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及影响因素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民工群体中的"精英",探讨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及影响因素,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处于混状态。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性别、城市生活体验、与市民的社会交往状况、与市民之间的社会差异感、城市社会生活的满意度以及是否参与当地城市社区组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有显著性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的伦理向度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焦虑,是一个受到政府关切、社会关心以及学界关注的重大社会问题。新生代农民工之于"城里人"后致性社会身份的谋求及建构,不仅仅在于其自身的主体性认知,也在于社会制度安排以及社会文化心理环境中的主体间性共     

农民工生活方式的转变与社会身份的缺失

新生代农民工在日常生活方式与自我价值认同上明显区别于第一代进城农民工。对沈阳的个案研究认为,从农村到城市所带来的生活方式的转变在主观与客观上模糊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身份,作为社会分层多元化的一种特殊表现,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阶层归属出现了原有定义与现实情况既矛盾又重叠的特殊局面,造成了其城市生活环境下社会身份的缺失,并进一步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相关的社会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建构的路径选择:外显性炫耀与内隐性积累的文化消费模式对比分析

处在认同危机困境中的新生代农民工亟待为自己建构明确的社会认同,主观信念结构下社会流动的可实现性和自反性现代社会的到来,为新生代农民工以文化消费的模式选择实现认同的建构提供了可能性。本文基于对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消费模式的对比,分析了外显性炫耀与内隐性积累文化消费对应的两种路径在新生代农民工认同建构中的效果,比较结果表明教育型文化消费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通过内隐性路径建构社会认同。     

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状态、社会认匾与社会融入：浙江两市调查

以浙江温州、丽水两地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为例,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经济状况、身份认同、乡土认同、城市认同和未来发展等方面进行调查与分析,从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视角考察其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和心理文化融入状况。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积极的社会认同建构和社会融入,应完善教育培训体系,创设宽松的社会环境和发展空间,丰富城市社区的文化生活,鼓励新生代农民工回乡创业。     

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型文化消费探析:社会认同建构的路径选择

文化消费作为建构社会认同的重要手段,其消费主体的范围有待于进一步扩大,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文化消费对于建构其社会认同具有重要意义。文化消费通过两条路径来建构社会认同:一条是通过彰显文化消费的符号意义来实现消费的“示同”和“示差”功能,以此实现外显层次上的建构;另一条是经由教育型文化消费,通过积累文化资本、发展自我,从而使个体融入更高的社会阶层,实现对社会认同的内隐性建构。对农村青年三条社会认同建构路径的比较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应该将其文化消费的重点由外显符号意义的文化消费转移到教育型文化消费上来,积累文化资本,提升自我价值,建构城市认同。     

农民工消费行为与身份认同困境研究

在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正被强大的社会机制从传统的农业文明中剥离出来,接受工业文明的严峻挑战。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必然带来身份变动和身份系统的不稳定,并在一定程度上产生认同困境。本文结合转型时期农民工身份变迁和消费行为的变化,构建农民工认同框架与消费行为的关系模型,剖析农民工认同困境的形成机理与内在特征,引导农民工提升认同感。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建构与炫耀性消费的悖反性思考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出现明显的炫耀性消费现象,他们的炫耀性消费行为主要是基于对商品外显符号意义的考虑,目的在于实现对其社会认同的重新建构.炫耀性消费在很大程度上悖反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此种悖反一方面体现为其收入与消费的不匹配,另一方面体现为其社会认同内部结构与炫耀性消费倾向的不一致.新生代农民工在混乱的社会认同状态下通过畸形的炫耀性消费行为建构新的社会认同,是对于其城市边缘身份和不平等社会地位的一种抗争,以期借此融入城市社会生活.     

新生代农民工“内卷化”现象及其城市融入问题

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中国农民工群体的主体.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成长的文化背景不同,他们更渴望融入城市社会,但受相关制度和一些传统观念的影响,城市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排斥现象依然存在.这种社会偏见和社会排斥现象的存在极易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的“内卷化”倾向,从而影响其市民化进程.新生代农民工的“内卷化”倾向主要体现在社会交往、社会流动和社会认同三个方面,而“去内卷化”的路径应从确立城乡一体化发展理念、改革相关制度及提升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城市适应力等方面加以探求.     

从生产主体到消费主体:消费认同与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建构——基于珠三角地区的分析

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消费对创造认同和身份建构的影响日益凸显。以珠三角地区为分析样本,考察作为一个职业阶层的农民工群体,在乡城流动背景下新老代际间的群体结构转型与身份建构。研究表明,农民工在乡城流动背景下,经历了从生产主体到消费主体的结构变化。与此同时,珠三角大都市的消费主义巧妙地融入到了现代城市生活的消费世界,冲击了这一群体传统的消费习惯和生活方式,激发出青年农民工内心中的消费欲望,为之提供了新的生活参照,使之由生产主体向消费主体转向。消费开始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主导形态,同时也作为一种去"农民工"身份的主体行动,强化着他们体验、想象和建构新身份的主动选择。     

现代文化适应中的社会资本建构

本文将社会资本建构作为现代文化适应研究的一个维度,通过三个新生代农民工的个案分析,探讨不同社会资本建构模式对现代文化适应的影响。文化适应的制约因素不仅在于社会结构性的制度安排,更在于个体自身在社会经验积累中形成的一套主观生存伦理和生活价值观念。社会记忆和社会生活的情景性支配着个体的行动逻辑,进而形成了不同的社会资本建构模式,最终影响文化认同与文化适应程度。     

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及影响因素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问题极为重要,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会产生很大影响。文章重点探索了新生代农民工缺乏身份认同感的现状,以及影响身份认同的几个因素。     

民族政策与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的建构

国家民族政策与少数民族身份认同有着密切的关联,国家制度结构下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的建构过程,直接影响着各民族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状况。国家通过开展民族工作和实施民族政策,建立公民"民族成份"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而从制度上建构并确立了少数民族的身份认同。     

“80后”农民工的社会认同与城市融入

在经济社会加速转型和利益结构加快调整的背景下,农民工群体步入代际转换的重要时期,“80后”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力军和生力军。“80后”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包括身份认同、对城市的认同、对乡土社会的认同和未来归属认同四个方面。应从政府、企业、市民和农民工自身四方面努力来推动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建构出一个基于公平机会之上的城乡一体化的社会管理制度。     

污名与歧视:农民工社会身分的建构

农民工是我国当前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和体制转轨时期出现的一个特殊而又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群体.虽然农民工的社会身分在本质上指涉农民,但作为第三种社会身分类型,农民工的标签粘贴和身分建构又不同于农民的身分建构.它不仅是一种国家的制度安排与自我角色认同的结果,更是一种社会各方面互动的过程建构.     

乡土情结的嬗变与农民工市民化的身份认同

乡土情结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产物,与土地和宗族观念紧密联系.在现代化进程中尤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民社会流动加剧,乡土情结不断地经历着嬗变.现代化进程对乡土情结的冲击引发了农民工对自身的认知冲突,是困扰农民工市民化的一个重要心理障碍.要改变乡土情结对农民工的束缚,必然要求从制度安排、市民认可和自我认同三个方面着手,以此促进农民工的市民化.     

他者与自我视界中的大学教师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已成为晚期现代性背景下人们普遍遭遇的问题,大学教师,这个曾被视为高踞于象牙塔之中追寻真知的群体,如今也因大学日益融入社会而面临着角色变化引发的身份认同问题.身份认同既包括他人或社会对个体的期望、规定与认可,也内含个体对自身的反思、认定和追寻.因此,大学教师的身份认同研究可以从以下两个路径展开:基于他人视野的制度之维以及源于自我认同的个体之维.     

学校场域中流动少年儿童的身份建构与认同——以昆明市的调查为例

学校场域中流动少年儿童的身份是由包括现行户籍制度和教育制度的外部结构性力量建构的,也是由作为互动主体的教师、同龄群体等多元他者所建构的,流动少年儿童形成了“外地人”和“既是本地人又是外地人”的身份意识.流动少年儿童作为行动主体,对被建构的身份形成认同和困惑,面对群际差异,积极用行动寻求从“我是谁”向“我会成为谁”的认同变迁可能性.     

新生代农民工的参与意识与权利表达

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主体意识逐步觉醒,他们开始寻求自由、平等的发展机会,期望身份认同,具有强烈的公共参与意识和权利表达诉求。为此,需根据其权利诉愿的特性作出理性的回应．其中最根本的是要在理念上实现农民工身份的转换,即从农民工向公民转变。在具体制度设计上,应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真正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城镇化和平等的公民权利;畅通底层与精英问的流通机制,实现新生代农民工个人发展的机会均等;创新社会参与机制,强化新生代农民工的“结构力量”;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让新生代农民工平等分享发展利益;优化权利救济制度,构筑新生代农民工权利诉求的理性平台。     

城市外来人口“身份-认同”研究的范式转换——从“制度建构”范式到“文化场域实践”范式

近年来,城市外来人口的身份认同问题成为公共政策和学术研究的重要问题.主流的“制度建构”研究范式在城市外来人口身份认同问题上渐现偏颇与不足.实现城市外来人口“身份-认同”的前提并不是“制度建构”研究范式所诉求的政府相关政策、制度的变革,关键在于通过强化既有内群体身份或创生新的“共享内群体身份”,实现其自我及社会的现实认同.相关研究应由“制度建构”范式向“文化实践场域”范式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