面迫使北京政府延缓签订卖国条约,并给西方列强尤其是日帝在外交上和经济上以威慑;另一方面五四学群运动以"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使学群维权运动的"涓涓细流",汇成中国人民反帝反军阀的巨流。     

“当以奇句奇目使之一见而惊”——谈悬念性导语

文无定法。“导语”作为消息的开头,也有多种类型和方法。但是,不论什么方法,有一个原则需要遵循,那就是文章一开头,就要有吸引人的魅力,使读者欲罢不能,非看下去不可。清代著名戏曲理论家李渔说:“开卷之初,当以奇句夺目,使之一见而惊,不敢弃去,此一法也。终篇之际,当以媚语摄魂,使之执卷流连,若难遽别,此一法也。”此一经验之谈,对于新闻写作同样有借鉴的价值。怎样在“开卷之初”,就能使人“一见而惊,不敢弃去”呢?利用人皆有的“好奇之心”,在导语中巧设悬念,最容易取得这样的魅力。     

《百衲本二十四史序》前序

昔司马温公尝言：“少时惟得高氏《小史》读之,自宋讫隋正史,并南北史,或未尝得见,或读之不熟;今因修南、北朝通鉴,方得细观。”章实斋又言：“通鉴为史节之最粗,而纪事本耒又为通鉴之纲纪奴仆。尝以此不足为史学,而止可为史纂、史钞。”由是言之,为学不可不读史,尤不可不读正史。正史汇刻之存于今者,有汲古阁之十七史,有南、北监之二十一史,有武英殿之二十四史。     

档案史料价值及其学术功能浅议

档案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已是有目共睹。尤其是对近现代史研究,它已被一些专家尊为“衣食父母。”固然,这一方面由于档案本身的属一次文献、内容原始、真实等特性,另一方面也和档案界同仁多种形式的参与分不开。并由此,有档案专家提出了创立一分支学科档案史料学的倡议。笔者从事档案史料编研工作10有余年,虽为浅尝辄止,但在实践中也有点滴体会,认为胡适在史料学研究中强调的“方法的自觉”,确是一种借鉴。这就是对档案史料如何掌握其特殊性与共同性,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对其史料价值和学术功能有个较规范的总结。笔者归纳为下…     

我国图书贸易溯源

我国图书贸易源于哪朝哪代,一直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择其要者,大致可以归纳为两说。其一,以郑如斯、肖东发为代表。在他们编著的《中国书史》中认为“东汉时已有以卖书为业的书肆出现。”其二,以郑士德为代表。在其领衔编著的《图书发行学》中考证,西汉杨雄《法言·吾子卷》记载:“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又根据《三辅黄图》中记载;“仓之北,为槐市,列槐树数百行为队,无墙屋,诸生朔望会此市,各持其郡所出货物及经书传记,笙磬乐器,相予买卖。”从而推断     

编辑史、出版史研究述评

近20年是编辑史、出版史研究的活跃时期。有组织地开展活动和有领导的集体研究与分工合作，对推动研究发挥了很大作用。出版业内人士、高等院校师生和相关部门专家学，是研究的基本力量。20世纪最后10年的地方出版史料编纂，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为代表的社史研究，以及编辑出版人物研究、出版史料汇编，硕果纷呈，使“两史”研究进入崭新时期。     

试论薛应旂《宪章录》的史料价值

《宪章录》是明季史家薛应旃所纂的一部载录本朝历史的编年体史著,史料价值甚高。是书之史料价值体现于“载录史实,翔实得宜”、“点睛之按语”、“开‘宪章’史著之先河”等三方面,     

钱大昕与陈寅恪治史方法之比较——从一个侧面看乾嘉学派的深远影响

陈寅恪学术成就的取得、学术地位的确立与乾嘉考据学家钱大昕之影响关系至密.陈寅恪治史始终坚持的无征不信之学风、宁详毋略之态度、以史料为基点之方法,正是遵循了"竹汀学派"的路数.但陈寅恪治史又表现出不同于钱大昕的时代特色.本文拟从治史态度、治史方法、学术规范方面探讨陈寅恪对钱大昕的"接受";从家学渊源、致用目的、"宋学"接纳方面探讨二人的不同及陈寅恪对钱大昕的超越.     

孔子音乐思想考略

孔子与音乐 孔子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人,他自幼喜爱音乐,尤其是对传统性的音乐特别喜欢。他好学不倦,不耻下问,因此掌握了多方面的音乐技巧。他会击磬、鼓瑟、弹琴、唱歌、作曲等。孔子曾问礼于老聃,学乐于苌叔,学琴于师襄等人。他不管学习什么知识都很认真、刻苦。他跟乐师师襄学弹琴曲《文王操》时,从音乐的各个角度探索音乐表现力。师襄一再说：“可以益矣。”然则孔子却一再用“未得其数”“未得其志”“未得其为人”的谦虚态度来严格要求自己。最后孔子以“精辟微妙之义人神化”的娴熟技巧向老师汇报演奏了这首曲子,使得师襄佩服得“避席而拜”。     

关于出版史、印刷史分期的不同观点介绍

关于出版史、印刷史的分期,有关的论著一直有不同看法。大要可分为两类:一类以社会发展历史为背景的分法;一类以出版、特别以印刷生产力特征为标准的分类。以社会发展历史,即以《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近代、现代的区分为分期,最早出现在“书史”领域。现在可见到的以刘国钧《中国书史简编》(修订本,1981)为代表。该书在古代以后分3章:19世纪中叶至“五四”前夕,“五四”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严格按历史分期,莫过于对《新青年》,     

燕京引得丛刊:从历史到现实

“哈佛燕京学社汉学引得丛刊”(简称“燕京引得丛刊”)的发刊,若从其第一种《说苑引得》的问世之日算起,至今已整整六十周年了。为了表示纪念,笔者特撰此文,拟从学术史的角度对这套丛刊的编纂史买和历史得失略加评述,并以此求教于各位专家。一、历史的回顾中国以现代科学的方法来编纂古代典籍索引的历史,实开始于本世纪到来之后。二十年代,一些先觉的知识分子由于受到“五四”新文化思潮的冲击,开始倡导以索引的方式普及科学的读书方法,以提高读者阅读与研修的效率。由此为契机在当时的知识界中所酿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