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明道学中的本体功夫思想

本体功夫范畴与体用范畴相连,是宋明道学把体用范畴应用到认识论、方法论和伦理学领域的必然产物;而本体功夫理论则与中国传统的儒家心性学说有关,是儒家心性学说发展演变到宋明时期的必然结果.它们都与佛教哲学、道教哲学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在与佛教哲学、道教哲学既相排斥又相融合的过程中形成的.由于本体功夫思想主要存在于宋明时期,所以我们主要把它放在整个宋明道学的范围系统和理论结构中进行探讨.     

论隋唐道教"道性"论对于佛性思想的吸收

隋唐道教关于道性起源有"本有"、"始有"、"亦本亦始"三种观点,而这些说法恰恰与佛性论的三种理论直接对应,显然是从佛教之中直接移植的。而孟安排所言的五种"道性"是将"道性因果"与"亦本亦始"两个方面的问题合为一体的尝试,同样是在佛教思想影响之下完成的。与佛性常清净的思想相似,三种道性说都是持"道性"本来清净的立场,这样便有一个清净之本体与妄染之心的关系问题。隋唐道教对此有多种略有区别的诠释,而以"心性清净,烦恼所覆"的理论模式和"两半义"最重要。这两种理论都是在吸收佛教中观学的基础上,将道教的传统思想加以改造而形成的。     

《性自命出》的思想及其对先秦儒家心性学说的推进

心性学说是儒家理论开展不可或缺的环节,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对先秦儒家心性理论的发展过程却并不明晰。《性自命出》作为郭店楚简儒家类文献的重要篇章,蕴含丰富的心性思想,其中关于性命相通、性之善恶、性情一致、心取性出、身心一致等观点,对理解孔孟之间百余年间儒家心性学说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体的解构与重建——唐代道教重玄学发展探微

起源于东晋的重玄学 ,至唐代而趋于鼎盛。基于重玄学破对待、求自由的意趣 ,唐代道教重玄学的总体走势是在重玄双遣理路下解构“道”本体 ,继而经过对新的本体的几番探求后建立起“心”本体。解构“道”体 ,以初唐的成玄英为代表 ,他对重玄学的内涵有最深刻的界说 ,适用重玄精神也最为痛快淋漓。解构道体是重玄精神贯彻的必然结果 ,但本体的解构在道教修为实践上也有其危险 ,于是盛唐的王玄览等开始集中探求新的道体 ,以求为道徒们重新树立起修为之本。然而新道体的建构终未能在理论上获得成功 ,取而代之的是对“心”本体的建构。重建“心”本体的思想 ,主要体现在晚唐重玄学著作《大道论》和《三论元旨》中。从道本体的解构 ,到心本体的重建 ,是唐代道教重玄学发展的主线 ,这一理论演化过程 ,极大地提高了道教的整体理论水平     

论司马承祯的道教心性之学

作者从道与心、工夫论、道与形3个方面探讨了司马承祯的道教心性之学，指出其坐忘主静说将重玄的心性论具体化为道教的修行实践，主张“虚无之道，力有浅深，深则兼被于形，浅则唯及于心”的形神合一论，对后世道教内丹和宋明理学都有一定的影响。     

本体·心性·工夫——"北宋五子"到朱熹的理学范式建构

宋明理学是中国儒学发展史上继先秦子学、汉唐经学后的又一重要理论范式。相较于汉唐儒学,这一新范式的显著思想标识就是偏重形上之维和内圣之维的开拓,从本体论、心性论和工夫论等各层面深化儒家义理精神。就理学本体论、心性论和工夫论的建构以及理气心性的圆融而言,"北宋五子"和朱熹之学对儒家这一理论范式的建构具有奠基性的意义。邵雍的"先天之学"和周敦颐的"太极"说,是为儒家道德精神确立形上依据的一种重要尝试,代表着理学思想的滥觞,不仅如此,周敦颐的"诚"论还一改汉唐儒学宇宙论的铺排,开始了儒家心性本体化的思考,由此重新开启了儒家的"内圣"之维。张载的气本论哲学是儒家本体论建构的真正开端,而其划分"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主张则是理学范式下典范性的心性论成果。二程"自家体贴出天理",奠定了理本论哲学的基础,而其"性即理"的论说则昭示着他们对理学本体论和心性论的打通。二程后,朱熹通过注解"四书",建构了综合"北宋五子"、圆融理气心性的理学体系,而这也标志着儒家理学这一新理论范式的确立。     

论道教的性命双修

性命双修是道教修道的一个基本原则.在道教中,命是指生命,即由形气构成的具有生命活力的存在物;性指心性,即心神,也就是人的精神意识.人的命与性是不可分的,性离不开命,命离不开性,人是命与性的统一体.由于人是命与性的统一体,所以修道不能只修命或只修性,而必须性命双修,方能达到形神俱妙的神仙境界.在修道的方法上,既要使用保养形气的修命之术,又要使用炼养心神的修性之法;在修道的程序上,则既可以像南宗那样先命后性,也可以像北宗那样先性后命,但最终都必须以性命双修、形神俱妙为依归.     

儒家“心”的层次

现象学在精神上与儒家心性之学是有相通之处的,故以现象学的态度分析儒家的心性之学,既是现象学的发展,也是儒家心性之学的发展。"心"的建立与完成,经历了经验之心、先验之心、先天本心、与实践本体这四个阶段。实践本体的确立是真正意义上儒学的开始。     

儒道释论“中”

本文对儒家的“折中”、道家的“守中”、释家的“中观”思想作了梳理辨析.指出,三家理论各具特点,共同建构了中国人的精神品格和思维方式.其中儒家侧重于对认识客体的真实性、准确性的把握,力图使人的认识和实践更符合事物的实际状况和发展规律.道家侧重于对认识主体心性的要求,追求自然而自由的心境,来体道悟道.释家则“不落两边”,侧重于从本体论角度认识事物现象与本质的形上关系.三家从不同角度对“求中用中”的积极探索,表现了中国人对把握“尺度”的富于智慧的追求,但也具有不可忽视的缺陷和消极影响,需要我们扬长避短地吸收借鉴.     

中国心性论第三种形态:道家心性论

本文认为道家心性论是与儒家、佛教心性论迥然相异的中国心性论的第三种形态。道是道家心性论的理论基础,由道而性、而心,是道家心性论的具体展开。命论与生死论,是道家心性论的外在延伸。致虚守静是道家修养论的主旨。自然、自在而自由,和谐、和睦而和适,是道家心性论的基本内容。     

直觉的辩证法--中国哲学思维的特征

直觉的辩证法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大特征,它不像西洋哲学的逻辑辩证法那样追求严格推理,以证明概念的逻辑关系,而是追求一种精神境界,如儒家的"天人合一"、道家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佛学的"般若智",都是要人超越有限的生命以达到无限的精神境界.宋明理学的儒、道、佛三教合一的心性修养和"仁者与天地万物一体"的精神,现代新儒家的直觉为体、理智为用都体现着一种重视宇宙人生的自觉精神.     

周作人对陶渊明的文化定位

周作人的人生与文学创作都深受其偶像陶渊明的影响。他认为,陶渊明是"中古圣徒""千古旷达人"。周作人对陶渊明的双重文化定位,凸显了他以儒为名、以道为实、儒道表里的复杂文化心理和外儒内道、无为而为、以释补儒的带有"出世"倾向的人生观。虽然周作人学陶,某些方面也似陶,但二者质性迥异,这种差异源于两人对儒家理论的不同态度。     

儒、释、道的自由观比较研究

儒、释、道自由观均重视人的自由问题,但在出发点与时效性方面存在差别。儒家是以“人学”为核心内容的学说;佛教是从修心的角度出发的,追求来世精神自由;道教是追求得道成仙,向往无拘无束的活神仙境界。这三者的自由观均有糟粕之处,应给予扬弃。     

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忍”

“忍”是中国传统文化积淀在中国人心理结构中的具体成果,是本土心理学中一个重要的研究变量,共存于儒、道、佛三家思想体系中.儒家思想的“忍”体现在以“仁”为中心,透过“义”“礼”的制约来完成个体的成圣成贤.道家思想为“忍”找到了理据.佛家认为,忍是一种智慧,相信因果报应的认知方式也提高了人们的忍辱能力.     

中国哲学的一多论

一多关系问题,是中国哲学各家各派普遍关注的问题。它涉及整体与部分、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本文分析了儒家的天人合一论与理一分殊说,剖析了佛家的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论,探讨了道家的一生万物与以多归一论。指出这些理论当然带看唯心论的成份,却涵有极为深刻的哲学智慧,值得很好地研究。     

先秦儒道哲学中的智、水关系之比较

本文探讨了儒道伦理学中水与道的关系、道与智的关系以及智与身的关系。道家由水而得道 ,贵柔处下 ,谦退自保 ,离人而慕天 ;儒家则乐兼山水 ,道兼刚柔 ,秉仁义而处世 ,自强不息 ,进取有为。两家虽然都因水而知道 ,而处世 ,而修身 ,但所得之道不同 ,所尚之智不同 ,所持的处世修身取向亦不同 ,因此而形成了他们在中国历史上的不同地位和影响     

从儒家和道家的生死观看安乐死合法化的思想基础

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赞同安乐死,出现这种情况与传统儒家和道家的生死观的长期影响密切相关。儒家和道家的生死观为安乐死合法化提供了思想基础。其中,儒家的生死观为中国人提供了安乐死的社会价值,而道家的生死观则为中国人提供了安乐死的个体价值。     

论儒道互补的三种形态

儒道二家学说是中国本土产生的两种不同价值取向的思想文化,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儒道文化既互相区别、互相对立,又互相影响、互相补充。儒道互补的形态在理论上表现为儒道融合,在社会政治上表现为儒道并行,在人格修养上表现为儒道双修。这三种形态从不同层面丰富发展了儒道互补的文化内涵。     

北宋时期儒家学派的排佛论

北宋时期,经过几代学者的持续努力,儒家学派从学术思想上对佛教作出了全面而深刻的批判。北宋儒家学派的排佛论,除了继承前代思想从道统、伦理、功利几个角度批判佛教外,还在佛教最为擅长的存在论、心性论上与之展开论辩,以儒学的一贯之道批驳佛教学术的偏颇与反常,从而促进了儒学自身的创造性转换。     

存在的根源--"道"与"超灵"

爱默生的核心思想"超灵"与道家的最高理念"道"有许多相似之处.这种相似性既存在于宇宙发生论也存在于本体论.二者既崇高又具有变通性,成为道德生活的最高标准.