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混改提升企业战略绩效路径研究——双元创新理论下的双案例分析

国企混改整合的主要目标是改善国有企业资本结构,培养有竞争力和创新力的治理体系,进而有效提升国企运行效率。然而,现有理论研究表明,国企混改整合是否能提升国企运行效率与绩效,还未形成一致的结论。以创新方式为视角,基于双元创新理论,采用双案例对比研究方法,探讨处在不同的混改整合阶段下创新方式对战略绩效的影响路径与机理。研究发现,在混改整合准备阶段,利用式创新更有利提升企业战略绩效;而在混改整合优化阶段,探索式创新更有利于提升企业战略绩效。研究结论不仅解释了理论界对国企混改经济结果的现象与争议,建立了国企混改整合中不同创新方式对企业战略绩效影响路径的理论框架,而且拓展了双元创新理论应用在管理学中的边界范围,为混改企业提升战略绩效提供了理论指导。     

混改背景下国企股权制衡对企业绩效影响的研究

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混合所有制改革已被确定为推动和深化国企改革的重要战略部署。随着混改的推进,国企股权结构的变化势必会对企业的绩效产生影响。基于此,本文以2013—2017年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多元回归的分析方法,研究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国有企业股权制衡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混改国企的股权制衡度与企业绩效呈倒"U"型关系,且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绩效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增加对企业绩效有积极作用。混改国企中第二大股东是非国有股东,前两大股东性质不一致,则制衡有效。鉴于我国目前国有上市公司股权制衡水平较低的现实,应适当提高除第一大股东外其他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并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入和增加非国有资本和不同背景的战略投资者的比例,促进股权结构的多元化发展。     

国企改革的新思路：基于研发投入规模视角

试图从新的视角考察混合所有制企业在不同研发投入规模下的创新差异,从而剖析股权制衡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最优方向选择问题.利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PSM-DID)方法,基于2005—2018年A股部分上市企业数据分析当前我国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并着重分析混改政策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路径.研究发现:混合所有制改革可以显著提升国企生产率水平,总体呈现递增的动态影响,并且对大规模研发企业、垄断性行业企业的政策效果尤为明显;规模化研发投入是国企混改提升企业生产率的重要路径,国有资本大规模研发企业比重处于50％～75％时更有利于提升企业生产率,小规模研发企业比重小于25％时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效果更为明显.在此基础上,对促进国企混改提出促进股权多元化、保持较高国有股比重、优化激励考核制度、采取差异化混改政策等建议.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模式和公司治理——以中粮集团为例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已经推出4批试点企业。通过案例研究,深入分析不同类型企业如何进行混改模式的选择,为国企混改提供了案例参考经验。本文选择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典型代表——中粮集团进行案例研究,对中粮集团旗下3家不同类型的企业进行分类研究,详细分析了3家企业混改模式、绩效和公司治理结构,总结中粮集团分类分层混合所有制改革对提升企业绩效、优化公司治理机制的经验,探索混改的模式,不同类型企业混改路径如何选择。为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稳定发展、提升国有企业发展效率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同时丰富了国企混改的相关理论。     

国有企业引入非国有资本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制造业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在国有企业引入非国有资本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制度背景下，本文手工收集了制造业国有上市公司2008—2016年非国有股东的股份持有与人员委派等相关数据，从股权结构和高层治理两个层面系统研究了非国有股东参与对国有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非国有股东股权结构参与能有效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而非国有股东高层治理参与在非国有股东股权结构参与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中具有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揭示，非国有股东参与对国有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效应主要来源于经理人观，而非政治观。     

"天生国际化"企业:股权结构、国际创业与绩效的关系研究

基于2007年中国工业统计数据,应用回归模型对中国工业企业的股权结构与其国际创业的强度和绩效(ROA)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企业的股权结构对企业国际创业战略选择及其绩效具有显著的影响,国有控股企业国际创业的强度最弱,与其绩效无负相关关系;法人控股企业和私人控股企业的国际创业强度要高于国有控股企业,在部分行业中与其绩效呈正相关;法人控股企业的国际创业强度和企业绩效没有显著地高于私人控股企业;企业的负债率水平与国际创业的绩效负相关,结论表明了债权人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从国际创业的视角提出了改进中国创业企业国际化战略的政策性建议.     

金融错配影响技术创新的政府补贴效应分析——基于企业控股权性质差异视角

    基于控股权性质差异视角,本文首先理论分析金融错配对国有与民营企业技术创新产出及其模式选择的差异性影响,以及政府补贴在缓解金融错配影响企业技术创新时的政策效应;然后再以我国A股市场2012—2019年期间上市企业为样本并基于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虽然金融错配有助于增加国有企业技术创新产出,但它在降低民营企业创新产出水平的同时,会严重阻碍国有与民营企业原始发明创新能力的提升;政府补贴能有效缓解金融错配对民营企业技术创新产出与原始发明创新能力的不利影响,并对其研发投入产生正向“挤入效应”,但它对国有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与产出的政策效果均不显著。     

非国有股东治理、媒体关注度与国企绩效

本文以2009—2020年上市国有企业为研究样本,在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从股权制衡和高层治理两个维度出发,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非国有股东治理对国企绩效的影响以及潜在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非国有股东向参股国企委派高管能够显著提升国企绩效,但仅通过股权制衡难以发挥明显的提升效果。而且非国有股东治理是部分通过影响媒体关注度提升国企绩效。进一步研究还发现,非国有股东治理通过影响媒体关注度提升国企绩效的效应主要存在于竞争性国企中。本文不仅丰富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媒体关注度的学术研究,同时具有一定的政策参考价值。     

企业技术创新会受到同行企业社会责任明星的影响吗？

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和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已被国内外学者关注和探讨，而鲜有研究考虑同行社会责任水平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基于信号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本文研究了同行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明星的治理水平和产出水平对私营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通过对16个行业的CSR明星和3546家私营企业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同行CSR明星的治理水平负向影响私营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但其负向影响程度随着私营企业创办者社会地位的提高而减弱；同行CSR明星的产出水平正向影响私营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其正向影响程度随着私营企业创办者社会地位的提高而增强。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国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为以上结论提供了更好的证据支持。研究进一步深化了现有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前因研究和同行企业社会责任效应研究。     

高管团队社会资本对CSR负面事件的缓解效应——基于产品市场视角

基于产品市场视角,本文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考察企业社会责任（CSR）负面事件对产品市场竞争力的影响,以及高管团队社会资本的缓解效应。研究发现：CSR负面事件会显著降低企业产品市场竞争力;道德型负面事件比能力型负面事件对企业产品市场竞争力的消极影响更强;CSR负面事件对竞争行业企业产品市场的消极影响比垄断行业企业更为明显;高管团队社会资本可以显著缓解CSR负面事件对企业产品市场竞争力的冲击。     

外资持股对OFDI国有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工业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

在绿色科技水平与发达国家差距显著的背景下,通过治理结构变革和OFDI技术寻求战略的协同创新赋能已成为国企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本文选用沪深两市工业企业中混改后“走出去”的国有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创新性地从“分散制衡”和“深入治理”两个角度出发,考察外资持股融合性和深入度对OFDI国企绿色创新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相比外资持股融合性,外资持股深入度对OFDI国企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显著增强。异质性分析方面,外资持股对OFDI国企绿色创新的积极影响主要作用在投资强环境规制东道国的国企、高污染行业的国企以及非控股型的国企。作用机制方面,相比外资持股融合性,东道国创新水平在外资持股深入度和OFDI国企绿色创新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增加;相比命令型环境规制,市场型环境规制对外资持股和OFDI国企绿色创新两者关系的正向调节显著增强。本研究从逆向技术溢出视角探讨了外资持股促进国企绿色创新的实现路径,揭示了构建“融”“深”新型外资股东合作关系及优势互补对激发国企绿色创新的重要作用,有助于国企的绿色创新战略决策和国家激励政策的优化。     

董事联结、董事会职能与并购绩效

并购是推动创新经济,国企混改的重要途径。本文采用事件研究法、BHAR模型与非参数检验方法,从董事会职能的视角研究了联结董事社会声誉对公司并购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声誉机制主要通过提升联结董事的咨询服务,降低并购双方之间信息不对称来改善并购绩效;目标公司信息越不透明或异地并购时,高声誉联结董事促进作用增强;而在委托代理问题严重的公司,监督职能受到限制,甚至低声誉联结董事可能在掏空严重的公司与管理层合谋,损害了并购绩效。本文的结果表明,应从加强声誉机制、改善公司治理入手,促进董事联结对并购绩效的积极作用。     

社会信任有助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吗？

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实践方式,如何驱动企业可持续性的社会责任行为成为研究的重要议题。社会信任作为宏观经济运行与微观企业市场活动的“润滑剂”,对企业的市场行为与社会行为产生不可忽视的作用。传统的研究主要研究外部正式制度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忽视了社会信任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在驱动企业社会责任实践中产生的重要作用。本文基于2009-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了社会信任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效应,并检验了外部正式制度与企业内部高管激励制度在社会信任（非正式制度）与企业社会责任的调节效应;进一步验证了基于工具竞争逻辑主导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在社会信任与企业创新之间的中介作用,验证企业社会责任的工具价值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社会信任对企业社会责任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产权、披露环境以及行业追随等方面存在异质性;（2）外部正式制度（市场化环境）在社会信任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产生正向调节作用,呈现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协同倍增效应;（3）企业内高管股权激励制度在社会信任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产生负向调节作用,呈现出企业内激励制度与企业外非正式制度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替代效应;（4）企业社会责任在社会信任与企业创新之间产生部分中介作用,即Porter和Kramer（2006）提出的企业社会责任的战略竞争工具效应得到实证结果的支持。本研究在理论层面上基于“内外结合”的视角丰富了企业社会责任驱动因素的研究,拓展了社会信任作用与企业社会行为的影响机制,在实践层面为政府以及企业重新审视社会信任的价值效应提供经验证据,也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发挥社会责任的竞争工具效应提供经验启示。     

女性高管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研究述评

随着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不断深入,高管性别特征作为公司治理结构的替代变量会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产生显著影响,对女性高管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基础和相关研究进行梳理与述评,分析现有理论和研究方法的现状与不足,为女性高管与企业社会责任的进一步研究提供理论借鉴和视角参考。     

我国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实现驱动力研究——基于内生性视角

履行社会责任是国有企业的与生俱来的属性。国有企业背负着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使命与责任,其社会责任履行既影响企业自身发展,也影响国家和社会公众利益,社会责任具有内生性。本文首先基于一般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剖析了国企社会责任内生性内涵,认为国企承担社会责任需要统筹兼顾,同时考虑自身发展和社会稳定,作用于经济、环境和社会领域。然后将国企社会责任驱动力来源分为企业发展愿景和履责使命两个层面,发展愿景体现在长期目标下,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逐渐从“被动”转向“主动”,实现企业和社会间“双赢”;履责使命体现在国企受企业性质和政治地位影响,在国家监管下履行社会责任,实现企业和社会间“互利”。基于内生性视角,结合三重底线原理,本文运用系统动力学思想,按照商业一类、商业二类和公益类国有企业分类,从经济绩效、社会绩效和环境绩效三个维度构建国企社会责任系统间结构和联系动态模型。通过分析2016-2022年间七家代表性央企的社会责任水平和企业发展能力变化,衡量不同维度下的社会责任贡献与损失,探究驱动不同类型国企履行社会责任的主要维度。结果显示,不同类别下的国企由于性质和业务不同,对社会责任履行各有侧重,存在差异化的社会责任实现模式。基于研究分析提出：按照不同途径进行分类改革,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内化为国企转型发展的基础构成,有利于推进国企履行社会责任愿景与使命相统一,提高不同类型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针对性、有效性和科学性,帮助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制度建设不断完善升级。     

税基还是税率？不同税收激励与企业研发创新

   创新的公共产品特性和金融市场失灵是影响企业研发创新的两个重要因素,前者可通过税收激励来调节,而后者产生的主要原因是融资约束。本文基于2010—2017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融资约束视角采用双固定效应模型、动态回归模型、负二项回归模型等方法研究了税收激励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税收激励对研发投入强度具有正向促进效应,而且税基优惠的促进效应大于税率优惠,但税收激励对研发创新质量的促进效应不足。融资约束对研发投入强度影响显著为负,税收激励可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研发投入强度,其中税基优惠主要有利于缓解内部融资约束,税率优惠更有助于缓解外部融资约束。文章最后提出应关注每项税收激励政策有效性、提升创新质量等建议。     

地区经济发展、社会责任行为与科技创新投入

目前许多研究表明社会责任和科技创新都有助于企业价值的增长,然而多数研究仅将这二者孤立的进行探讨,实践中许多企业既进行了科技创新投入又有社会责任行为,本文将这两种行为置于一个框架下探讨二者对于企业价值的交互效应。以中国2007-2014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与科技创新投入对企业价值的交互效应,并考察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该交互效应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责任行为与科技创新投入对企业价值的交互效应为替代效应,即社会责任行为与科技创新投入共存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对企业价值增长的促进作用;动态研究的结果同样表明,社会责任行为与科技创新投入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存在替代效应;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是该替代效应的外部激发机制,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存在显著的替代效应,而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成长性高的企业替代效应更显著,同时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该替代效应的影响也仅在成长性高的企业中存在。本研究反映了社会责任与科技创新对于企业价值的交互效应以及这种效应的外部激发机制,打开了社会责任与科技创新促进企业价值增长作用的黑箱。     

企业社会资本对公司治理水平影响的实证研究

从企业社会资本理论的视角,以南开公司治理研究中心发布的上市公司治理百佳公司中的70家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企业社会资本对公司治理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与中小股东和社会的关系越协调,上市公司治理水平越高,但企业与供应商和客户的关系对上市公司治理水平的影响不显著,引入双因素交互作用因子后,企业社会资本对公司治理水平的影响有显著改善。     

大股东、CEO薪酬激励与企业创新

选取2009—2015年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查薪酬激励缓解大股东对企业创新的负面影响的中介效应。Logit、Tobit模型与回归模型均发现大股东对企业创新的负面影响,CEO薪酬激励发挥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28%。CEO薪酬激励是非国有企业样本的完全中介变量,CEO薪酬是国有企业样本的部分中介变量,其持股未产生中介效应。研究结论表明提升上市公司薪酬激励水平是缓解大股东对企业创新的负面影响的重要途径,为治理"一股独大"提供经验证据与研究思路。     

“科技认定”、代理成本与创新绩效——基于上市公司专利申请的初步证据

将“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简称：“科技认定”）视为特定的政企创新联盟和科技资源分配机制,本文利用上市公司年度专利申请量反映其创新绩效,重点分析了在不同政府治理和公司治理环境下获得“科技认定”资质对上市公司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与国有企业相比,获得“科技认定”资质后,民营企业创新绩效显著提高;且随着预期政府代理成本或公司代理成本的减少,“科技认定”政策的创新治理功能得到进一步的增强,改善外部政府治理和内部公司治理质量将显著优化“科技认定”政策的创新治理环境。总体上,较之“政治资源诅咒”效应,“科技认定”政策的创新“扶持之手”效应占主导。本研究指出,发挥“科技认定”政策的创新治理功能依赖社会创新资源优化配置和企业内部创新资本有效利用。本文协调了产业政策与企业创新研究提供的不一致的经验证据,对厘清政府在构建普惠性创新治理环境体系过程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