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解冻文学”与“伤痕文学”的差异性

苏联的“解冻文学”与我国的“伤痕文学”都是在经过一段极左思潮肆虐之后,在思想解放的社会背景下兴起的。这两大文艺思潮在各自的文艺界都产生过重大影响。比较研究这两大文艺思潮,总结二者的经验教训,对于促进我国文学的健康发展,深化苏联当代文学的研究,探索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规律,是大有裨益的。     

不仅仅是文学走向的抉择——谈1948年前后“桥”的文学论争

在台湾新文学发展中 ,1 945年光复后创办的“台湾新生报”开辟的副刊“文艺”尤其“桥”在 1 948年间发起的一场文学论争 ,达成了两个带有全局性的重要目标 :用进步的、革命的文学消除“皇民文学”的流毒 ,占领文学阵地 ;以团结、统一的理念 ,澄清文艺思想 ,端正文学方向。这不仅给当时的台湾文坛点燃了一盏指路明灯 ,而且为后来的台湾文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至今仍不无意义。     

警惕“阴谋文艺”借尸还魂

前一个时期,“歌德派”在打倒“四人帮”后刚刚复苏的社会主义文艺百花园内刮起了一阵“冷风”,在文艺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其原因是因为它的代表性论点,都是从林彪、“四人帮”极左文艺路线那里来的。试略举一二。 其一,是讲社会主义的文艺方向,只能按一定的模式办事,墨守旧规,不准讲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文艺的服务对象和工作对象也应该扩大。 林彪、“四人帮”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时候,给革命文艺作品及革命文艺工作者强加的一条罪状,叫做“从三十年代提出‘国防文学’,到六十年代鼓吹‘全民文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提出自己的新任务。 关于“国防文学”,前一阶段文艺界已经进行过有益的讨论,给这个口号平了反,这里     

重构“革命经典”：从复杂到“纯粹”——以歌剧《白毛女》和舞剧《白毛女》为例

延安文艺界所开创的文艺创作方向作为建国后的文艺主潮一直延续到“文革”时期。在这一长达近四十年的文艺实践过程中,左翼文艺界为了在文学艺术中创造一个“绝对无我”之境,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文化战略目标,追求一种“绝对的纯粹”。从20世纪40年代的歌剧《白毛女》到60年代的舞剧《白毛女》,就很好地反映了革命激进文学派别的这种乌托邦冲动,即以“净化”的方式修改一些“具有一定思想基础”,但又有可能模糊政治伦理观念的“复杂性”作品,展开对自我、阶级本质等想象,以建立一个全新的文艺形态。     

在论争中结束和没有结束的论争

一九七七年底开始,在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同时,展开了关于一九三六年文艺界两个口号论争的讨论。这场讨论推倒了林彪、“四人帮”强加给“国防文学”的污蔑不实之词,为在文艺界拨乱反正、肃清流毒做了一点工作。还一致肯定了两个口号论争是革命文艺队伍内部的争论。这场讨论是有成效的,它的发生既不是什么人任意提出的,它的结果也不是更把思想扰乱了。当然,对于文艺界几十年来的一桩“公案”,在短期内不可能达到认识的完全一致,这是毫不足怪的。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在论争中结束,可是这场论争却至今没有结束。这是一个引人深思的现象。我的这篇文章,则仅限于从学术的角度,谈谈对这场论争中几个问题的认识,以就正于批评者。     

当代台湾文学的人文主义脉流

当代台湾文学的人文主义脉流朱双一对于当代台湾文学思潮，人们常以“现代派”和“乡土派”的二分法加以描述。近来，有人注意到由官方所主导的所谓“三民主义文艺”也应以尊重历史的态度承认它的存在。①然而，对于时隐时显地贯穿于当代台湾文学全过程的又一重要脉流──...     

整合资源 创新品牌 贴近群众——南通市文联“五月风”文艺展示月实践与体会

2008年，南通市文联坚持“两为”方向和“双百”方针，以出作品、出人才、繁荣文艺为宗旨，努力探索“创作精品化、活动品牌化、服务零距离”的新路子，精心打造第三届“五月风”文艺展示月这一活动品牌。活动中创作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满足了群众对文艺的精神需求，实现了文艺与群众的零距离，得到了南通文艺界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充分肯定。     

贝科夫及其新作《苦难的标志》

五十年代初,苏联文艺界提出“写真实”和“积极干预生活”的口号之后,从“尊重人的价值”这个角度出发提出人道主义问题,人道主义又成了苏联文学的主潮。在这些文艺思潮的影响下,肖洛霍夫发表了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开创了战争文学的新时期。这篇小说发表之后有一大批参加过卫国战争的青年作家、评论家称之为“前线一代”的作家在苏     

《文学台湾》：寻找“遗失”的记忆

《文学台湾》从“文学叙事”和“理论想象”两方面描述了台湾文学的基本概貌、发展轨迹,填补了台湾文学研究的某些空白,还通过塑造“文学台湾”的形象对台湾问题进行文学审视。为此,作者打造了一个由还原的记忆世界、感性的理解世界和理论的想象世界构成的“三重世界”。它们在从知觉形象、感性形象和“抽象形式”上丰富着“文学台湾”形象内涵的同时,也使得《文学台湾》对台湾问题的文学审视具有文艺学、社会学的意义和思想史的价值。     

中国新文学作家视野中的台湾文学

20世纪20年代,以张我军为代表的台湾知识分子抱着文化朝圣的愿望最初进入中国大陆文学界,并将大陆新文学运动之风引向台湾,但台湾文学却由于当时台湾的日治身份而并未被中国新文学作家和中国新文学界所重视。这种现象持续到30年代,台湾文学依旧被当作“外国文学”引介。直到40年代中后期,台湾光复前后,《文艺春秋》的主编范泉始在刊物中集中介绍台湾文学,将台湾文学拉进“中国文学”的视野之中。本文力图梳理这种微秒的变化,并分析产生这种变化背后的社会历史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